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广东甘蔗产区在广州附近及西部阳春。“番禺、东莞、增城糖十之四，阳春糖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东莞的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连动千顷”(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卷二七，蔗语。)。后人曾作过估计，1849年广东省产蔗糖40万担(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第三册，第1503页。)（按每担糖需11担蔗计），应有蔗440万担（按亩产15担计），应有蔗田30万亩。如果以广州占十分之四推算，广州则有7.5万亩；据张心一先生估计，全省达 67.4万亩(注：张一心：《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2年版。)，广州应有约 17万亩。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它为制糖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物质前提。

    明代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到清前中期，这种小商品生产仍然广泛存在。甘蔗的种植和加工，最初是由农民自己经营的，“榨（糖）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 注：李调元：《南起笔记》卷十四，《蔗》。）。由于制糖大作坊的逐渐增多，使一部分原来自己设坊加工甘蔗的中小蔗农被迫关闭糖坊，变为单纯甘蔗种植的出卖者或是大糖坊中的雇佣工人。大糖房就变成了制糖专业大户，并从事商品性生产与经营。

    番禺“甘蔗，有茅蔗、有白蔗、有黑骨蔗。茅白二种榨汁煮为糖。金鼎村有糖房，皆以晒糖为业。慕德里属之南岗古料诸村，尤多贩糖于外省云”(注：史澄等：同治《番禺县志》卷七，第3页。)。可见，当时番禺制糖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是较发达的。

    广东东莞“春以糖本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复榨为糖。其法……糖户之利，亦不逊岷山千亩，芋埒封君也”(注：宣统《东莞县志》第十五。)。这是说糖户春天以糖本贷给蔗农，冬天收蔗榨糖。这个糖户实际是个糖房，或者是开有糖房的大户。从其“不逊岷山千亩”来看，他是个没有土地的商人；从其“芋埒封君”来看，规模不太小。这种糖户，可能是以商人租地经营农业为主要形式的。

    清代前中期，在广东的糖厂中，除了有投资者（业主）、经营规模的记载外，还有厂主雇工的情况记载。如，“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注：嘉庆《澄海县志》卷六。)，［罗定州］“杨仕奕在马兰茜搭察榨蔗做糖发卖，雇钟亚卯、钟蒂保赴寮榨蔗，言定每人每日工钱二十五文，按五日一次发给工钱，未有写立立约”(注：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英德］“钟毓化雇吴书城在蔗寮帮工，议明每月工钱五百文，未立文契年限，并无主仆名分”(注：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这三条资料反映了工人的基本分配和人身自由状况。因此, 清代前中期广州地区的制糖业可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