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葡萄牙

    明弘治十三年（1505年），葡萄牙人开始在印度加尔各答等埠经商，并伺机向南洋沿海扩张。1517年，佛郎机人（葡萄牙人）比利?安剌德（perez andrade）和外交人员托马士?比勒斯（thomas pirez）率领大小武装船舰 8艘到达珠江口。他们用行贿的手段湾泊屯门（今宝安县南头、香港新界屯门及大屿山一带的水域），并且获准驾两艘舰船入广州，这是外国舰船第一次驶进广州。

    嘉靖三十六年（1563年），葡萄牙人占领澳门(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汇考七。)。到了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广东局势稳定，葡萄牙人即以每年2.4万两白银得到了与广州通商的权利，此后他们便往来于广州。

    葡萄牙人尽管占据澳门为基地，但只在中外贸易中充当中间人。他们从广州把中国出产的大批茶叶、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农副产品，手工业品运往日本、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出产的香料、药材等物品以及欧洲生产的数量不大的商品运到广州，行销中国。

    （二）西班牙、荷兰

    葡萄牙人与广州通商后，接着西班牙、荷兰人也来广州通商。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以马尼拉2名教士为使者到达广州，并在肇庆面见总督，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此行虽未经商，但为后来的“互市”打开了“通路”(注：《明律集解附例》卷一○，户律，市厘，《明会典》卷一六四，刑律五，市廛。)。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荷兰国政府因船舶被葡萄牙国禁止出入里斯本。对中国的产品无法直接交换而焦虑，于是命令窒甫兰特王禾尾（wybrandran wanmiok）氏为使者到达广东。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船只首次到广州。但是，因葡萄牙人的反对，没有达到在粤通商的目的。此后，荷兰人又分别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和天启二年（1622年）两次以武力强占澎湖列岛，后又侵占台湾。在侵占台湾期间，曾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再次派使者到广州，请求通商。但又遭到葡萄牙人阻止，故遂以台、澎为其经济侵略中国的根据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政府因荷兰人协助清军攻取台湾，才允许其在闽粤海口通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荷兰人才开始在广州设立商馆。从此，便挤进了西方殖民国家对广州贸易的势力范围。然而，由于当时它们的工业都不发达，加上国土小、资源有限，拿不出什么工业品或其他充裕的商品与中国交易。

    （三）英 国

    英国在16世纪末年已在海上击败了西班牙，而在17世纪又在印度和东方竭力同葡萄牙人争夺霸权。

    1792年，英国第一次派使臣来中国，提出取得广州附近某一个地方作居留地、取得澳门至广州间的水道航行权以及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项无理要求，遭到乾隆皇帝严词拒绝。1808年，驻守印度果阿的英军总司令命海军上将德鲁雷（drorry）进驻澳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狂妄地宣称，这一行动只要得到葡萄牙方面的许可，“就无须顾虑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挠”。八月初二日，德鲁雷发动登陆战，拥入澳门。澳葡理事官抵敌不住，向香山知县告急。两广总督派行商通知英舰撤走，并下令封舱（封闭英国货船，停止贸易）。九月初一，3艘英舰直抵广州黄埔。九月二十三日，德鲁雷带领英兵换装分乘快艇30只冲进广州，在城外商馆落脚，要求面见两广总督。后两广总督接嘉靖皇帝旨，派出官兵2600人增防澳门、黄埔，迫使英舰退走(注：何维鼎著：《古广州风云》第158～159页。)。

    在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凭借阴谋与武力占领了有3000万人口的富庶的孟加拉。这时，东印度公司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已经“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拥有领土的强权”。至1834年止，英国垄断对华贸易的组织是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是英国侵略远东的巨大机构，它“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注：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二十三，820～921页。)

    从18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则由290万两上升到1730万两(注：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95年版。)，增加了将近5倍。中英贸易中两项主要商品，中国出口的茶叶和英国出口的毛织品，分别增长了10倍（1750～1830年）和7倍（1761～1831年）(注：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英文版），第一卷（1635～1834年）7第292页，第四十卷。)。在1730～1830年的100年间英国进入广州的船只吨位，增加了近36倍(注：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英文版），第一卷，第1999页；第四卷，第223页。)。

    据统计，1785～1833年，英国货物经常占广州港迸口总值的80％～90％，几乎独占广州港口进口贸易、在同期广州港的出口贸易中。英国亦占其总值的65％～80％。两相比较，在18世纪中叶以后，每年从英国进口货值只是广州港对英出口货值的50％或70％～80%。广州港对于英国的贸易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注：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第15页。)

    1760～1764年，中国茶叶经广州港输往英国的数量，每年平均为42 065担；1785～1789年，每年平均为138 417担；1880～1804年，每年平均为221 027担；1830～1833年增至235 840担(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第一册，第276页。)。生丝贸易方面，18世纪90年代，一担生丝在广州的出口价格平均为白银228两，英国商人运回本国后，除去一切费用，每担可得纯利 144两，净利率为50％(注：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4～15页。)。英国为了支付从广州购买的中国土货，不得不将大量的白银运到广州，进行交易。

    （四）美 国

    首航广州的美轮“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载运一批洋参从纽约开出直抵广州，于1785年5月12日返抵美国。“她是侵犯东印度公司禁区的第一艘美国船”(注：布莱克里著：《中国和远东》（英文版）第49～51页)。

    “1805年有37艘美国船装载近575万元的货物至广州一地进行贸易。它在美国贸易总额所占比例，比美国20世纪初对中国的贸易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还大。而且，自贸易进行以来，虽然要输出一笔白银往亚洲，贸易还是有利的。为平衡美国对华贸易差额所输出的白银，在1827年前的30年中，每年平均为250万元，在1818年达到750万元之最高额”(注：布莱克里著：《中国和远东》（英文版）第49～51页)。

    进入19世纪以后，在广州的贸易中，美国已经成为英国唯一的劲敌；特别是在1815年以后，美国开始采用快速的飞剪船，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加速了贸易周转，为英国商船所不及。同时，美国在广州的贸易，采用代理经营，有充足的资金、信用和竞争潜力，给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以很大的威胁。

    1804—1829年，美国从广州购买的茶叶、桂皮、绸缎、丝绒、糖及土布共值12 123万元。其中茶叶约241.4万箱，平均每年9.7万箱；绸缎共约38o万匹，平均每年15.2万匹；土布共约132万匹，平均每年5.3万匹(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93～295页有关数字合计。)。美国1821～1830年间，入超17 477 013元，1831～1840年间，入超增至 48 474 020元(注：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39页。)。但后期，美国并未再将白银运华，而是将同样价值的鸦片运来广州，以抵偿贸易上的差额。

    （五）俄国、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俄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时间较晚，且数量较少。俄国“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商船于1805年（清嘉庆十年）12月5日和8日，先后抵达广州黄埔。这是俄国商船最早与广州港的接触。这两艘商船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实际上是以贸易为名，探听中国虚实，并企图从海上打开中国的门户。

    在19世纪之前，法国也展开了对华贸易，但在广州外贸中所占的比例较少。据统计，1775～1833年，法国到广州港的商船仅72艘，……法国到广州港商船最多的年份━━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也不过 8艘(注：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英文版），第二至四卷有关资料统计。)。远落在英、美的后头。法国向广州出口来自北美的皮货，南洋土产和本国呢绒，从广州购回中国的丝绸和茶叶等产品。然而，数量十分有限。另外，在18纪初期，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也都开始有船入广州通商。不过，其贸易额是甚微的，无法与英、美等霸主匹敌。

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来广州和中国其他一些口岸“经商”，是赤裸裸的殖民地掠夺。这就大大地侵扰了大清帝国封建经济及和平贸易的正常秩序，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