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国际的航运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一世纪，罗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发现信风，从此欧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与印度往来的局面。外国商船往返于中国、南洋群岛和印度之间，逐渐的增加。《梁书·南海诸国传》说:“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成书于三世纪中叶的《魏略》,已知有“乌迟散城”了(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魏略·西戎传》还注明大秦有海道通中国，即经印度支那半岛海岸而至广东。其时罗马所需要的丝绸，完全依靠中国进口。戴维逊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说:“中国货早在公元初的确运到了红海和地中海，……还有中国、罗马的交易。不过，这些交易同大多数贸易一祥，其货物要经过多次的驳运。”(参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当时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国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这些船“大者长二十余文(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不少的“外徼人(即外国人)随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至于扶南国,在范蔓为王时，早已“治作大船，穷涨海(即南海)。”《梁书·中天竺传》亦记载其后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即中天竺国),……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据《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称:“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广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至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可见当时国际上无论是造船技术或航海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船舶抵御风浪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线路直航广州，广州港的国际贸易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西晋泰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大秦王遣使至中国，到达京城洛阳，是循海道由广州登陆的。《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对此有记载:“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候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踩，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这里记载的“来经于州”，即广州，说明随着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广州又成为当时的市舶要冲了。

但是，西晋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王朝，公元二八○年从晋武帝灭吴，重新统一中国开始，至公元三○○年八王之乱止，中间只经历了还不到二十年的短智统一，又出现了十六国之乱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灭亡。三一七年,晋宗室司马容被推戴为晋皇帝，在长江以南建立起东晋政权，以后又经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选，史家称为南北朝时代。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战乱中，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但长江以南却加快了开发的步伐，而广州港也在这一时期中，再次屹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分析它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南方自东晋政权建立以来，与北方连年战乱对比，其局势还是比较安定的。同时又是由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北方汉族大批南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这就加速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南方经济在两汉和东吴的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为广州港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北方连年的战乱、东南经济的开发，世族大家的南渡和东晋、宋、齐、梁、陈定都南京，都引起了全国外贸市场的转移，即进口商品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带推销。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来品，亦多数从南方进口。

(3)广州曾经是对外贸易的都会，汉武帝平南越后至东汉末年这一期间，为日南、交趾所超过，但随着外贸市场的转移，交趾的地理条件便远远不如广州优越了。也就是说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比从广州登陆要长得多，所以，外商很自然地便以广州为碇泊地点了。

东晋借人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路经西域进入北天竺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在该岛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便于公元四一二年乘商人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转船返国。原计划在广州登陆，后因遇飓风,被吹至青州(在山东半岛)上岸。据法显的《佛国记》记载：当时的师子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已很频繁，法显是看到一柄来自晋地的绢扇，引起乡思，才决心回国的。从师子国至耶婆提共行九十余日，然后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等候信风，再直航广州。按照商人所说，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五十日便可到广州。可见当时广州与耶婆提之间，已有频繁的商舶往来。该书还说，从耶婆提至广州的海舶，可载二百余人，并可贮存五十天的粮食和给养，其所航行的路线亦是当时最快捷的航线。另外，随法显之后，往来南海之间的佛教徒，据冯承钩《中国南洋交通史》考证，约有十人。其中，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远适天竺,后于南天竺随舶放海达广州。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于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期间，应邀来我国传教，从诸薄港(即爪哇岛)乘搭印度商人竺难的商船直达广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由师子国随舶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至广州。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经狼牙修(今马来半岛)、扶南，于梁

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至广州。还有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也是这个时期航海从广州登陆的，其中菩提达摩的登陆地点——西来初地，至今古迹犹存。昙摩耶舍建王国寺,即现在的光孝寺。

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广州当时“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同书《州郡志》又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因此，凡当广州刺史的，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晋书·吴隐之传》也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四○二年，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吴隐之任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当时广州官吏贪污之风极盛，皆说饮了市郊石门的贪泉水所致。吴隐之特地到石门喝了一勺贪泉的水，并题诗一首曰:“古人云此泉，一歃怀千金，试使齐夷饮，终当不易心。”驳斥了贪官污吏的谬论。当然，“饮之辄使人贪”，这是无稽之谈，但这个故事亦说明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官吏藉此而贪污。故《晋书·吴隐之传》又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据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引阿拉伯人古行记的记载说:“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镔掷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马斯欧迪的《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成书于公元九四七年)也有记载，谓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见印度和中国船在此停泊。参见桑原鹭商《波斯湾之东洋贸易港》一文，载《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当时的外国船“每岁数至”。并且有十余

艘之多。(参见《南史》卷五一《肖励传》)

清郝玉麟的《广东志》记载外国商人前来广州贸易时，亦列有师子、毗加梨、干陁利、阇婆、狼牙修、盘盘、顿遜等十国余。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有占婆、扶南、诃罗单和干陁利等国。

占婆在西晋、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中，先后派出二十多次使节来洛阳和南京访问朝贡。外国的朝贡就包含有通商的成分在内。

扶南是雄霸东南亚数世纪的强国，从西晋武帝秦始四年(公元二六八年)起，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年)止，扶南王国曾先后派遗二十多次使节来南京访问朝贡。也是当时和我国通商的主要贸易国。

诃罗单和干陁利虽然前来朝贡的次数不如以上的两个国家多，但由于地处东南亚各国通商贸易的要冲，再联系到法显《佛国记》的有关记载，这两个国家与广州的通商据推测也会非常频繁。德人夏德氏也认为:那个时期外国商人开辟了广州这一重要市场。但由于文献记载非常简略，所以还无法对当时的贸易情况作出详细叙述。

在这期间，输入我国的主要物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贝(棉布)、郁金、苏合(香料)、沉擅、兜鍪等等。输出的商品以绫、绢、丝、锦为大宗。此外，还有奴隶交易，据《梁书·王僧孺传》称，广州每年都有从高凉郡(今阳江高州一带)运来的“生口”(即奴隶)，卖给外国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