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我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以至茶成为英国人的必需品。嘉庆时清廷禁止茶叶出海南运，安徽、福建等地的茶叶均集中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集市，由此沿信江转入锋江，再南下到大庾岭，用人力担过梅岭关，再经南雄县沿北江到达广州，经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出口。当时，茶叶同生丝并为广州港两大出口商品，据估计，每年经由广州港出口的茶叶大约在45万担（即4500万斤）左右。广州的“花薰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颇为畅销(注：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杜，1985年9月版，第98页。)。

    茶市场的扩大和粤商等大商帮加入茶市场的贸易，必然促使商人资本控制的生产。清乾隆时期，广州以北不远的地方，有个私人普通制茶场，男女童工共约 500人(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孔经纬：《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对其经营的情况虽没有详细的考察，但就其工场规模之大，亦可见一斑。鸦片战争前，“广东有的制茶场，使用的工人多至500人左右”(注：翦伯赞、邵循正等：《中国历史概要》，《鸦片战争前的工商业》第47页。)。这些制茶场，也算得上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工场了。在第三节我们曾经介绍过南海西樵山在清初已是种茶区，也属有一定规模。不过，这可能是属于商人控制小生产者的预买制经营、分配方式，即商人春节前后放款给茶农，待清明后前往收茶。因而还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