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这种生产关系，是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条件时产生的。经济学者对考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由于其萌芽状态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必定具有过渡性、两重性和延续性。下面我们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考察广州的蚕丝业、制糖业、制茶业、冶铁业、行帮行会制度等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状况。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著名的蚕丝产区之一。早在东汉时期，广州附近已开始养蚕种桑。到了明代，蚕丝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专业性的土丝市场。据记载，明永乐四年（1406年），广州附近的顺德县所属龙江、龙山就有了土丝市场，每担生丝缴土丝税银6钱，年收土丝税银25两，折合生丝产量4000多斤（注：康熙《广东通志》卷十，第23页。）。到清代，出售桑叶和蚕丝已成为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清康熙年间，广东生丝开始出口；而乾隆年间封闭闽浙口岸，后又限制湘丝出口，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广东丝的生产。广东丝从一年5造发展为一年8造。这样，桑的需求大增，植桑自然又有发展，顺德、南海尤为突出。这两地盛行“塘以养鱼，堤以树桑” 的作法。顺德的龙山，乾隆年间就“弃田筑塘、废稻栽桑”。嘉庆时已“民舍外皆塘池”（注：嘉庆《龙山乡志》。）。 南海的九江，清初时也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乾嘉后已专事鱼桑了（注：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三。）。顺德、南海这个蚕桑区，嘉庆时“周四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注：《雷塘庵主第子记》卷五。）。出现了“家家早起夜眠迟，生丝要赶趁圩期” （民国《龙山乡志》，第三卷，第14页。）的繁忙景象。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推断，一家一户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的组织、经营情况定会逐渐出现。不过，目前还找不到确切的资料。

    蚕丝业的繁盛，除了适应出口贸易的需要外，也为广州地区轻纺工业提供了原料，从而促进了广州轻纺工业的发展。清雍乾时期，广州的丝织业发展相当迅速。广州有织工数万人。据外文资料记载，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地区轻纺工业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行业。“这里被雇佣的工人和所完成的作业数量是很可观的，每年有1.7万名男女童工从事于织绸工作。他们的织机很简单，但出品一般都很精致。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5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2500家织布工场工作，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20个工人”(注：彭泽益：《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截《历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第95～96页）。)。当时广州整个丝织业，多以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