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家先后有8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其中4人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母亲李淑桓，1941年9月在东莞被捕，被敌人杀害于东莞金桔岭村，时年47岁。大哥郭显承，1938年1月到延安陕北公学，不久转入^抗大"参加八路军，后在战斗中牺牲。1939年5月，四哥郭显和、五哥郭显乐(孪生兄弟）同时参加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不久，五哥(时任班长，中共党员)随曾生部队东移海陆丰时，途中遭顽军截击，在掩护部队转移时壮烈牺牲，时年18岁。1941年9月，顽军进攻东莞抗日根据地时，四哥在游击队任副小队长(中共党员），英勇战斗,负重伤后牺牲，时年19岁。

　　在抗日战争中我三次负伤，日、伪、顽军在我身上尚有印记。

　　"东江游击队之母" 

　　母亲李淑桓，1894年出生于广东省鹤山县古劳乡围墩村一个清朝贡生家庭。她自幼随父亲在广州自办的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尤爱烈女传，养成坚毅的性格， 崇尚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等民族英雄。1913年她与同窗郭福荣（店员)婚后，自办一间"时修"私塾，以教书为业。1930年全家迁居香港继续办学。

　　"七七"全面抗战开始，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如火如荼。母亲在香港九龙参加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惠阳青年会"抗日救亡运动，接触到进步思想，受到党的教育，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8年1月，经中共党员刘宣介绍，母亲送大哥郭显承去延安参加抗日。同年冬，她又送我二姐郭云翔和我，从香港回到惠阳坪山参加曾生为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她和三哥郭显绪〔现名郭村，41年参军）同是宝安青年会执行委员。为了抗日，她停办学校转为教夜学。并积极参加做棉衣，向她的学生和亲朋募捐，一心扑在抗日救亡工作上。1939年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她听了著名女革命家何香凝的抗日演说后，很受鼓舞。当时有人关切地问她："你把子女送上前线，将来老了怎么办？"她答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我还有几个儿子，把他们都送去。"1939年5月间，香港进步团体要把募捐到的物资送往部队慰问子弟兵。她把我四哥郭显和、五哥郭显乐带去参加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部队在召开欢迎慰劳团大会上请她讲话。母亲把二姐、四哥、五哥、七弟和我都叫到台上按高矮站好对大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人人有责。我大儿子去了延安参加八路军,三儿子在香港做抗日救亡工作，其余的都在这里。最小七儿子才九岁，等他长大些也送来参军。，'母亲送子参军的情景，曾拍成新闻纪录片在香港九龙大华电影院放映， 引起港九同胞很大反响。1940年4月间， 曾生部队东移海陆丰地区过程中，疏散一些同志暂时到港，党组织把四名女同志安置在我家，母亲对她们情同母女，饭不够吃就熬粥，大家一同吃。她乐呵呵对同志们说："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40年底，父亲病故，她把悲痛埋在心底。1941年春节过后,她从香港回到东莞参加抗日部队。

　　同年9月，母亲被顽军杀害的消息传到大塘村时，群众挥泪相告，学生们更是泣不成声。在1942年纪念"三八"妇女节游击队办的《东江民报》上，出专刊纪念她。曾生司令员还号召全区军民学习她在敌人酷刑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她的崇高革命气节永远是我们全军民学习的榜样。

　　曾生司令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李淑桓同志牺牲时已年近半百。她和七个子女从香港回来参加我们抗日部队。她本人是在部队东移回来十分艰苦的时候来到东莞大岭山坚决要求参加工作的。她生前未加人中国共产党，但是在我们心目中， 她是一位共产主义女英雄。"

　　母亲,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好母亲，也是"东江游击队之母"。

　　回忆三次负伤 

　　在大岭山反顽战斗中左大腿中弹

　　1941年8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惯称顽军〉，出动千余人进攻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坚持在敌后抗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那时部队只有200多人，敌强我弱，与敌激战数天后，9月上旬一个晚上，部队翻越大岭山转移到外线。拂晓前部队进至莲塘村休息。那时我在小鬼班当政治战士(共产党员，做班内政治思想工作)。班长派我带一个同志到村后山放瞭望哨，监视部队来路方向。我俩到达山顶，选好哨位后天刚发亮,朦胧地发现部队来路方向的田中小路有一条像黄色的带子向山的方向移动。我定睛一看这是敌人（顽军)，我立即叫旁边那位同志快回队报告，我继续监视敌人，作好战斗准备。大约过了 10分钟，突然发现我前方六七十米处，有10多个敌人猫腰慢慢地向上爬。我断定这是敌搜索兵。我脑子一闪，应该鸣枪紧急报警，使部队采取紧急措施。我迅速选好射击位置， 瞄准走在前头一个敌人射击把他打倒，其余敌人迅速卧倒，探头向上观察，我又开枪打倒一个敌人。此时敌人尚未发现我的具体位置，胡乱地向山上射击，手提机枪的子弹密集地从我头上呼啸而过。对峙约10分钟，敌人边打枪边向山上冲,距离我约40米时我才撤离哨位飞奔下山，快到山脚时，遇到一处约有10米多高的滑坡悬崖挡住去路。我回头往山上看,敌已占领山顶。我来不及选择迂回路，就猛地跳下去，幸好着地点是黄泥松土，没有受伤。山脚离村隔有六七十米的水稻田，我沿田间小路向村旁的树林飞快跑去。敌人在山上向我密集射击,子弹在我前后左右的稻田里溅起水花，我左大腿中弹。我拖着中弹的左腿，艰难地进到村时，部队派人来接我。尔后我到部队的医务所医治，在伤口里取出一颗七九步枪的子弹头。

　　在梅塘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右手中弹

　　1944年5月7日，盘踞在樟木头的日军加藤大队，出动3个中队、1个炮兵分队、1个短枪队共约500人，秘密奔袭东莞梅塘乡龙见田村的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和东莞第三大队。8日拂晓，我军发现敌军向龙见田村旁的马山高地运动。第三大队大队长邬强立即命令独立中队抢占马山。独立中队第一小队小队长袁康率队旋风似的一口气爬上150米高的马山头,先敌30米占领了马山制高点,居高临下以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猛烈射向敌人，把敌压制在山腰，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第五大队驻长山口村，距梅塘乡有七八里路。听到梅塘方向枪炮声,大队长彭沃立即率队驰援。第一中队占领象山，第三中队占领猪肝山，共同截断敌退路,第二中队监视东西一线，待机行动。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多次向马山发起冲锋，均被我第一小队打退，毙伤敌数十人，日军陈尸山梁。第一小队坚守阵地， 为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第一小队在浴血奋战中伤亡30多人。

　　激战至下午，日军先头部队在马山受到重创，其后续部队被我军居高临下压制在山沟和稻田里无所作为，有撤退迹象。接近黄昏时刻，在猪肝山又展开一场争夺战。

　　猪肝山与马山相望，约有百米高，与象山相邻，象山比猪肝山稍低。两山中夹着一条通往樟木头的大路（敌人来路、我小队受命占领猪肝山主峰，〖我时任小队政治服务员)，其余两个小队占领猪肝山北侧山腰，配合象山的部队直接控制和截断通往樟木头的大路。黄昏时刻，日军突然向猪肝山、象山密集炮轰，对猪肝山尤为剧烈,企图夺取这个制高点，掩护其后续部队夺路撤退。我小队坚守阵地，把敌多次冲锋打下去。此时我机枪手不幸头部中弹,我立即接过机枪,转移位置，向离我四五十米的敌群猛烈扫射，把七八个敌人打倒，又把敌人压下去。此时机枪弹合的子弹打完,我正在把新装满子弹的弹合装上机枪时，突然"啪吱"一声，一颗子弹贯穿了我右小臂，撕裂了右上臂，血流如注。副射手立即接换我，我说："你先投手榴弹。"趁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瞬间，副射手迅速接过机枪装上新弹合，向敌群连续扫射，又把敌人打倒几个。此时小队长带领一个班到来加强主峰力量，着我下山找卫生员包扎伤口。这时敌已无力反扑，在烟幕掩护下拖着尸体退下山去。

　　入夜，日军由汉奸带路，向北抄飞娥山边小路逃去。日军败回樟木头，大队长加藤剖腹自杀。

　　夜袭篁村伪军[1],我左小腿被敌手榴弹炸伤

　　篁村距离东莞城约五、六里，位于莞太（平）公路旁，是有约千户人家的大村。该村驻有伪军第30师一个大队。该大队派出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驻扎在村口公路旁一间叫保太祖的大祠堂内。祠堂门口两侧有鼓台，用砖砌高围住，开有枪眼， 内有一个班防守。与祠堂右侧相连有一排十多米长的简易砖瓦房。

　　1944年12月底一个晚上，第三支队和东莞大队夜袭该处伪军。我小队担任突击队（我时任小队政治服务员〗。在黑夜掩护下摸近敌门前把敌哨兵击毙，后续部队迅速占领并贴近砖瓦房的外墙，爆破组在祠堂右侧墙脚进行爆破，由于墙脚是石头做墙基，两次爆破都未能把墙脚炸开。小队长古志先在突击队前头，突然被墙内推出的一块砖头击中，他右臂负重伤。接着，砖瓦房有许多砖头被推出来，变成枪眼向外射击(这些暗枪眼战前未被侦察出来)。突击队迅速卧倒。我叫小队长后撤去包扎，我到突击队前头接替他指挥，命令突击队从砖瓦房的枪眼往内塞进几枚手榴弹,爆炸后屋内再没有向外打枪了。我坐着等待调炸破班上来，敌人从祠堂右侧的鼓台拎出一枚手榴弹，离我约三米处爆炸，我顿感左小腿剧痛、麻木，血流满脚，我知道受伤了，想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 赶忙挪动一下左小腿，顿时剧痛钻心。我细声向旁边的班长说："我受伤了，向后传话叫卫生员上来。"

　　正在此时，听到后面不远处枪声卜卜，越来越密、越近，我判断是莞城日军出援，与我警戒部队接触上。不久，从后面队伍传来撤退命令。我令突击队向后按原来路依次撤出。我因走不动只好爬行，我是最后一个撤离战场的。

　　我爬行约百米,遇到支队副官曾春连和卫生员叶蕴娴前来接我，把我背着走。拂晓时到了离战场不远的狗眠岭村，请了两位群众把我放在谷萝筐内抬着往后撤。

　　在部队的医院检查我的伤情，弹片从左膝下方十公分处射人，伤及筋骨大部分。经过在部队和香港一年多医治,动了三次全麻手术，清除了小腿肌内的碎骨约一两多重，终于保住不被截肢。基本痊愈后，我又重新投人解放战争行列中去。

　　[1]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投降曰寇,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组建和平绥靖军，受日军指挥向解放区抗日军民进攻,这支军队被惯称为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