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民主协会即地下学联成立暨五卅一运动60周年的纪念日子逐步临近之时，我们都怀念起钟明同志，因为他是这两件大事的领导人。一个颇为炎热的春日，我们两人深情地回忆起他的一些往事。

　　叶：1948年暑假组织上派我去香港参加党的一个学习班，班主任是黄光宇（他当时化名老陈）。在这个班上，陈能兴同志和钟明同志都来参加过讨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钟明同志。钟明同志来参加讨论时，身穿黑胶绸唐装，像个做生意的。他只是问话、插话，但给我的印象他对广州市各校的学运情况了如指掌，使我十分惊奇和赞叹。如果他不是经常接触、深入实际，这是很难做到的。他虽然多数时间在香港，但并不妨碍他对广州情况的了解。

　　黄：我也是同您差不多时间去香港参加党的学习班，是另一个班。班主任是陈能兴同志，副班主任是钟明同志，在胡泽群同志家里，我见过钟，他穿的也是黑胶绸，象个“水客”打扮。但在学习班钟穿的却是整齐的西装，还打上领带，因为我们学习班的地点在西人区（即外国人聚居的地方），这是地下工作者习惯性的穿着吧！不过他一到达就把西装脱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参加讨论，并老叫大家提问题。除了他对广州学运的情况十分熟悉之外，我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动脑的领导，对我们提的问题，他不即时回答，而去深思熟虑，我常见他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手托上额在沉思，突然又去翻阅一些书刊（班上有个书架，满是毛著和《群众》、《正报》、《华商报》等等，供大家阅读），回来又继续思考，思考好了，才回答我们。

　　叶：不仅是这些，他对问题的分析思路清晰，逻辑严谨，令人信服。他根据广州实际，对如何执行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对如何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讲得非常精辟，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地下党领导人的智谋、机敏和胆量。当我们谈到，对国民党当局组织反英游行，我们怎么办时，意见就莫衷一是了。有人认为应该参加，有人认为不应该参加，他对这件事也很了解，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英帝也要反，再把群众引导去反对国民党当局就更好了。

　　黄：这个问题，我们也议过。钟说，这是一个对国民党当局发动的游行是否插手领导的问题。在上海是这样做了，先去英领事馆抗议，再去向国民党当局抗议。在广州由于我力量还不够强大，插手是不容易的。这个问题已写在一个总结上。钟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

　　叶：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析令我佩服，就是广州在五卅一运动之后，全市的党组织由以非法斗争为主转向以合法斗争为主，他对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做法，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还说到，今后要利用传统的社团如班会、系会、同乡会、同学会……团结更广大的群众。我听后，认为这样做我们就能进一步和广大群众结合，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对钟明同志的分析，大家都认为是水平高，情况明，讲得很有道理。

　　黄：组织这个转变，是在五卅一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我们开学习班已是一年之后，是总结一年的经验了。钟明同志组织这个转变，证明他对形势有深刻的了解，对转变坚决果断。五卅一运动后，形势愈来愈险恶，组织非法斗争不容易，还可能吓走中间群众。搞合法斗争为主，当局就无法奈我何，我们又团结了广大群众。组织这个转变，说明钟是有见地的、有魄力的、果断的。他在1946年6月左右调来广州，任特派员。为了长期埋伏，他取消了总支、支部小组的建制，全部改为单线联系。他领导的五卅一运动，也反映出“有理、有利、有节”，走群众路线，这都说明他在对敌斗争中，是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是站在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立场上的。我还看到，他分析问题时头头是道，有时会插两句令人发出笑声的话，又显得他有点幽默、有亲切感。

　　叶：还有一件事说明他处事果断。1948年底我撤退到香港，1949年5月，联系我的邓克流叫我带个纸条回广州。纸条像烟纸那么大，满纸密密麻麻的小字，署名是杨（即钟明）。这是工作的指示，要求广州党组织暂不要把人员撤退来港，因为去游击区的路一时不通，在香港的安排有人满之患，连我们的接待站和一些与我们有关系的客栈都住满了。如果不是果断处理，会出乱子的。后来广州快解放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把要回广州参加接管的同志都集中起来，编成东江教导营，共四个营，准备先行军到粤赣边境与大军会师，再随军回广州。钟当时是教导营领导机构“东上行动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周楠），他和我们一起行军，翻山越岭，一次爬一座大山，上山35华里，下山35华里，他同大家一样走。一到晚上，我们累得够呛，倒头便睡。而他还要开会，要同上边联系，给了我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印象。大家感到他很亲切，没有架子。

　　黄：生活朴素，对人亲切，从不发脾气，是每个接触过钟明同志的人都一致公认的。他在处理解放战争时期广州的工作，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几件事，处理得这样出色，当然先后有广东区党委、香港分局、华南分局以及城委的领导，但他本人也是功不可没的。直到解放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作风。在政治运动中，他不搞“左”的一套。常被批右倾。从“左”边来看他，当然觉得是右，其实正符合党的政策。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这样，就不简单了。

　　叶：说到解放后，他不止一次挨整，有过不公正的待遇，是众所周知的。听说某领导问他，你看广州的地下党、地下学联有无问题，他回答说，小问题会有，但如果有大问题，那么我的脑袋就不保了。于是他被认为是右倾。解放初他是市委副书记，后来便成了组织部长，又再调为宣传部长，反地方主义后就更不用说了。多次挨整后，他变得有点谨小慎微，使人感到他过去那些坚决、果断的作风似乎不象以前那么鲜明了。

　　黄：你说的合符实际，我是赞同的，政治运动对人的影响，从路线到性格，都有。有的人甚至变化很大，革命者的品质都有影响，不过钟明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秀革命领导干部的宝贵品质，最后还在党的正确政策之下，恢复了公正的待遇，一切所谓错误都纠正了，提到正省级待遇，但他很少对人说，保持着谦虚、平和、诚恳的气质。

　　叶：钟明同志确是值得学习的。

　　黄：向钟明同志的优秀思想和品质学习，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黄菘华，中共广州市委原常委、原市委顾委副主任；叶维平，原市人大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