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离休干部，回首过去走过的人生道路，总有许多感慨： 从被一个破碎的家庭中抛弃到被人收养，从做小佣工到走上革命道路,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少女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经历了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几个时期。虽然几经风雨，几多坎坷，然而，看到党的事业发展壮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说明我当初选择跟着共产党走是正确的，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历经艰难,我无怨无悔……

　　苦难的童年 

　　1921年8月7日，我出生于顺德县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祖父母、父母都是工人。7岁那年由于父亲另有外遇，父母经常吵架,后来父亲大打出手，迫害我母亲，母亲被迫出走，留下我和弟、妹三人。由于祖母思想封建，重男轻女，便将未满半岁的妹妹,送给一个不出嫁的老姑婆收养。而我就送给一对无儿女的老夫妇收养。从此我就跟着养父母生活。

　　由于养母是个缫丝厂工人，我就跟着养母到工厂做小散工。因为年头年尾工厂是淡季停工，养母就利用这段时间到有钱的胡姓地主家做过年的帮工挣点钱，也把我带去做点小工。到9岁我就开始单独去做小佣工。可能由于我勤力肯干，因而博得胡家主妇的欢喜。我12岁那年,他们迁来广州，姓宋的主妇就把我带到广州来， 在她的家里做佣工。

　　宋的妹妹宋兆宁是广州的中学生，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爱国学生。因此对我这个苦难的穷童工，特别同情，她关心、爱护我，把我当作妹妹一样对待，还教我识字。不久广州开展学生运动，她就投身到"学运"中。并且经常组织一些同学，偷偷地在她姐姐的家里书写宣传资料。当时我也积极帮助他们运送宣传资料，可以讲，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接受爱国、进步的思想教育。他们要求抗日，反对不抵抗的爱国主义思想已影响到我。当然,那时候我还是很无知，只认为她是个好人,肯帮助别人，其实她已成为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

　　我15岁那年突然收到通知，说养父病重,要立即回家。我对养父母一向都很孝义，每个月只有二块钱的工资都寄给他们。因此收到养父病重的消息，立即动身回去。原来我受骗了,他们要我回去，将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人做小老婆。我坚决反对，并且趁着雷雨大风的一天逃走返回广州，在宋家姐妹的帮助下去了香港。

　　"七七"事变后，宋兆宁是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她继续启蒙教育我,经常寄给我抗日救亡的学习资料，帮助我提高认识。我也看到不少因广州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而逃难到香港的难民的悲惨遭遇，这就更加促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我是个中国人，应该起来反抗日本侵略,就这样我就毅然决心回来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月，我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回到广州来。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期间的爱国进步高潮，抗日救亡到处热火朝天;到处都是抗战救亡团体，如:青年抗日同志会、省市妇女抗日同志会、救亡呼声社等;到处都有歌咏队、话剧团演出。

　　我来广州不久就参加了省市妇女抗日同志会，并且跟着同志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总之不管唱歌或演出等宣传活动我都参加。晚上，就到"妇抗"办的夜校学习。夜校有大批各工厂的工人读夜校，这是我既读书又工作的好机会。这里的老师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不但教文化知识， 更重要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因此我在此学到不少革命知识，收益不少。

　　入住革命大家庭 

　　我回到广州住进海珠北路枣子巷4 号，这是一栋三层楼房，有一个好似革命学校的特殊的"大家庭"。这里的主人岑冰薇同志，是中共党员，也是我的人党介绍人。她的父母带着全家人去了海外谋生。只留下她一人在家。她就把房子无偿地交给党使用，因此这栋楼就成为当时省委机关的一个活动场所，不少党员同志和青年学生都常到此学习和活动，又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常住这里的几位同志，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几位同志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如新华南党刊杂志的总编辑石碧兰，原香港大学学生唐汉章和长征老红军"大旧李"〖忘了名字）等。

　　我在这里开始过上愉快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很充实。每天早上集体学习一个多小时，大家认真阅读书报。我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就拿枝红蓝铅笔，不认识的字画红色，不理解的就画蓝色，集中起来请教他们。经过一段革命熔炉的锻炼，我的文化、觉悟都得到一定的提高。通过学习《大众哲学》、《辩证法人门》和大量《群众》杂志、《救亡日报》等资料，我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平时我们的工作也很紧张，每次学习完后，大家就各自去工作地点，有的同志去炸油作坊，有'的去炼油厂、有的去黄包车工人宿舍。岑冰薇和我就到烟草厂和河南客家井(即现在的二龙街)的手机织布作坊做女工工作。那时我们经常忙得连吃饭都忘记了。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谁方便，谁就顺便带点吃的东西回来。有时候大家都带菜回来了就大吃一顿；有时候却谁也没有带回来东西，那就只好吃盐油饭。但那时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大家都没有工资收人，经济来源就靠部分同志的家庭接济。有好几次因为接济不及， 一点钱都没有了，就把岑家箱底剩下的东西卖掉来维持生活。

　　晚上大家基本上都出去参加大型的宣传活动。那时，日寇飞机常进犯广州，如果遇到飞机轰炸，我们就参加救护和抢救工作。

　　做党的好女儿 

　　由于我积极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岑冰薇同志于1938年5月1日介绍我参加党组织。在"五一"前夕，因为我非常敬重我的革命启蒙人宋兆宁，我决定跟她改姓宋〔我本来姓谭)，同志们认为我的革命热情像火一样，就把我名字改为"灼红"。参加党后我一直使用宋灼红这个名字，直到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才改了现名和其它名字。入党后我决心牢记誓词，忠于党，永不叛党。

　　当时广州几次大型宣传活动我都参加了。如保卫华南、保卫广州的大游行，也参加了 800多人在永汉路（今北京路）的抗战歌咏大合唱。我还参与了爱国献金运动，宣传动员全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台分别设在永汉路、西濠口和河南的大基头。我几天日夜都在大基头的献金台上进行宣传。不少人拿出心爱的首饰、拿出现金上台献出，几天收获不少。

　　后来党组织认为我更适合去工厂， 做实际的工人的工作。我就到了河南洪德七巷的地席厂，边当生产工人边做女工工作。后来因为那里的生产时间太长，一天十二三小时，根本无办法开展工作，而且我还患了胃病，党组织就决定要我撤出那里，转到广东纺织厂（即现在的棉纺一厂）当挡车工。该厂因为有宿舍,开展工作方便很多了。我就尽量利用一切工余时间做女工工作。不久我认识不少熟练的女工，如唐家三姐妹、刘惠娴等好几个人。同时又利用同一宿舍的关系，更直接做个别人的工作，如黄美娇是我邻床铺的，我们可以在床上谈心。所以她很快便成为我们的发展对象。后来广州沦陷时，我带她一齐参加"抗先"（她后来也参加了党，现在是东山区卫生局的离休干部）。每次日本飞机来空袭的时候，就是我开展宣传工作的大好时机。因为空袭警报一响工厂就停机停产。我就利用拆旧棉花的机会，组织一班人围成一圈，用讲故事的形式，边拆棉花， 边做宣传工作：讲抗战必胜，共产党是抗日救亡的主要领导;讲苏联电影《今天的苏联》，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等等。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三天前国民党军队巳经陆续撤离广州。在广州沦陷前十分恐怖的真空状态下，我们做动员群众撤出广州的工作。撤出广州前，国民党的四战区组织了战时工作队（下面简称"战工队"〕。省委号召我们参加"战工队"。省、市抗日先锋队(下面称"抗先"〉立即组织自己的队员，响应省委的号召， 组成东、西、北三个区队，以战工队名义， 实际扛起"抗先"的大旗，撤出广州。抗先总队部设在韶关。

　　我在东江区队。因为敌人从大亚湾登陆，东江大片地方已经沦陷，我们不能直接向东行。只有同逃难的老百姓一齐渡过珠江，由石围塘沿着广三铁路，步行到佛山。我们东江区队队长刘汝深同志（现在省中医院党委离休干部〗决定把我们70 多人分为六个小队，我们全队有30多个党员，党支部分别在每小队建立一个党小组。党支部号召，每一个党员在队员中要吃苦在前，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我们每个党员都是不怕苦、不怕累，艰苦的工作抢着干。在行军途中,我不但要背自己的行李，还要背公家的宣传资料和药箱，背不动就扔自己的东西。后来还要照顾病员和做前头部队的内务工作。因为东江不少地方沦陷，我们的行军增加不少困难，不能直接东行，只有由三水、清远绕过北江，经翁源向东江走，那就辛苦得多。一路上,我们边宣传边行军，足足行了差不多两个月，走了 1000多公里的路程才到达东江区队的目的地河源县。因为路途艰辛不少人患了病。

　　我们到达惠州城时，日本军队刚撤离。我们入惠州市，路上到处都见到死人。整个惠州西湖，变成了一个血湖。这是日本军队撤走前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当时我们访査了大量日本鬼子侵占惠州时，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连几十岁的老妇和几岁的女孩子也不放过的罪恶材料。

　　四战区只发了每人一个月12元的生活补贴费。尽管当时"抗先"队部没有发到个人，只是集中使用，可是维持两三个月以后，经济来源断绝。我们"抗先"的领导积极想办法解决困难,最后决定分散安置队员：有的分到当地国民政府的政工队，有的去国民党的保安队政训室政工队。我们几个同志由中山大学的黎乃民和梁教民带队，去保安县的保安部队政训室政工队工作，驻在深圳和布吉二地，做士兵的政工工作和群众的宣传工作。

　　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实行大倒退的反共逆流，执行反进步的投降主义路线越来越严重，最终发展到解散抗日救亡的团体，解散所有从事救亡工作的战工队。其中，强迫"抗先"总队解散三大区队,把队员撤回韶关集中解散。当时省委决定去骨干、留精干。把部分党的领导同志留下来，准备组织武装队伍。不少人就成为后来"东江纵队"的成员。其他同志

　　就被迫撤到韶关接受解散。我们30多个队员由省委安排：有的去了省妇女会,有的去了国民党十二集团军亦即是杨康华同志的地下党支部。有的年纪小的去韶关师范读书，如陈柏昌同志的弟弟只有13 岁，和另外三个小鬼去韶关师范读书,后来他们都先后人了党，陈弟还是韶关解放后曲江县的第一任书记。

　　我在曲江西河坝的党训班学习后，被调到"西江"下游鼎湖山下，由唐汉章、苏茂芝领导的西江抗日青年团（下称"西青")，继续做抗日救亡工作。西青的工作重点，是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当地农民、青年，开展党的展组工作。当时"西青"很活跃，肇庆辖下几个区、乡的青年， 都组织起来成立区、乡的"西青"分团， 西江到处歌声嘹亮，抗日气氛十分高涨。建党工作也很好，不久我也发展了唐宝琪人党。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党的反共狂风也杀到来，"西青"也被迫解散了。我们十多个同志和当地几个青年，都转移到叫燕坑的山村里，在那里开办游击训练班，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可是只办了 一个月左右,一天晚上，突然被国民党的64军158师包围，幸亏当地青年熟悉地形，我们紧急撤离，到了较远的农民家里隐蔽起来。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吃南瓜度日。

　　西特交通站 

　　不久我转到肇庆市，到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下称"西特")机关的交通站工作。当时"西特"的书记是刘田夫，组织部长是梁嘉,宣传部长是梁威林。我和陈彦祥以假夫妇关系做交通站工作。陈彦祥是高要邮局的高级职员，他不但做交通站工作，更重要的是做省委的交通通信工作。他利用工作方便，不少经他手的敌特省内的秘密邮件、军邮都为地下党了解。另外， 因为他工资高，他的收入也成为我们部分同志的生活来源。

　　当时"西特"租了几所房子，作为开办各种党员学习训练班使用。我主要负责这几个地点的安全保卫、接待各县来往的党员同志、"西特"领导与直线党员的联系和转送资料的工作。如刘周屏同志是国民党64军司令部的日文翻译（他是留日学生），是绝密的共产党员，由刘田夫直接领导的。但是他们不方便经常见面,我就成为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系人。我第一次联系刘周屏还要通过黄芷香（地下党员〉。因为黄芷香还是宋兆宁的同学,宋曾名宋静，故我改名宋小静与她联系，这样就方便她回忆。又好像到白土乡的国民党区党部联系地下党员陈健同志。我曾经多次联系他，都顺利完成任务。可是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返回的路上,我发现有三个特务跟踪我。因为要走一段路再搭船回肇庆，正好这时候路上有很多搭船的人，我立即挤入到一群妇女当中，和她们一起往码头走，并且帮她们背小孩。上了船，那三个特务还在，我只好跟妇女们更亲热地谈话。一直到船靠岸我还跟她们一起走，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转来转去才摆脱跟踪返回驻地。反动逆流越来越猖獗，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作仍然坚持下去。后来刘周屏得到可靠消息，我已被列人黑名单，随时会遭逮捕。"西特"领导立即决定我撤出肇庆。当晚我就坐上邮局运送邮件的小艇去了四会，到四会邮局的一个女职员处暂住。后来我步行到三水找到县委所在地。

　　我们交通站的工作担负着西江特委所在地各县委的领导干部、党员同志的来往接待工作，我认识不少人，如果一旦出事，后果十分严重:如果我的革命意志与立场不坚定，那整个"西特"都会遭到破坏。而陈彦祥背负的则不但是"西特"的交通站工作，更重要的是掌握敌特邮局和军邮邮件的工作，会直接影响到省委的安全。由于那样的原因，他不但要撤出肇庆， 而且要离开广东。不久省委就决定让他到延安去。由于我们共同工作生活了一年多,我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知道他去延安，我们又不能一起走，真是十分难过，这已经意味着我们要永远分开了。可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只有服从党的需要，将个人一切置之度外。他走时我在三水芦苞的岸边送别了他。过了40多年后，我离休到北京才再见他一面，可是我们已是各有家庭的离休老人了。

　　在国民党军队里建党 

　　中共三水县委书记云温明同志认为， 宋兆真在肇庆虽然已经暴露了身份，但是因为急需青年党员到驻在三水、花县两地的国民党第二游击区（后改为第四战区挺进第四纵队，简称"挺四"）伍观淇的部队内工作,就由在司令部工作的地下党员陈肃立同志将我以其外甥女的身份，介绍到部队的政训室政工队去工作。去前， 云温明向我交代任务，强调我进去后要迅速完成三项任务:一要转变那里政工队中部分进步青年过"左"的工作作风，避免遭到严重打击，因为国民党倒退的严重性他们不了解；二要迅速发展两名党员，因为那里有不少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三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我接受任务后，以陈肃立的外甥女身份，扮做一个无知的农村姑娘，进入"挺四"政工队向华剧团。政工队员都不属于部队编制，过着十分艰苦的集体生活，担负着战士、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每天不是下乡、下中小队去演出话剧、教唱歌，就是自己排练节目。因为我扮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姑娘，所以要认真向他们边学习边工作，听从他们的安排，因此我就多做幕后工作，将精力用于实实际际的队内摸査工作，多了解队员的具体情况。通过个别摸査谈心，队内基本情况我巳逐步掌握，左、中、右的人都具体掌握了。要求进步的人，如政工队副队长高永雄和陈狄波二人特别突出，我就多接触他们，表示向他们学习，逐步贯彻党的意图，让他们意识到改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性。正因为他们思想进步，因此很容易接受我的意见。因为他们在队里威信高，通过他们工作，很快政工队里过左的工作作风得到转变。

　　本来"挺四"原来已经有好几个共产党员。但是因为各人的工作性质不同，而且多数都在上层做统战工作，如陈肃立、万明，他们不但不能成立一个支部，就是在进步青年当中都不能表露，只能以灰色的态度出现。伍观淇是大革命时期的民主人士，陈肃立很长时间都在其身边工作。又如，建国后河南区第一任区长何君侠同志当时也在那里工作。

　　因为政训室原来已经有两个党员，我进去后为三人，可以成立党支部。于是，政训室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杨成章，是政训室干事，、也是以灰色面目出现的地下党员；陈更是政训室的宣传干事兼政工队长，他当宣传委员；我当组织委员。我们支部直接由三水县委云温明书记领导。云温明和其他几位党员在永平圩昌教村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只有我方便常去汇报工作。

　　支部成立不久就发展了陈狄波入党。她的入党宣誓仪式很特别。在三水县城较远的东朗（塱）村一间小茶寮里，我们都坐着，好像饮茶谈天的样子进行宣誓，既没有党旗,也没有站立。我当介绍人，县委委员李静音当监誓人，陈狄波握拳放在桌面上宣读誓词。这是当时特定环境下一次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是今天无法想象的场面。然而,我来不及直接发展高永雄。但是他不久也人党了，而且还把带去的弟弟髙奋、妹妹高方也发展入党。后来，高奋兄妹在粤北牺牲了。

　　我的三项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政工队的面貌也大变样了，工作、生活作风都不是过去那样锋芒外露，于是敌人感到奇怪，就集中怀疑到我身上，并且很快把我调离政工队,调到花县县政府一个妇女训练班，实质是调去陪县的官太太，根本没有工作。不久，我患了一场大病,发高烧全身浮肿，县政府马上把我送回"挺四"的后方医院治病。病好出院后，政训室主任卢仕正调我到游干班学习，后来认为我"三民主义"考试不合格，开除我出政工队。当时，政工队员集体向卢主任请求收回开除我的命令。请求无效，他们就发动政训室人员、政工队员给我捐钱作路费。记得当时总共捐了 110多元给我。后来， 中共三水县委认为我这样离开更好,并且决定调我到德庆县。我离开三水时，只留下12元作路费，其余的全部留给三水县委作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