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庆的艰难岁月 

　　到德庆县城后，住在中共德庆县委驻地，那时刚巧是春节前夕，等了好几天县委林玩同志才决定派我到德庆"银行"的乡村服务团。那里有正式团员十二三人，并且有白平同志领导的党支部。但是,我和其他几个先前进去的党员和青年同志，都是属于编外的民校教员待遇，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补贴。因是春节前夕，我去不了具体工作地，就同全体服务团成员，在县城搞了一场大型的宣传活动。既宣传抗战救亡的重要意义，也宣传农村生产贷款的工作。

　　我们几个编外的民校教员中，只有我固定驻在都杰村，因为中共德庆县委书记邓俊贤同志是这里的小学教师，也就是县委后来的所在地，需要党员去工作。我到都杰后，通过细致的访贫问苦发动工作，很快认识了不少农妇。熟悉了几个有一定威信的中、老年妇女后，我经常到她们家里谈心， 通过帮做家务和农活等活动，很快得到她们的信任。于是，我就通过她们发动组织妇女识字班。经过一段艰苦的组织发动准备工作，一个有70多人的妇女识字班成立了 ，她们各人自带台凳，借用了一座大祠堂作课室。服务团认为都杰的识字班成立最快、人数最多,很满意。很快送来一批识字课本。开课第一晚，农村妇女十分高兴，各人都带来家里的农产品，庆祝有书读。但是我的工作十分艰苦。因为她们当中，既有八九岁的女孩,又有中、老年人；又因为她们从未接触过书本，是真正的文盲。而我的文化很低，首先要自己读识字。因此，白天我既要自学，又要继续做家访的巩固工作。不久，通过上课和细致的谈心工作，我认识了大批中、老年妇女。她们不但认识了不少字，而且思想进步很快,对抗战到底的重要意义有一定的认识。当中有四五个人成为我的骨干分子。有位老妇和她的媳妇女儿三人都来识字班。她学习不但认真，而且有一定的威信，帮助我做了不少发动工作。她家有间旧的小房，住了几个单身妇女， 后来我就同她们一齐住。我认她做干妈，叫她"二婶"。

　　都杰村是个封闭的山村，衣食住行全部自给自足。生活很苦，一年到头都是吃白粥、番薯、木薯,逢年过节才有餐干饭、有点肉吃。

　　县委书记邓俊贤在该村当小学教员以掩护身份,同时也解决生活问题。他住在村头更楼的阁楼上，我住村尾二婶的家，这样对进村的党员的照顾,方便很多。可是那样安定的工作，不到三个月又遭到破坏。由于国民党的反动逆流又杀到德庆来，首先乡村服务团不再用我们的全部民校教员，我们断绝了经济来源，只好靠团里几个党员同志接济生活，还是坚持原地工作。后来,文化较高的个别党员都找到其他乡村小学当教员。可是，我文化低无办法当小学教员，只好坚持办我的识字班。二姉等几个积极分子，主动提出要我坚持识字班的工作，她们可以供给我粮食。她们送来番薯、木薯等杂粮，不但解决了我的食饭问题，而且还可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同志。这时，德庆的反动势力嚣张了，乡村的反动势力抬头了，都杰几家姓姚的地主、富农也行动起来。先是不准他们家的妇女进识字班学习，接着就要收回祠堂，不准妇女进祠堂。我所办的识字班解散了，不少妇女哭起来,舍不得识字班。因为她们认识了不少字，自己的姓名都会写了 。大约半年后，都杰村的反动势力又有所抬头，并且常到更楼来査看，邓俊贤也不能立足于小学。我们决定离开都杰,撤到德庆边高良圩最远的山村。那里原来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区，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还有三个老党员，老邓常去联系他们。到了那里，我们住在一家姓黎的老党员家里，他们一家，本来已是十分挤逼了， 还挤出一间小屋给我们住。在三个老党员的帮助下，老邓又在邻村找到了小学老师的职位。而我因没办法做教员，只有帮助黎家做点家务和农活。就在那时候，我同邓俊贤结婚，因为这才可以名正言顺做老师的家属，对工作更有利。

　　1942年底，广东粤北省委出了事。宣布全省地下党员停止活动二年，并且宣布"十六字"方针，即："埋藏力量、积蓄力量、多交朋友，等待时机。"指示党员按照"十六字"方针，各找自己的立足点。因为老邓教学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生活，几位老党员也十分困难。而这时我巳怀孕，就更加成问题。老邓提出他家在广州，因此决定回广州在邓家"等待时机"。

　　惊心动魂进入广州 

　　老邓的父、母、兄、嫂、侄子等多人都住在广州带河路，做故衣小生意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过着所谓"良民"的生活。真是既危险，又艰苦。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多年的抗日救亡工作，对日军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我是恨之人骨。如果不是停止二年活动，就不会到沦陷区来。当我到达三水河口，见到第一面日本太阳旗,立即毛骨悚然，难过到极。初到邓家，看到他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恐怖生活，真是十分害怕，他们也提心吊胆，认为我们是抗日分子。后来才逐渐安定下来。因为邓家人多,生活实在不好过， 再加上我们就更困难了。不久我就帮邓家到"天光圩"做故衣买卖来补贴生活。邓俊贤组织了十多个失学青少年，另租了间房子，办了间私塾小学，收取些学费来维持生活。小学也成为宣传党的抗战方针的小阵地，符合"多交朋友，等待时机"的要求。后来在这班学生当中培养教育了几个青年，如李美英、陈洁贞，他们进步很快，和我们保持联系，解放不久就人了党。

　　在广州过了二年停止党的组织生活的日子，实在很难受，好像失去父母的孤儿,终于在1944年底，由原三水县的张心悟同志准时同我们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我又回到党的怀抱，在党领导下开展新的工作。不久由党员司徒敏,第二次介绍我到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作。在日本鬼统治下的工厂管理很严格,而且棉花原料差,断纱严重,加上我工作不熟练就更糟，好在有几个熟练的女工帮我上机。厂里有我、司徒敏和李X X三个党员，我们各自单线联系，但是我们彼此心照互相合作，配合工作，然而开展工作还是困难不少。因为一天工作12小时，根本无办法开展其他活动。我们就利用时机，发动工运。工人对夜班只吃菜粥不满，感到身体支持不住。我们就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搞了一次罢工活动，又在河南机器工会上演话剧"雷雨"，筹款支持罢工工人。坚持了十多天,直到厂方答应改善夜餐待遇才复工。

　　这时邓俊贤已打进国民党军统局广州情报站，做反敌特的工作，是个打进敌特心脏的秘密工作党员。党组织认为我不宜再在工厂做工人工作。为了保证他的工作需要,我回到老邓身边当他的助手。这样，我就离开了纺织厂，做机密的地下党员。恢复党的活动后，我们先后在何澄宇、何君侠、余美庆等领导人直接领导下工作。我除了做老邓的助手外，同时又做市委的宣传资料运送工作。广州市委搞了几次大型的宣传活动，大量散发抗战即将胜利的宣传传单。我既运送传单，又做直接散发传单的工作。

　　在运送传单时,几次遇到日军戒严大检查，遇到那种情况，只有灵活应对。记得一次运送资料时，在宝华路、长寿路日本人设的关卡，突然遇到戒严大检査，不准任何人通过。正好，我背着女儿， 手里拿个手抽(粤语：篮子〉，上面放上破旧尿布，下面都是宣传资料。而且必须过关卡才能到接收地点。这时十分危险，不容多想， 我立即出力打女儿的手脚，女儿大哭大叫。我就指手划脚，说孩子有急病,要找医生看病。女儿哭得很厉害,搞得日本鬼心烦，不检査便放行，终于保住了那些宣传资料。但是女儿由于惊恐过度，真的患了大病，民间叫做急惊风，水泻不止，又没钱医治，几天后才送到方便医院，两天就死亡了。

　　做那种秘密的特殊工作，真感到很辛苦。看到别人轰轰烈烈地工作，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真的不好受，因此我们特别渴望解放早点到来。那时我们叫做等"天亮"。解放前一个多月，老邓已接到通知集中到市委整理资料，我也通过纺织厂工人，收集纺织厂的机器设备资料迎接解放。我们还得知巿委巳决定，解放后安排老邓做长寿公安分局局长，真是很高兴。可是，解放后华南分局社会部情报处陈恭、李金锡二位领导，决定派我们到香港去继续做地下工作。

　　天亮了 

　　解放前夕，组织向我们宣布，解放后我们不能公开身份， 仍然继续做地下工作。那时候，解放大军跑步进入广州，第二天都很疲劳地睡在广州的街头，我不但无法帮助他们，连接近他们都不能，多难过啊。可是这是党的纪律，也是党的需要，党员只有绝对服从。

　　1949年11月中旬，陈恭、李金锡二位处长，带我们到东山区华南分局所在地，向我们宣布，决定我们保持地下现状，到香港去做地下工作。邓长驻港，我做他的交通员。邓11月底就先去香港了。我要安排家庭事情，于1950年1月才去香港。当时我有三个孩子，带丫两个孩子去，留下大的在广州。后来因为我每星期都要回来不方便，就将他们全部留在广州，老邓的二兄、嫂做保姆照顾他们。坚持到1953年才结束，当中1952年底回来一个多月，参加审干交代历史。当时，我们的生活待遇是包干制，全留下给家里的实际生活开支。我们到香港的开支则是实报实销。在香港住房、化妆和一切工作的活动费用、我的生活开销，都向社会部报销。直到1953年初，因为工作进展不大，我们被调回广州，回来后老邓去参加土改工作。我去了广州市劳动局工作。

　　由于文化不高，我不愿在华南分局那样的上层机关工作，因为那里经常要出差外地搞调查研究工作，以我的文化程度是无法胜任的。由于我是工人出身,而且长期都是做工人、农民的群众工作,因此我要求去工会、劳动局或者下工厂工作。

　　1953年6月，我到广州市劳动局救济处登记组工作。当时才解放不久，不少工厂停产，大批工人失业。救济处做全市的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我所在的登记组是负责摸查全市失业工人情况，做好失业工人登记，搞完摸査登记。接着成立各区的登记站，即现在的区劳动局。1954年6月，我到广州市干部学校文化班的初中班学习了一年半。1955年底毕业后被安排到广州市委"三办"，做了半年经济物价调査研究工作。后来，又到劳动局的工人转业学校,做失业工人的培训、政审工作。搞了二期后学校改为技工学校。我是负责两个文化班100个学生的辅导员，负责学生思想教育、生活管理。当时是学习苏联的制度，辅导员实际是班主任。1958年"大跃进"时该校改为广州机床厂，属广州机电局领导。后来不少学生成为该厂的中层领导和骨干人才，改厂后我当行政科长。

　　1960年城市人民公社化，我主动要求到公社工作。到新港公社做管理区主任，公社解散，改为办事处，我做街妇联主任、党委委员后调到小港街，仍是妇联主任、党委委员。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东坑"五七"干校，1970年头调到宝岗街办事处，先后任民政组长、妇联主任、办事处副主任、党委委员等职务，直至离休。

　　经受严峻的考验 

　　尽管这几十年我始终忠于党，任劳任怨。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我还是遭受了不少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无情的打击。首先是我爱人邓俊贤，辛辛苦苦为了党的事业，艰苦工作几十年,最后因为华南分局某领导人的失误，利用"三反"运动,制造了贪污分子的罪名。

　　邓俊贤被派到香港去,而且要在国民党逃亡到香港的军政人员当中做策反工作。实际是一件十分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他要走进一班逃亡的罪恶分子当中去开展工作，为此邓俊贤煞费苦心。为了走进这帮人的生活当中，他混进去，参4他们的赌博行为，生活作风也模仿这帮人的行为，像今日警匪片中的卧底一样，那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这是组织上有十分明确的历史结论的。

　　说他贪污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当时经费开支的具体情况。去香港前，领导明确指示：留在广州的三个孩子、保姆共五个人的开支是包干制，不是供给制。而我们在香港的开支是实报实销，包括一切化妆、生活费用都是在社会部须钱到香港用的。后来运动中将我们的收入与总开支合计计算作贪污论，由于审计的错误，邓俊贤被错判贪污，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看守所一年多,既不定案又不审讯。由于看守所缺少阳光， 他眼睛失明厂。释放回家后思想不通而生病，又缺医少药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后，不少老同志和德庆的老同志，要求我一定要为他申诉。广东省公安厅政治处(前身为华南分局社会部)为他落实政策，平反了。

　　我的问题本来很清楚，1953年审干已作了历史清楚的结论。却因为张冠李戴的问题不调査清楚，把长我期挂起来使用。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责任心很强的李乃新同志才彻底调査清楚我的历史问题。原来是把贵州省的"宋雅玲"的历史问题,硬扯到我的历史中来。其实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宋雅玲" 的名字。就因为这点，令我长期背着历史包袱，限制使用，遭受多次审査，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被批斗、挂牌游街，那种日子真辛苦啊！

　　尽管如此，我始终坚信党，也坚信自己，因为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不管在什么逆境的情况下，我从未损害过党的利益，只有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在遭到车轮战挂牌批斗时，有人大叫要我喊自己是假党员，我都一点也不哭。但是就在"干校"恢复党员大会的时候，我哭了！因为不准我参加大会，也就是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那种难过的心情比什么残暴的斗争，比剜心还难受。因为这几十年来我从未离开过党。

　　这几十年来，我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几个时期，虽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对党始终是忠诚的。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按党的方针政策工作。忠于党的事业,服从党的需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牢记自己忠于党，永不叛党的誓言。不管在职或离休后,都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时刻维护党的利益。尽管年岁大了，也无论我过去走过多少坎坷，但我始终是一个信念：跟党走，我终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