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在景泰初即是“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辐辏”(注：景泰二年（145年）陈贽《祖庙灵应祠碑记》，载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它的发展，得力于广东罗定、惠州、韶关等地的冶铁。“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先润而柔。……，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当然，有好的原料，还要有好的技术。有个叫李广成的，就是在南海里水学得冶铁之法，到佛山开业传代发家的。为保证冶铁质量，冶铁工场对技艺人“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不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锡铁器。)

 “佛山镇铁镬，向为本乡特有工业，官准专利，制作精良，他处不及（所谓‘佛山之冶遍天下’实际是指铁锅）。其制法，则采买生铁废铁熔铸而成。有鼎锅、牛锅、三口、五口、双烧、单烧等名目，时而兼铸钟鼎军器”(注：冼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第15页。)。铸锅的情况，据屈大均描述：“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镬，大者曰糖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为一连，曰五口；三为一连，曰三口。无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时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者必讼。

……故凡佛山之镬贵，坚也；石湾之镬贱，脆也。鬻之江楚间，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炼既精，工法又熟也。”(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其所铸大锅，口径达3尺余；所铸鼎，可容米1石；又承包朝廷贡锅，以及分试锅，都属特制(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71页。)。现藏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的“千人锅”，口径192厘米，深95厘米，传说可供千人用饭，也是于1749年。（乾隆十年）产于佛山的。可见当时佛山的铸造技术相当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前提。同时由于高质量带来了广阔的市场，这自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重要的条件。曾有学者撰文，“在鸦片战争前后，佛山的铸锅业有30家。……其中有一家小型锅厂有生产关系的记载：‘我在1921年入曾祖父开设的永隆［锅厂］工作’。‘永隆是陈、刘、吴、霍四姓中人合资经营的，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当时除交入行（指既济堂铁锅业会馆）金 3000两外，另有资金 1800两；主要产品是鼎锅。……我入行时，永隆有工人30人’。永隆大约开设于嘉庆末年。它是四家合资的，资金不算小，但须以3000两交入会馆（据说大户要交5 000两）。……像永隆这家，只有一座熔炉，算是小户了”(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第472页。)。从它的资本来源以及雇工状况来看，这个小户的生产关系还是清晰的。

又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广州府南海县《饬禁私抽设牙碑记》记载，康熙二十七年四月，佛山石湾发生了“奸棍”霍子宾等背旨私设牙行“盘剥铸锅工匠” 的事件。霍子宾投靠“藩台”，依仗布政使衙门的势力，想出了辖匠人牙的新花样，到处招谣“凡佣工匠人每人辖入牙银五两，名曰‘有牙工匠’，‘那些精工而贫乏者，无银入牙，名曰‘无牙工匠’；有牙工匠，炉户才能雇佣，无牙工匠则不能雇佣”。这就造成了那些“工精贫乏的工匠”“靠食无依”。这种对工匠的横征暴敛现象，激起了铸锅工人和炉户的强烈反抗。铸锅工人在陈伯梓等人的率领下，控告到官府。后来经广东巡抚都察院审理，才“奉旨禁革”(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王宏钓、刘如坤：《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不论当时行会组织情况如何，这种禁止跨业的规定，尚不能限制作坊的规模，从其铸造工精、销路甚广和有劳资、行帮的斗争来看，明清时期佛山的铸锅业大体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规模。

佛山的炒铁业，是将生铁烧场，退火打制成可锻铸铁（即熟铁），供铸造、锻制铁器之用。因而又称熟铁业，或小炉，以别于冶炼生铁的大炉。目前的史料中，只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有较详细的记载二其中有：“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炼熟而为镬（锅）也。”“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炉有大小，以铁有生熟也。故夫冶生铁者，大炉之事也；冶熟铁者，小炉之事也”(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这种小炉，各地都有，原是小商品性生产，而在佛山则规模甚大。“一肆数十砧”，即以“十数砧”计，也要用工150人左右。虽然对他们的劳动条件如何并无记载，这样的有分工、有师傅、有徒工的作坊，炉、砧和各种工具也不少，有一定规模，可说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