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丽生前是广州市何济公药厂的工人。1958年12月23日，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舍身救火，被烧至重伤，因抢救无效，于1959年1月15日光荣牺牲。

　　向秀丽，原籍广东清远县，1933年5月13日生于广州市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向秀丽的童年，是在祖国烽烟遍地的日子里度过的。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广州的前夕，五岁的向秀丽随家人逃难到肇庆。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她的两个哥哥、两个姊姊和一个弟弟的生命，她自己也被迫当了地主家的婢女。可怜七岁的女孩子，干的是超体力的劳动，吃的是猪狗食。有一次，她背着地主的小少爷去做工，踢破了脚趾头，由于失医缺药，伤口化脓。主人不仅不为她医治，反而乘机把她赶了回家。母亲虽东求西借为她医治，但最后也不得不锯去一节趾骨。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做过童工、佣工，十五岁时入了广州和平药厂当临工。广州解放了，她才告别了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的广州，革命秩序迅速建立，人民生活渐渐安定。向秀丽的哥、姐都找到了工作，全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她从心里感激新社会和共产党，她开始了新的生活。1952年，她担任了和平药厂第一届工会组织委员和女工委员。1953年，团支部吸收她参加青工学习班，她学习了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苏联女英雄卓娅等许多英雄人物的动人事迹，深受教育，这些都成为日后鼓舞她克服各种困难，勇往前进的精神力量。

　　向秀丽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1956年公私合营后，和平药厂并入何济公药厂。向秀丽在何济公药厂当包装工。她一贯生产积极，埋头苦干，不讲价钱。1958年，厂里调她去试制“甲基硫氧嘧啶”的化学药剂。她克服文化不高的困难，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操作技术，在试制“甲基”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党、团组织的关怀教育下，向秀丽茁壮成长。1954年11月28日，她参加了共青团。1958年10月31日，她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1958年12月13日夜晚，辛勤劳动了一周的人们，正沉浸在周未欢乐之中。下九路何济公药厂四楼化工车间甲基硫氧嘧啶小组却灯火通明，生产小组的三个当班工人向秀丽、罗秀明、蔡秋梅正在为制造“甲基”的药剂投料加酒精。就在她们聚精会神地工作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只二十多公斤重、颈细、肚大、圆底装满无水酒精的玻璃瓶突然失去平衡地往下一滑，圆碌碌的瓶底及瓶身分裂开来，瓶内的酒精全部倾泻出来，向四方流溢。正在忙碌的向秀丽从脚上布鞋到胸部都渗透了酒精，酒精也溅到了罗秀明的身上。这种无水酒精不需要接触火星，只要有一定辐射热就会起火燃烧。刹那间，泻在地面上的大量酒精触到了工场左边并列着的十个正燃烧着的煤炉的热气，疯狂地燃烧起来。这时，工场右边角落里，放着七桶用煤油浸着的金属钠，约有六十多公斤重。这种金属钠是烈性的易燃爆炸品，遇水即爆炸，遇到高温也会爆炸。这些金属钠如果爆炸，足以毁掉整个工厂，并殃及周围繁华的商业区及居民。向秀丽知道，如果她不迅速离开现场，顷刻间就会变成一个火人。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向秀丽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想的只是阻挡酒精往四周流溢。她和罗秀明一齐动手，以最快的速度把操作用的毛巾丢在地上吸酒精。向秀丽还毫不犹豫地俯身用左手抓着毛巾拨酒精。很快，火苗就贪婪地扑向向秀丽那沾满酒精的双手和衣衫。蔡秋梅吓得惊叫起来：“阿丽，你身上着火了。”她冲上前去，要为向秀丽扑灭身上的火。可是，向秀丽这时唯一的念头是：要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金属钠着火。她坚决地对蔡秋梅说：“不要管我，赶快叫人来救火。”

　　火焰猛烈地燃烧，火苗蹿到一米七八高，把挂在墙上的锦旗烧焦了，把部分电线和电闸板也烧坏了。这时，向旁刚已经成了一个火人，罗秀明身上有酒精的地方也着了火，整个车间成了火海。罗秀明在火海的一边拉帆布来扑火。满身着火的向秀丽正要冲前去取沙箱救火，但转念一想，沙箱放在金属钠附近，如果去取，那就等于用自己身上的火引爆金属钠。于是，她改变主意，冲下楼去寻找其他灭火工具。可是，她只跑了两步就支持不住倒下了，不由自主地滚下楼去。

　　正在楼下当班的工人和附近单位的人闻呼救声都蜂拥而来。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化工车间副主任黄裕。他冲到三搂转角处，看见一个火球在滚动，原来是向秀丽！她已被烈火烧得奄奄一息了。黄裕立即用灭火筒灭掉她身上的火。这时，她听到向秀丽用微弱而坚定的声音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当女工李秀芳背她下楼时，她又忍受着严重的伤的痛楚，反复地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

　　向秀丽和同伴们奋不顾身地救火，为前来抢救的人们赢得了时间，终于制止了一场危在眉睫的爆炸事故。工厂化险为夷了，对附近一带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解除了，而向秀丽被严重烧伤了。她先被送往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度过体克关后，又被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

　　向秀丽用自己血肉之躯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消息传开后，党和人民全力抢救这位好工人。中共广州市委一位领导人马上主持组织抢救小组，请来全市二十多位著名中西医专家为向秀丽会诊，并集中优秀的强大的技术力量和护理力量，找来了难得的贵重药剂和补品，进行全力抢救。

　　六百多名群众自动组成了输血献皮的队伍，其中有向秀丽同厂的工人、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众多与向秀丽素不相识的人。大家都争着给向秀丽输血。在整个医疗过程中，给向秀丽输血至少有八千多毫升，相当于两个健康的人的全身血量。

　　向秀丽伤势严重，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六十七点二五，其中二、三度伤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七五，她一直处在生命垂危的边缘。但她的思想深处，总是想着工作，关心工厂、国家大事和别人。她被送到医院，昏昏沉沉地躺了三天三夜。醒来的时候，首先问的是：“金属钠有没有爆炸？工厂有没有损失？罗秀明有没有受伤？”

　　向秀丽经常向医务人员打听国家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情况，请护士为她读报、开收音机。她经常想着不要因为自己的受伤而影响别人的工作。当她那当司机的丈夫前来探望时，她总是安慰他说：“我很好，不要挂念我，要集中精力开车，思想不要开小差，不然，是会造成事故损失的！”当她的姐姐和工友前来探望时，她总问人家下班了没有，可不要因为来看她而耽误了生产。当别人给她输血时，她多次忧虑地问医生：“输了血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工作？”当罗秀明伤愈后来看望她时，她显得十分欣慰，说：“你的伤全好了吗？刚出院可要照顾身体，不要太劳累呀！”她怕自己严重的伤情会惹得母亲和婆母难过，当两位老人家来看她时，她极力装得轻松愉快，故意把伤势重的左手藏起来，而伸出伤势较轻的右手，还说：“你们看，我已经快好了，不用替我担心哪！”当她知道经常守护在她身旁的年青女医生邝宇同是一位共青团员时，就鼓励她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她也曾两次鼓励前来医院看望她的姐姐要依靠党组织，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在医院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向秀丽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住进医院的第三天，感染了绿脓杆菌，被烧伤部位的肌肉腐烂，有的神经暴露在外面，碰一碰就痛如刀割。每次除腐肉、植皮、输血、注射，她都痛得直淌泪水，但都咬咬牙忍住了。她的手脚的伤严重，难以作静脉注射，医生要割开她颈上的皮肤。她口腔发炎，服用抗生素时要除去胶囊吞服苦味极浓的药粉，她都服从医疗需要。医护人员都说，很少见过这样坚强的与医护人员合作得如此默契的重伤者。她还满怀信心他说要和伤痛苦战一个月，争取早日回工厂去。在极度痛楚中，她还请医护人员给她读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信，和医护人员一起讲故事，唱粤曲。她蔑视伤痛，蔑视死亡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着她周围的人，大家都表示要向她学习。

　　向秀丽进院的第三旬，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蔓延开来，病情恶化，发高烧，呼吸困难。当时医护人员已经坚持了几天几夜守在她的床前，进行抢救和护理。她忍着极大的痛楚，请在她身旁熬夜红了眼的余安迪医生回去休息。余医生在她一再催促下，只好暂时离开病房。但只过了几分钟，又转回来了。向秀丽声音微弱地恳求他道：“好医生，你去睡一会吧！你这样熬夜，我睡也睡不安心啊！”

　　尽管各方面尽力抢救，使向秀丽的生命在极度危险中延续了三十三天，但终因伤势太重而抢救无效，1959年1月15日12时43分，向秀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向秀丽光荣牺牲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陈毅、林伯渠、郭沫若和当时省、市领导人陶铸、朱光、王德、赵武成、薛焰等同志都分别作诗或题词纪念她。林伯渠的诗写道：“磊落光明向秀丽，扶危定倾争毫厘，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如斯世所师。”郭沫若也挥笔赞向秀丽：“你全身都化了光，你是英勇献身的精神形象，酒精哪能够毁灭你啊，而是使你永生在人们心上。”

　　1959年1月18日，中共广州市中区委员会为向秀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区区委宣布了追认向秀丽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同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向秀丽为烈士，并把当年何济公药厂化工车间附近一带命名为秀丽街（行政街）。1982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下九路何济公药厂的楼字命名为“秀丽楼”。让她的高尚精神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