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新中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次飞跃的奠基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是在1904年8月22日出生,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他经历了93年的岁月,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了伟大的祖国,贡献给了广大人民。他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名字、风范、理论、功业,永远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里。
革命的一生
邓小平同志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4岁时高小毕业,考入广安县中学,入学第二年即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扩及广安,5月底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罢课、游行。当时15岁的邓小平,参加了这些爱国活动。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经过一年的学习,他又考入设在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6岁的邓小平于1920年7月19日,与同伴们结束了漫长旅程,到达法国巴黎进行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22年夏秋之间,18岁的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共青团的刊物《少年》、《赤光》的编写、刻印工作。1924年7月,他担任了旅欧中共青年团的领导成员,并正式转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20周岁。1924年12月和1925年春,他先后担任旅欧中国共青团的领导职务和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1925年中国爆发“五卅”运动后,法国政府逮捕旅法的中共党人,在组织被破坏情况下,他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后,他担任旅欧中国共青团的三个书记之一。他还担任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监委书记。
在法国经历了五年勤工俭学生涯后,22岁的邓小平于1926年受中共旅欧党团支部派遣,到达苏联莫斯科,先后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1926年底,他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他先是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任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书记。当时他是中共派到国民党冯玉祥部队的首批人员之一。这间学校形式上属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实际是由共产党人掌握和直接领导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6月间,邓小平离开西安到达武汉,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机关。他被安排担任党中央秘书工作。从这时起,他将原名邓希贤改名邓小平。“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八·七”会议,他列席了这次会议。之后,党中央迁到上海。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日常工作。当时他年仅23岁。在上海进行秘密工作非常艰苦、危险,但他没有暴露身份,工作干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1929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爆发战争。25岁的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命到达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1930年2月,又在龙川爆发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红八军。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广西左右江地区成为当时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1年8月,邓小平奉命辗转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到达中央根据地红都江西瑞金。此时正是工农红军主力反击敌军第三次“围剿”的时候。他被指派担任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7月他又出任扩大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由于当时小平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坡四人被加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毛派头子”的罪名,受到撤消他上任不久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他不久名为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实则劳动改造。当时他却“又说又笑,从来没有愁眉苦脸。”幸而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力争下,邓小平被调去担任中央军委政治部代理秘书长,不久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这个工作他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他参加遵义会议前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月,34岁多的邓小平出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开赴抗日前线,与刘伯承一起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1943年10月6日,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合并,邓小平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接近41岁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又任中原局第一书记。1948年5月,44岁的邓小平参与指挥淮海战役,担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华东野战军。接着又在1949年4月担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发起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先后解放南京、上海。在此之前的1949年3月,他到西柏坡参加了为建立新中国进行战略准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年9月,邓小平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接着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先后解放西南各省之后,又在1951年11月解放西藏。大西南在邓小平领导下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52岁的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此为标志,他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1966年8月,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62岁的邓小平被戴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和“中国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1969年10月,林彪为篡党夺权发出“第一号令”后,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住进了“牛棚”,每天干“钳工活”半天,连续度过了三年艰难的岁月。1971年林彪堕机事件发生,这为邓小平复出提供了契机。1972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叙述了他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在周恩来支持下,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于1973年3月回到北京,并且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4年4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联合国特别会议,并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看法,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1974年12月,毛泽东又一次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经他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复出后,极力主张恢复被“文革”破坏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大胆反对“文革”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活动,并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条战线的整顿。他重新出来协助周恩来主持工作后的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有了一些好转。但是“四人帮”却容不得邓小平的一套做法。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5年春,“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新的攻击几乎公开化。毛泽东对邓小平复出后那段时间的工作是支持的,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关于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的主张,因此,1975年3月,毛泽东支持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群众示威,即所谓“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利用这一事件,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4月4日,当时受“四人帮”操纵的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全国因而再度陷于混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77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邓小平问题。陈云、王震等同志提出建议,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三下三上”的第三次经过。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这前后,我国曾开展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前一个批判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后一个讨论是他主持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领导全党开始了在中国进行第二次新的伟大革命,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虽然没有正式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职务,(只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74岁多高龄的他,实际上成了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80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有毛泽东的重大贡献,但不等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
1989年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平定了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动乱”。同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班子。邓小平一直期待的新老交替顺利地完成了,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他开始了离休,时年85岁多。
1992年初,他南下巡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带有关键性的保证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在复出之后,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和中葡之间的澳门问题;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方针。他原来准备在香港回归之日,会到香港一行,不幸的是,他却在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之前一百三十余天的2月19日与世长辞了。
综其一生,邓小平同志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的最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代表之一,是全世界当代最有魅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
科学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以革命进取的胆略和务实创新的作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建立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对如何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子进行过探索,他有所发明,也却有过严重失误,因而没有成功。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作了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既坚持毛泽东生前的一切正确的主张,又纠正毛泽东曾犯过的错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制定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事业取得空前迅速发展,全国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大好局面。
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
他强调我党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走自己的路。
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作了高度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此,他解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他特别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他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概念包括三层含义: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三、这个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问题上,指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他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才是硬道理,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上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共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特别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局面。
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他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策略思想。他根据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构想:第一步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一番,人均收入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收入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在21世纪再花50年的时间翻两番,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居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则可在总量上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他还提出,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加快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建设必须从基础抓起,要重视农业、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还提出必须依靠教育、科技推动经济的发展。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他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长期国策。他认为,对外开放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他说:“当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发展不起来的。”“我们不但要请进来,而且要走出去,走向世界,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风险和消极影响,有办法克服,没有什么了不起。”正是在这种“对外开放”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并且在社会主义开放史上创办了经济特区。
他最早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对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今后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必将发生关键性的正面影响。
他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对各方面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上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不仅经济建设要搞好,而且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他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不但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在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上,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解决这两大问题,一是要建立国际新秩序,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各国的合作);二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建立国际新秩序。他强调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同时,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得以充分利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
他把致力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作为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他对中华民族新时期爱国主义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新时期的爱国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统一的,爱国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他特别强调:要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才能利国兴邦,要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包涵七个方面的内容: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极端重要地位;执政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来进行;要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在搞好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首要位置上;要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并从战略高度逐步解决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问题;要把党风和廉政建设摆到执政党建设的突出位置;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加强党内团结,以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逐步确立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完善制度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途径。
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坚持”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基本路线的精辟思想和主要内容,党的十四大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理代化国家而奋斗。”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大局,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应该干扰它、冲击它。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任何一项,就没有当代中国的一切,就不可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奠基人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飞跃是从理论成为实践,奠基人是列宁、毛泽东;第三次飞跃是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奠基人是邓小平。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内容博大精湛,影响广阔深远,它是当前和今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面伟大旗帜。
高尚的风范
邓小平不仅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而且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制止和平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及选拔和安排接班人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邓小平经常把提倡艰苦奋斗同反对腐败联系起来。他不但以此来教育大家,要求大家,而且经常以此来警戒自己,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家里的人。艰苦奋斗,使邓小平一生清正廉洁,作风简朴,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邓小平同志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走了一生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造福中华,响誉世界的伟大贡献。但他对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总是一分为二来看待。他承认自己“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又说过:“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满意了,大部分好嘛。”小平同志多次反复地用“对半开、四六开、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的评价来谈自己的功过,反映了他的求实态度和谦虚品质,这不仅影响不了他的伟大,反而更加获得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爱戴。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我们今天回忆小平同志的一生,尤其是回忆他在近三十年来的伟大贡献,的确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