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近代文学史上还出现不少知名诗人。陈澧（1810 ~ 1882），字兰甫，番禺人，曾任广州学海堂学长，博学学者，著述甚丰，为世所重，其诗名被学术所掩。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东塾集》、《声律通考》、《忆江南馆词》、《切韵考》等10余种。现存的《东塾先生遗诗》乃其门人汪兆镛搜辑刊成。林伯桐，番禺人，曾为广州学海堂学长，著有《修本堂稿》、《月亭诗钞》、《古谚笺》、《禺阳山馆诗钞》等。冯询（1792 ~ 1867），番禺人，张维屏弟子，著有《子良诗存》，其《秋草四首》尤为时人传诵。他还是粤讴创始人之一，惜无作品留下。番禺黄子高著有《石溪文集》、《知稼轩诗钞》、《粤诗搜逸》。南海谭莹，对乡邦文献贡献尤多，其诗不乏激壮凄切之作，如《青奴曲》、《流花桥春望》、《缴阿芙蓉诗》。世称“粤东三家”的沈世良、叶衍兰、汪瑔均为番禺人，诗词俱佳。沈著有《楞华室词钞》等；叶著有《秋梦庵词钞》、《海云阁诗钞》等；汪著有《随山馆全书》等；三人合集有《粤东三家词》。南海招子庸，著《粤讴》一书共有121首，多写妓女的悲惨生活并寄予同情，其中较好的有《孤飞雁》、《伤春》、《吊秋喜》等，歌词情浓意切，哀婉动人，较好运用民歌的比兴、夸张等手法，情景结合。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给予较高评价：“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是“最早的大胆的从事于把民歌输入文学的工作者”。梁鼎芬，番禺人，代表作有《昌平州》、《荷花画娟》、《书愤》等，后人编有《节庵先生遗诗》。汪兆镛，番禺人，有《晋会要》4种、《秋梦庵词》及文学理论著述。潘兰史，名飞声，番禺人，出身于广州世家望族，光绪初期主香港《华字日报》笔政，1890年应柏林大学东方学院之聘讲授汉文学，一年多后归国，为南社著名诗人之一，诗、词俱佳，著有《说剑堂集》、《说剑堂诗》、《说剑堂词》、《柏林竹枝词》、《罗浮游记》、《在山泉诗话》等多种，又辑有《粤东词钞》。康有为，南海县人，1897 年为万木草堂赋绝句《属刻同门功课簿系诗》，表达他培育人才、为维新变法造就新人的抱负。他在广州写有《秋登越王台》、《登越秀山顶五层楼》、《示诸子》、《送门人梁启超甫入京》等诗。其诗感情奔放豪迈，辞采瑰丽自然，形成独特风格。《康有为诗文选》收入其诗作225首，文21篇，其中有诗 102首为居广州及旅游外地时诗作。梁启超，新会县人，与黄遵宪同倡“诗界革命”，对广州诗坛影响深远。1892年由北京归粤后作《寄内四首》，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他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初期写的诗，热情奔放，明白流畅，表现出一种乐观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后期追求功力，诗风趋于典雅深密。《梁启超诗文选》选刊其诗词84首，长篇巨制《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其代表作。他一生写下至少2000 万字的著作，中学与西学兼容并包，1932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的《饮冰室合集》。丘逢甲，蕉岭县人。1906年出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后出任广东咨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成功后出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复选为参议院议员。他从1906 ~ 1911 年在广州生活了5年半，《岭云海日楼诗抄》收入诗作1700 多首，其中470  首是这一时期诗作。丘诗多追怀往事，表达爱国思乡之情和驱仇复土的雄心壮志。有的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罪行，唤醒民众救亡图存；有的暴露清廷腐败，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疾苦，探究社会病根，如《羊城中秋》、《珠光行乐图》、《述灾》、《赠谢生》、《送长乐学生入陆军学校》等。他一生不忘抗日收复台湾，并由赞助维新变法进而讴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他被选举为组织中央政府的粤代表，在南京时赋诗《谒明孝陵》，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表达诗人对封建王朝的覆灭、共和制建立的欣喜赞颂之情。丘诗悲壮雄健，豪放激越，并有少许丽飘逸之作。黄节是近代著名学者和诗人，南社成员，顺德县人。1897年到广州花地云林寺读书，其后赴上海参与组织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其间一度返粤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日与幕僚谈诗唱和，人称“诗人厅长”。黄节诗具功力，格律精严，多悲凉之气，著有《蒹葭楼诗》、《蒹葭楼集外佚诗》。与黄节并称“黄诗陈词”的陈洵，字述叔，新会人。中岁在广州西关设馆授徒，入室弟子有朱庸斋等。他的词作自得朱孝臧赏识推崇后，声名大著。著作有《海绡词》、《海绡说词》等。

民主革命时期的诗人还有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著有《不匮室诗抄》）、汪精卫（著有《双照楼诗词稿》）、陈融、尤列、陈少白、潘达微、陈树人（著有《寒绿吟草》、《春光堂诗集》等）、何香凝、叶恭绰等。其中陈融著有《读岭南人诗绝句》、《黄梅花屋诗稿》、《颙园诗话》等，他常在其寓所颙园设文酒会，学者名流、诗人画家常切磋诗艺，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