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东郊银河公墓中有一块刻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的石碑，上面写着温盛刚（中共党员）、谭国标、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六个名字，这就是被反动军阀政府所杀害的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的六位领导和骨干成员。

　　广州“文总”成立于1933年4月，下设“社联”、“左联”和“剧联”等组织。广州“文总”由何干之（谭秀峰）任书记，谭国标任组织部长，温盛刚任宣传部长，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都是“社联”的负责人或骨干成员。1934年1月，谭国标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为人民的利益而壮烈牺牲。

　　温盛刚，1907年7月4日出生于广东梅县松口车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共五人，温盛刚排行第四。1919年至1924年夏，他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书。1924年7月，考进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初，在北师大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政府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温盛刚也在受通缉之列，他便于1927年6月10日东渡日本。初时他在二哥温盛光（在东京开饭馆）处居住、补习日语，通过他哥哥的介绍认识了日本左派作家秋田雨雀。不久其二哥因与日共来往而被当局逮捕，1928年遭驱逐出境。这给温盛刚在经济上造成困难。1929年初，他进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这期间，温盛刚经常与秋田雨雀一起学习、研究和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温盛刚十分珍惜时间，总是手不释卷，不仅学会了日语，、还攻读俄文，看了许多马列著作。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在学习讨论时则口若悬河，善于分析，言之有据，使人听了心悦诚服，留日学生部很佩服他的才华和学识。当时明治大学要录取一名官费生，一百多人报考，结果为温盛刚所独得。温盛刚是一个爱国青年，“九· 一八”事变后，由温健公、张友渔、秦元邦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领导留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温盛刚被推选为秘书，同学会的宣言、文件、标语、口号等都是由他负责起草。不久，他和许多留日学生在神田中学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九·一八事变死难同胞追悼会”，并在会上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誓要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第二天，温盛刚就遭逮浦，日本最高警察厅指控他犯了所谓“扰乱治安罪”，温盛刚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 不！先生，我没有犯什么罪，只是做了一个国民应该做的——热爱自己的祖国，你们的政府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东北三省，这才是真正的犯罪！”驳得日本警察哑口无言。由于查无证据，在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下，三天后警察厅不得不把他释放。过了不久，发生了“一· 二”事件，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传出后，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发动了一千多名同学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愿，温盛刚带头向国民党的驻日大使提出和日本断交的请求，并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坚决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这次集会，又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由于温盛刚及时化装逃走，才幸免于难。

　　1932年春，由于日本政府的通缉，温盛刚化装返回祖国。先是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但没有找着，便把在日本译好的秋田雨雀著的《新俄游记》一书送交启智书局用文莎河（日语温盛刚的谐音）的笔名出版。他还翻译出版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书。不久，他回到广州，但同样找不到党的组织。这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先是在中大当代课教师，后来通过别人介绍，在合作总社谋取了一个干事的职位，以此作掩护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夏，他与被日本政府驱逐回来的留日进步青年何干之、谭国标一起创办《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由他们自己出钱印刷、自己写稿、自己发行，新的刊物当作旧杂志，拿到文德路旧书店去发售。这些刊物出版后，得到青年的好评和支持。他们就与中大、女师、国民大学、省一中等处的进步分子联系，组织读书会，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参加读书会的人逐步增多之后，温盛刚便通过中大何思敬教授（中共秘密党员）和温健公（中共秘密党员）与上海的中国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3年4月组成“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 温盛刚担任宣传部长。

　　由于他对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工作，因而为广东反动当局所仇视。1934年1月29日，温盛刚在东华西路复兴新街住所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公安局特别侦缉部第三号监仓，与谭国标、江穆住在一起。温盛刚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与反动派斗争。尽管敌人采取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反复对温盛刚进行威胁利诱，企图从他口中获得“文总”的内部组织情况，但毫无结果。为了使监外的同志知道监内的情况，温盛刚通过其家属来拿取脏衣服出去洗的机会，把纸条塞在西裤夹缝中传送出去。敌人在审讯口供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就改变手法，采取“钓鱼”的毒计，把被监禁的一些同志，由便衣特务押着上街“散步”，如发现有人前来打招呼就立即逮捕。，为了不让监外的同志上当，温盛刚又把情报及时传出去，叫监外的同志注意，不要上敌人的圈套。

　　在关押的半年时间里，亲友们为他到处奔走，多方营救，但没有效果，当他得知敌人将下毒手的时候，就给亲人写了简短的遗嘱，劝慰父母不要为他的死而悲伤，要求妻子和弟弟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1934年8月1日午后，温盛刚惨遭杀害，当时年仅二十六岁。

　　谭国标，191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年幼时在家乡读书，1923年至1928年在广州市广雅中学和中大附中读书，受到大革命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谭国标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行径非常气愤。1928年高中毕业后，他与何干之一起，在广州永汉路（现在的北京路）开设一间“秋明书店”，出售进步书籍，成为联络革命青年的一个据点。不久，这间书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并以“共产党分子嫌疑”的“罪名”将谭国标逮捕。反动当局的迫害激起了进步学生的公愤，纷纷提出抗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反动当局才不得不释放谭国标。

　　1929年春，谭国标和何干之到日本留学，考进东京明治大学社会系。在这期间，他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因而遭到日本政府的迫害，同年12月经由上海、香港回到广州。他从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抗日救国为民族和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并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虽然谭国标的愿望一时未能实现，可是他并不灰心，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按照当时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的反蒋抗日政治主张进行活动，他在女师和省一中任教时，通过教学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同学阅读社会科学入门、高尔基的小说等书，要求学生联系自己的真实思想写日记、做文章。他从中发现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就进行个别谈话，吸收他们参加读书会，又以辅导学习社会科学入门等为名，从中讲北伐战争史，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激发同学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他还与何干之、温盛刚等人先后创办了《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谭国标以谭卫苏的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他们这些活动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打破了当时广州市沉寂的政治空气，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于1933年4月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谭国标任组织部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和领导“文总”的活动。他的住处就成了秘密活动的一个据点，进步学生和“文总”成员经常在那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讨论研究革命工作、交流情况等。由于谭国标等人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文总”的影响日益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这就引起广东反动当局的仇视。1934年1月30日，谭国标在法政路家中与爱人叶抱冰等同时被捕，谭国标被以“首要政治犯”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公安局第三监仓里。

　　谭国标身陷囹圄之后，敌人千方百计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文总”的组织情况，并一再要他交代谭秀峰（何干之）的下落（敌人误以为谭国标是谭秀峰的兄弟）。敌人对谭国标施以种种酷刑，打得他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但他宁死不屈，给予敌人的回答总是“不知道”三个字。每次受刑后回到牢房时，他总是忍受着身上伤口的剧痛，和同牢的温盛刚，江穆商量对策，并由江穆把情况和意见用英文或日文传递给隔邻第二号监仓的凌伯骥、赖寅仿等人，以统一口供，指导狱中斗争，尽量使更多的同志能够脱离虎口，保存革命力量。他还利用叶抱冰来取脏衣服去洗的机会，传递纸条给女牢的同志，介绍进步刊物《北斗》给大家看，还写诗歌或抄一些好的诗句给她们看，以此鼓励她们坚持斗争。

　　谭国标被敌人折磨半年之后，身体已十分虚弱，同志们都为他担忧，但他始终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对同牢的同志说：“搞革命就必然会有牺牲，为革命而献身，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光荣。”在思想上早已作好了为民捐躯的准备。他在狱中事先写好了一份遗嘱，通过一位同情革命名叫阿超的工人把它带给已出狱的爱人，嘱咐她“要坚强起来，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要劝慰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的遗志。”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4年8月1日下午，谭国标惨遭杀害。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凌伯骥，又名鸿业，乳名阿忠，1915年出生于广州市，原籍浙江会稽，祖上因南来做小官吏而定居广州。父亲凌彭庆，做过文书、录士等小职员，全家开支靠他微薄的薪金来维持，生活十分困难。兄妹五人，凌伯骥为长。他上中学的生母俞氏去世，继母傅氏为人贤惠，视俞氏所生孩子如同己出，这对凌伯骥的学习和成长有过一定的影响，凌伯骥后来经常在家里进行革命活动，如开小组会、刻印宣传品等，都得到傅氏的支持。

　　凌伯骥读书聪明，小学未毕业却跳上中学，中学时期成绩优异，得到免费生的奖励，后来直升中山大学社会系。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凌伯骥半工半读，在“广州市土布同业公会”里当文书，赚点钱帮补家庭开支。他经常到神州国光书店去阅读进步书籍，秘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恩著作。他十九岁时就敢于与当时大名鼎鼎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张东荪进行辩论，提出许多问题，使对方结结巴巴不能回答。凌伯骥为人正直，见义勇为。1933年3月，反动当局将严蒲特（即饶彰风）主编的进步刊物《天王星》宣布为非法刊物，并暗中在中大传达室设密探，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正好有一个叫戴镇藩的学生误取了严蒲特的信件，就被抓去公安局，另一个叫肖宜越的同学因借《天王星》与戴看过，也被扣押。事件发生后，学生哗然，便由凌伯骥等三十二个学生联名上书当局，要求立即释放戴、肖两人。经过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凌伯骥等人的斗争，终于迫使当局释放了他们。

　　凌伯骥读书期间与中大进步教授何思敬关系密切，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深为何思敬所器重。伯骥是“文总”属下“社联”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中大“抗日剧社”的活动；又是《新启蒙》、《星光》、《新路线》等进步刊物的主编，发表过不少文章，成长为一位很有才华的革命知识青年。

　　1934年1月28日晚，凌伯骥在丽水坊家中被捕，与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一起被关押在公安局第二监仓内。在狱中，凌伯骥坚贞不屈，受尽种种酷刑，却始终不向敌人供出“文总”和“社联”组织，内部的情况，保护了同志的安全。她与楼栖曾在一起办过《新路线》等进步刊物，被捕前他还到楼栖的住地传递过消息和传单，后来楼栖也被捕，但他始终没向敌人吐露过有关搂栖的情况，还利用放风的机会告诉搂牺：“你尽管放心，我什么也没有说，你也不要承认。”敌人抓不到搂栖什么证据，最后只好释放了楼栖。在临刑前，凌伯骥曾给亲属写了三封绝命书，一封是给父母的，叫他们不要伤心，就算少生了一个孩子；一封是给弟妹的，叫他们好好做人，将来成为一个中国的好青年；另一封是给他的亲密战友伍翠云（即伍乃茵）的，叫她坚持革命到底。

　　1934年8月1日下午，凌伯骥英勇牺牲了，当时他还未满二十岁，是六位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个。

　　赖寅仿，乳名志深，字美恭。生于1911年11月，是广东省清远县昆盏坳村人。小时在本乡龙塘小学念书。1926年，进清远中学，赖寅仿受到当时大革命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1928年，赖寅仿初中尚未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推荐去中山大学预科班学习，两年后又正式升人中大社会系。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秘密的读书会，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赖寅仿积极投身这一活动，曾参加中大的“社会调查队”，到广州市区海珠桥一带向苦力工人、人力车夫等作调查，并向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此外，他在中大还参加“文艺研究会”、“抗日剧社”等进步团体，与凌伯骥一起创办《新启蒙》杂志，发表过以《铁流》为题的进步文章。

　　赖寅仿处事勇敢机智、有组织才能，他不仅在学校里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而且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农民进行抗租反霸的斗争。1932年寒假他返回家乡时，曾利用土绅搞打蘸迷信活动，请戏班来演戏的机会，在演出之前登台讲述“ 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情况，揭露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拱手把东北三省奉送给日本侵略者，以及压制老百姓起来抗日，不顾国家的危难，还在“剿共”等一系列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他讲得慷慨激昂，闻者泪下。老士绅赖杜跳出来干预，不让他讲下去，说什么今晚这台戏是用了几百块白银请来的，大家要看戏了。但台下群众纷纷说：“听志深“讲演好过看戏。”终于让赖寅仿讲完才做戏。1933年暑假回乡期间，他以清远学生的名义揭发县长吴风声贪赃枉法行为，并在良盏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抗缴吴风声额外强加给农民的人头税（每人一元）等苛捐杂税，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县长闻讯，派出军警逮捕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未能得逞。赖寅仿在回广州途中，还召开过几次类似的群众大会，于是反动当局便行文至广东省府捉拿他。赖寅仿因而被迫离开了广州。经何思敬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参加中国文化总同盟的组织活动，并与广州“文总”及一些进步教师、同学保持联系。1933年秋，他回到广州，参加“文总”的活动， 1934年1月23日，不幸被捕，同凌伯骥、何仁棠、郑挺秀一起被关押在公安局二号牢房里。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坚贞不屈。1934年8月1日下午，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三岁。

　　郑挺秀，广东恩平县君堂乡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芷腴是君堂乡独醒小学（后来改为中学）的校长。郑挺秀共有兄弟姊妹九人，他排行第六。兄弟姊妹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四人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郑挺秀1923年在君堂小学毕业后，升入恩平中学， 1927年秋到广州考入中山大学预科，读了两年之后升入中大经济系。郑挺秀一向勤奋好学，能阅读英、法、俄、日四个国家的文字。他平时生活俭朴，把节约下来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购买书籍，日常总是手不释卷地偷偷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他在何思敬、何干之、温盛刚、谭国标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3年，他参加了广州“文总”，是该组织属下“社联”的骨干分子。同年下半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到广西梧州当中学教员的机会，继续留在广州，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文总”的工作。当时他住在广州市教育南路朝观街风山书院（恩平县郑姓宗祠）内，他的宿舍就成了联络“文总”成员和恩平县学生的一个据点，“ 文总”的领导人经常来这里开秘密会议或油印宣传品等。他负责主编和出版《大众科学》共五期，第六期刚印好即为反动当局没收了。此外，他还参加编辑和出版《新潮》、《新路线》、《星光》等刊物，并参加中大“抗日剧社”的活动，大力宣传我党关于反蒋抗日的主张，揭发国民党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

　　1934年1月28日晚，郑挺秀被捕入狱，与凌伯骥、何仁棠、赖寅仿等一起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特别侦缉部的二号监仓里，在狱中，他英勇不屈，尽管敌人施以种种酷刑，均无法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还把纸条塞进脏衣服的夹缝中，通过家属把狱中情况传出去。临刑前，他还给家人写去遗言，说明自己在狱中，除承认写过一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之外，什么都不承认，表示自己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死，永不后悔的坚强意志，并勉励兄弟姊妹们要坚强奋斗。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4年8月1日，郑挺秀被杀害，当时年仅二十五岁。

　　何仁棠，字阴基，广东省澄迈县人（今属海南省）。1910年出生，自幼在本县读小学和中学，1930年到广州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他学习勤奋，处事沉着冷静，有正义感，是一个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仁棠和中大进步同学凌伯骥、赖寅仿等人一起，积极投身这一运动。当主张反蒋抗日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何仁棠曾前往福建进行联系和了解情况，对抗日的军民表示支持和敬意，谴责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他在学校里，参加了由左派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在《现代史学》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政策。1933年，他参加了广州“文总”，成为广州“文总”属下“社联”的中坚分子。他与“文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温盛刚等来往很密切，经常在广州市维新南路（今起义路）的住处商谈和联系工作，撰写文章。他还通过关系，当了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的编辑，发表一些进步文章。

　　1934年1月28日晚，何仁棠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与赖寅仿、郑挺秀、凌伯骥一起被关在公安局的第二监仓内。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当敌人在狱中进行所谓宣判时，他鄙视敌人的判决，凡是判决书中有涉及其他人的问题，他都说：“不关他人的事。”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宁愿牺牲自己来保护同志，于1934年8月1日下午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