杨毅同志1960年5月调来广州市任副市长，主管农村工作。我是农业战线干部，有幸直接间接地在他领导下工作，深感他是一位水平高、修养好的领导。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求真务实、风度儒雅、平易近人、爱护和信任干部，让下属能放开手脚去工作。

　　他领导我们纠正农村出现的“五风”

　　1960年是从化县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最困难的一年。其历史背景是：经历了1958年的虚假“大跃进”，1959年人民公社化的大刮“共产风”，以及取消农民自留地，大办生产队集体饭堂，提倡“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等种种折腾后，在青黄不接的春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粮荒，农民不仅吃不饱，营养差，还要加班干活，白天大炼钢铁、大办水库，晚上还要加班突击农活，因而不少社员患了两脚浮肿、妇女子宫下垂等疾病。第一书记吕白和我夜间开车到田间巡视，远处望去一片灯光，走近眼前，看见农民在稻秆堆边睡觉。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心理自责，对不起农民兄弟姐妹们。于是痛下决心，一方面制止再开夜工，同时采取水稻秋收后把田地借给农户自种杂粮瓜菜，生产度荒；另一方面，县里拨出部分资金，帮助每个公社都办起临时医院，把那些由于饥饿、劳累而患病者收容住院治疗，一般二、三个月就康复出院了。

　　是年秋，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开展农村社、队干部整风的指示，着重通过教育和整顿，纠正各地不同程度存生的五股歪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五风”的出现固然有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和政策方面出了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在工作的要求和指导上的急于求成，宁“左”勿右，片面追求多快、忽视好省等原因而造成的，不应把责任全推给基层干部，对他们过于深责。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和政策，是国家大事，我们解决不了，中央正在研究调整，广东省委也在是年10月间，召开了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会，分析了农民存在的问题，统一了对彻底赔退“共产风”的认识作出了整风整社的工作部署。

　　是年11月，杨毅来到从化，与县委第一书记吕白一起，在城郊公社国星大队蹲点，召集各公社党委书记开会，传达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农村社队干部整风的指示。杨毅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我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但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干部不同程度地犯了“五风”的错误，使农民吃了不少苦，生活困难，甚至劳累致病，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应该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自觉进行纠正，改了就是好干部。二是要下决心彻底赔退“共产风”，凡是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无偿抽调生产队、社员的所有财物，都要彻底赔退，实物在的退还实物，实物不在的折价以现金赔退，现金不够的宁可把厂房、设备卖掉、把招待所的床铺、公社饭堂的枱凳卖掉，实行破产赔退，只有使农民不受损失，才能取得群众谅解，干部接受教训，今后不再重犯。三是要关心群众疾苦，发动群众，利用一切荒地、坡地，大种什粮、瓜菜，度过青黄不接，保证明年不再闹粮荒。

　　杨毅讲话时象个大学教授在授课，他从容不迫，语气平和，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但原则性很强，对于彻底赔退“共产风”的政策，破产赔退的态度，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含糊。但说到纠正其他“四风”时，他强调要耐心做思想教育工作，从爱护干部出发，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自觉改正，不追究个人责任。

　　我当时正在江埔公社蹲点，会后与公社领导干部一起，立即召开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杨毅讲话精神与吕白代表县委的工作要求，把农械厂的设备变现，连招待所的全部床铺以及饭堂的大部分枱凳折价赔退给大队和生产队，大家都很满意，群众反映良好。

　　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与我们同游乐

　　我有幸与杨毅等同志一起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会议内容见本书收入的《我参加七千人大会之所见所闻所思》（载于《广州党史》2007年第一期），这里只记述会议期间杨毅和我们一起游乐的事。

　　大会共开了27天，每周1~6是参加各种大小会议，只有几个晚上观看了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主演的京剧和春节联欢晚会，星期日大会统一安排车辆送我们浏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先后畅游了天坛、地坛、故宫、长城、香山、北海公园、颐和园、圆明园、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城楼等，这是在紧张的会议中欢愉与轻松的时光。

　　特别难以忘怀的是，每次外出旅游时，杨毅特别喜欢与佛岗县的周昶、连县的冯克之，从化县的我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参观、边照相。有时偶然遇到郊区的王永新、从化县的吕白、花县的张玉崎和马健，也曾一起照相，他对我们几个从县里来的年青人很关心，像与老朋友那样随便交谈。在一起游乐中，我感到他很随和、亲切、健谈、博学、多才，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领导，我们都喜欢称他杨毅同志，他总是叫我小周。

　　他与我同在宦溪村蹲点

　　1964年广州市郊区开展“四清”运动，杨毅兼任“四清”总团党委书记、总团团长，以人和公社为先行点，他在方石大队蹲点，摸索经验。任命边六群为人和分团党委书记、分团团长，我任分团副团长，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要我在运动中兼管全社的生产工作，在罗汉塘大队蹲点，与他时有接触，体会到他深入实际的好作风。

　　是年9月，铺开第一批多个公社，我被任命为黄埔公社分团党委书记兼分团团长，在宦溪村蹲点，杨毅、杨丰（总团办公室主任）也来到宦溪村，与我们一起办点。我们分别住在几户贫农、下中农家，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和研究工作时则集中在一起。在这段为时数月一起办点的工作过程中，我对杨毅的思想作风有较深的体会：一是他非常重视学习，而且钻研得很细，尤其是学习毛主席的语录更加认真；二是他考虑工作的思维很慎密，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细致分析，每一步工作做到紧密；结合生产，强调四清要把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落到实处，由于我分工抓生产，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事实上，当年的生产搞得较好，达到了增产增收的要求；三是他不时向我提出一些前瞻性的问题，问我有否考虑，如何对策，对我来说，既是提醒，又是促我动脑子去思考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四是在工作进行过程中的每个小段落，他都和我们一起回顾、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召集各分团领导来交流，每次交流他总是要我先向大家汇报这段工作进行情况和经验、问题，他接着谈个人看法。有一次，我由于准备不足，没有把经验讲透、要点讲清楚，他用很轻松的语气说：小周准备不够，让我来补充吧。他谈得既全面又重点突出，交流会开得很成功。

　　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办点，我从中学到了他的思想和方法，提高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工作开展很顺利，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感受到他对干部的亲切、爱护和宽容，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希望今后能多些时间在他身边工作。

　　1966年春节刚过，总团把我调到政治部任副主任，给我压担子，同年6月，市委任命我为中共广州市郊区区委副书记，给我的担子更重了。那时，“文革”已经开始，我预感到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要善自为之，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和杨毅同志的信任。

　　“文革”期间难忘的一件事

　　1966~1976年的“文革”10年，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争争斗斗，同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验教训，不必赘述，我唯一想说的是一件难以遗忘的事：

　　1967年夏秋之间，人和公社的革命群众组织，把我和杨毅先后带回公社接受群众批斗。我比杨毅早到半天，有人对我说，“四清”期间，一部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被批斗，赔退金额也过多，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怨气很大，因而退却松气，不愿当干部，各项工作难以开展，公社革命领导小组决定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当时任“四清”总团团长杨毅和人和分团副团长的……我也预感到这回是要和我算“四清”的帐，早已有思想准备和写了自我检讨的提纲。杨毅来到后，问我对“四清”工作有何看法，我坦诚地把我写的检讨提纲给他看，其中有不少提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指示和杨毅对工作的部署，我是怎样执行的，实话实说，没有隐瞒什么。当天晚上，杨毅和我都作明天捱斗的准备，没有心情闲谈。

　　但我未料到，在当天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主斗的是杨毅，我只有陪斗，而且每个揭批者上台揭批后，总是说：“周森，你出来揭批杨毅，他是否这样说的……”这使我很为难。一，我也是被批斗者，这样实际把我推到当证人的位置，我很尴尬；二，他们揭批杨毅的材料不是完全符合事实，我既不宜直接为杨毅辩护，也不应不分是非令杨毅受委屈，我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揭批杨毅时，他们揭批杨毅的错误是事实的，我和他们一起揭批，事实有出入的，我按事实去揭批。当时，有人上台揭批杨毅说，听说你在“四清”时，说过有三分之一的党支部不可靠，有的干部比国民党还差，这是对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污蔑……对此，我首先揭批了杨毅对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看得过重……至于有三分之一的党支部不可靠，有的干部国民党还差的说法，是上级发来四清总团的简报上说的，我没有听杨毅这样说过，很可能是这份简报使杨毅对基层干部的看法有所影响。就这样，把揭批杨毅中的一些是非问题说清了，我认为这是为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最后，杨毅和我都真诚地对“四清”工作中执行了一些“左”的政策和个别工作队成员的粗暴作风等原因，对基层干部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自我检讨和赔礼道歉。

　　后来，我曾多次到人和公社工作时，有意征求一部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意见，他们反映，经过批斗会和公社多方面做工作，干部的怒气已基本消除，他们对我以礼相待，希望我多去关心他们的工作，我终于得到群众的谅解。对于这次批斗会，我感受很多，也受到教育。

　　深情怀念远在天国的他

　　他领导我们农业战线的同仁走过了30多年的路程，在不知不觉间都逐渐年老了，但杨毅同志风采依旧，儒雅不减。我们情牵绿野、心系“三农”的情怀也没有改变。1984年广州市农业经济学会成立，杨毅荣任名誉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我们全体理事共同努力为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和出谋献策，杨毅在两届农经学会近10年间，多次出席学会重要会议，为农经学会题辞，对学术研究工作作指示，勉励大家多作贡献，使农经学会走出了一条求真务实探新途的路子。这样的好领导，不仅我很敬重他，农业战线中与他有接触的同志都十分敬重他。可惜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想起这些绵绵往事和对他感激之情，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执笔略书此文表达怀念离开了我们的好领导——杨毅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