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以及中央直属机关、部队的主要领导，共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这个大会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尚未完成渡过的背景下，着重总结近几年的工作经验、端正作风、讨论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是建国以来参加人数最多，会议时间最长，意义非常重要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40年后的今天，回顾自己参加这个大会的亲身经历，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但由于当时仅是广州小组的一个成员，对全面情况了解不多，而且事过数十年，许多细节已淡忘，迟迟未能动笔，近读张素华著《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和其他有关回忆文章，受到启发，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有责任记下自己之见闻和一些思考。

　　一、当时佛山、广州地区农村的一些情况

　　这个大会要解决的问题与当时农村的情况密不可分，有必要先把我当时直接接触到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1958年至1961年正是全国农村高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期。广东省的佛山、广州两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高举“三面红旗”、热火朝天地掀起《大跃进》运动，在兴修水利、造林绿化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是1956年夏调到佛山地委农村部工作的，任合作科科长。经历了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我很受鼓舞，深感形势喜人，形势迫人。但不久发现，大跃进中基层干部有一种浮燥情绪，各地大都多报粮食产量，水份很大。1958年冬，佛山地委组织检查组，到台山、开平、恩平三县检查晚造水稻产量，我带队到开平县后，和县干部一起下乡选择一些高产片，参与从收割到过秤的全过程，这些高产片原来估产时，亩产都高达1000斤以上，但实收只有600多斤至700斤，三个县都有类似的情况。后来又发现，所谓水稻亩产13000多斤的高产卫星是在收割前用拼禾的方法，把20多亩田的水稻带泥移植到一亩田内，实际是弄虚作假报高产。有一次，我随地委书记杜端芝到番禺检查生产情况，该县农业局长汇报他发现某村的一片所谓亩产万斤番茨，是事前把大量番茨运来混埋在此地里凑数的。

　　由于粮食高报产量带来了粮食高征购的后果，以及下年度粮食生产高指标等一连串问题。据反映，有些地方的农民因“高征购”的压力，被逼把部分口粮作余粮卖了，到青黄不接时出现了粮荒，省个别领导认为这是由于有些地方瞒报产量造成的，因而又开展“反瞒产”运动，以东莞县虎门公社为试点，并行文批转全省。

　　1959年夏，南海县委以大沥公社为先行点，开展“反瞒产”运动，召开全社三级干部会议。半个月前，我带领地委派往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蹲点，帮助解决建设遗留问题，此时也参与这个会议。大小会议折腾了三天，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众口一辞，不承认有瞒产行为，局面还未打开，蹲点的同志耐心做沥西大队干部的思想工作，一位副大队长交代，因怕本队粮食外调，与生产队长合谋，瞒报了稻谷13000多斤，分三处地方隐藏，我连夜派组员回队查核，毫无结果。最后他承认是逼于压力而谎报瞒产。我们如实向公社和县委书记汇报，大家一致认为，反瞒产应该实事求是，便结束会议，不了了之。

　　佛山地区的人民公社化过程是这样：1958年冬，地委派我带4位同志赴河南遂平县参观学习全国首建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后，我即到花县（现花都区）参与试办花山人民公社试点，待取得经验再铺开，但没料到，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题词一经传播，便“一雷天下响”，各县纷纷办社，到了1959年1月底，佛山地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又缺乏实践经验，建社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政社合一的体制，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组织规模，建立人民公社和建社后大办厂、场时无偿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刮了生产队和农民的“共产风”。中央发现了问题，多次开会研究和部署各地对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政策及时进行调整，这是正确的。1960年秋冬之间，各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在公社、大队两级开展了“反五风”运动（即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这也很有必要。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与人民公社的体制和上层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决策失误、计划指标过高、征购任务过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应深责基层干部。

　　农村基层干部这几年经历的辛苦、劳累、是是非非、风风雨雨，我有着切身的体会，感同身受。因而我是带着这些感受参加七千人大会，期待这次大会能直接聆听到中央领导的指示，与省、地领导一起，总结这几年工作，明确努力方向，为促进大好形势的再现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刘少奇报告的曲折过程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没有开幕式。毛主席主持大会。他说：“刘少奇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报告的稿子，还没经政治局讨论，我建议先发给到会的同志评论、提意见。你们来自各地方、部门、比较接近下层，比中央局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人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先安排三天时间在小组会上阅读讨论，分组的情况是：以省为单位（包括各部、解放军）共35个大组，省以下以地委为单位，约400个小组。

　　广州小组由广州市委、各区区委、花县、从化县委主要领导30人组成，成员中有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第二书记赵武成、副书记梁湘、副市长杨毅，农村战线有花县县委书记张玉琦、副书记马健、从化县委第一书记吕白、书记处书记周森（马健、周森担任小组记录员）。小组成员住宿和讨论均安排在颐西宾馆内。

　　我是在1959年8月从佛山地委调到从化县委工作的，同年，从化县划入广州市管辖。我在从化工作了整整7年，情况较熟识，尤其是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印象特别深刻。1960年3-6月间，由于人民公社建立后，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实行“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多吃了计划内的口粮。不久后，公共食堂种的蔬菜也全部吃光了。为了渡过青黄不接的日子，不得不把食堂全部解散，余下的少量口粮分配到户，各家各户生产自救，杂粮也吃光时甚至靠采野菜和上山摘榛子等野果充饥。不少社员由于过度劳累和吃不饱这双重原因，出现了双腿浮肿和妇女子宫下垂等病状，我们遵照上级指示，每个公社都自办临时医院，把此类患者集中起来治疗，并在粮、油、肉、鱼菜等供应上给予特殊照顾，一般经两三个月的治疗，便可初步康复出院。我们县机关主管农村工作的干部，大部份时间在社、队蹲点、参与劳动，和社、队干部一起工作和生活，甘苦共尝，这段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一生难以忘怀。

　　广州小组对刘少奇工作报告（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的讨论，可以说是意见纷纷，争论的焦点是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一是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我的理解是：“天灾”指的是自然灾害，“人祸”指的是人为造成的，包括决策、制度、政策、工作作风等严重失误或错误所致。“初稿”中形容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既符合客观的事实，又具有深意，让执政者警惕和防止自己的思想、作风、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有促人自省的作用；有人说从化是个半山半丘陵地区，台风影响不大，这几年局部地方山洪爆发或天气反常造成的小灾是有一些，但没有大的、特大的自然灾害。大家都认同刘少奇提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实事求是的”。

　　二是对近几年来的农村工作的成绩与错误如何评价？有人说：就从化而言，大跃进有真有假，那些近几年苦干实干办起来的大水库，大型水利工程、大面积造林绿化、平整土地……的确是大跃进的产物。但这几年的粮食产量的上报数字，虚报浮夸的水份很多，几经调整，也不知那项数字才接近实际，总体看来，有年增产、有年减产，能保产就算不错。哪能谈得上是大跃进？尤其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粮食挤占了种经济作物的面积，市面农副产品样样供应紧张甚至缺货，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生活，哪有一点大跃进气味。我同意刘少奇同志的说法：各地情况不同，总结经验教训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受“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思维定势所影响。

　　三是判断当时的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否已经过去？我们小组认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就广州市郊而言，最困难的时期是1960年至1961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1961年下半年，落实了重新分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扩种、逐步开放农贸市场，尤其是从化县充分利用坡地多的优势，大种木茨，不仅木茨是杂粮，可当饭吃，木茨片还可以出售，农民可以增加些收入。而且，农民的杂粮多了，可以养些家禽、家畜，增加些收入，市场农副产品供应逐渐增多，城镇居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可以说，从1961年下半年起，广州市郊农村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有所好转。

　　四是对“初稿”中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与会者都感到很纳闷、不理解、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正确认识“三面红旗”，处理好在执行中的存在问题，不存在分散主义与本位主义的问题。后来才知道，当时城市也严重缺粮，居民中也出现了饥饿性浮肿。中央为了确保京、津、沪的粮食供应。要求一些粮食大省增加粮食征购任务，但开了两次会议都难以落实。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但多个粮食大省对反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提法很反感，说不是有粮食不上调，而是农民食不果腹，谈何支援城市？恳求中央体察实情，另谋解决办法。中央听取意见后，决定采取进一步调整工业布局，挤出更多外汇指标进口粮食等措施。不但不增加农村粮食上调任务，对有些任务偏重，有实际困难的地方，还适当调减征、购粮食任务。这些措施，待大会结束后具体落实。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化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稳定了城市与农村的大局，大家都感到满意。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终于以口头报告的形式作了工作报告。他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没有照念全文，着重阐述了一些有争议和应修正的问题：如认同了“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的看法，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14条成绩，4条缺点错误、12条经验教训；阐明了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应本着“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初稿”时曾提过，是“站得住脚的”、“是正确的”，因有不同看法，现在还看不准，这个会议不提，过5年、10年再看看，有同志怀疑的可以让他怀疑几年。刘少奇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获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大会后，各小组讨论时，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刘少奇的工作报告，特别满意这次会议的开法。

　　三、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改开出气会

　　原定1月29日是最后的一次大会，大家估计大会聆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后，大会如期结束。不料的是，毛主席宣布：经中央常委商议，决定将会议延长到春节后，转开“出气会”，先解决上下通气问题，并亲切而诙谐地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春节才好？与北京600万市民一起过一个春节不是更好吗？！（此时全场热烈鼓掌）那好！大家通过了。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一些话没有说出来，觉得自己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省、地、市、县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再解决……我相信能够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此时全场雀跃、鼓掌）“……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我事后听说，每天上报的简讯中反映了不少代表的意见和顾虑，还收到几位代表的信，反映出这几年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实行过火斗争，无情打击，搞到人人自危；在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上主观主义成灾，动不动反右倾、‘拔白旗’，打击了不少干部”。

　　他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强调集中，首先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他强调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称霸，就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还讲了个西汉时期“霸王别姬”的故事，说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象项羽那样“别姬”就是了。他还针对有的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他继续说，去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毛泽东还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说我们还缺乏建设社会经验，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王国……。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性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毛主席还检讨了自己的不足，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也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主席自我评价，使与会者深受感动，一些省、地委书记说，毛主席带头做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和保留！

　　接着，各省市自行召开的大组、小组“出气会”，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说：这几年，我们实际上丢掉了两个党的优良传统，一个是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一个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在广州小组出气会上，大家从总结这几年工作入手，联系主客观实际，谈经验教训，自己该负责的责任自己承担，出现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

　　四、林彪在大会讲话的负面效应

　　1月29日，林彪在大会的讲话，我听后只觉得他套话、好话讲得多，没有正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感到他话中有话，似别有用心。现在再认真思考，更清楚地认识到讲话的实质及负面作用。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我当时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会议已开了18天，与会者对于“三面红旗”的看法和争议，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已作出“待5年、10年后再看看”的结论后，林彪还这么强调“三面红旗”正确，评价特别高，这是为什么？表面看来，是对“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实际上是林彪别有用心，他知道“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倡导的，维护“三面红旗”是毛泽东认为不可触动的底线。他为了得到毛泽东的器重，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就要迎合毛泽东的心意，把红旗举得更高，说的尽是毛泽东爱听的话，从以后的事实看来，林彪所追求的个人目的已经实现，他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场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这是在大会讲话的4位中央常委中唯一得到的奖赏，他在中央的地位越来越被倚重，直到“九大”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与这次会议不无关系。

　　林彪为了近几年工作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全国出现经济困难的责任辩解，挖空心思的编造出另外一种说法：“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我们带来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请大家注意，林彪这番话中，只有“天灾”，没有“人祸”了，而且天灾又是“特大的”、“连续的”、“不可逃避的”。于是，失误也罢、责任也罢、都一一化解，而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哪里没有？哪个不犯？不再往下说了。

　　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少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泽东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前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往‘左’边拉，向‘右’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的话是话中有话，似是而非，其负面作用有三：一是一部分与会者片面听信了林彪的话，混淆了是非，搅乱了思想；二是影响了毛泽东对错误决策深层原因的反思与纠错；三是在党中央领导核心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互相猜疑，使我对今后党内最高层领导之间的团结问题深感忧虑。

　　五、我的感受和思虑

　　40年后，再回忆此次大会，思绪纷纭，感触很深，特别是如下三点：

　　1、七千人大会是开得成功的。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各级党委主要领导成员聚集一起，对我国当时的形势进行总结，对工作的成败，经验和教训，取得了基本的共识，党内民主得以发扬，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有所沟通，比较清醒地认清了当时农村面临的严竣问题，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鼓舞了信心，从而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加速形势好转的一个转接点，应该肯定，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刘少奇对会议的成功都作出了贡献。

　　2、这次会议虽然开得好，但有局限性。因为中央召开这次工作会议，原来的目的，是要在总结近几年工作、统一对当前形势的认识的基础上，落实农村增调征购粮任务，解决好京津沪的粮食供应问题。但在讨论中，却带出了“三面红旗”这个带全面性、根本性的问题。而“三面红旗”的实践时间仅有三几年，不可能看清楚，意见分歧很大，统一思想认识的条件还未成熟，这样庞大的工作会议，也不是研讨这类问题的适当场所。所以，刘少奇口头报告中提出的“待5年、10年后再看看”，就是为了暂时搁置争议，待以后进一步解决，这是慎重而明智的。因此，这次会议有局限性，有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所难免的。

　　3、遗憾的是，这次会议使毛、刘之间的分歧加深了。在这次会议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许多位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党委第一书记等21人参与的刘少奇工作报告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