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新旧文章报道，引发了谁是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争议，争议是件好事，好事愈辩愈明，是不会湮没的。不然，我们就会变成不作为了。去年（2008年）广州解放日，《羊城晚报》刊登了邝穗雄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访问当年中原行（广东华侨友谊总公司）华南分局秘密联络站负责人温盛湘前辈，查证核实于1949年10月14日晚，该处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下称红旗）的史实。可惜，这篇文章只登了原文的四分之一，字数不够一千，使读者未能领略全意。颇为惋惜。

　　本来，像中原行在解放战争中从1946年便建立起来的，既是赣州会议后成为华南分局的地下联络站，也是广州市委机关的活动据点，还是迎接各路南下武装的报到接头点，而且半个多世纪后，广州市已经进行到文物普查第四次，是不应无人过问的，谁之过也？其实，原广东大学西堂（属青运史）和抗日战争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先后被毁，已经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作为党史、革命史工作者，你不心痛吗？我希望不要再“马后炮”了，要齐心合力，力挽于被毁之前。我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退休的，虽然是52届本科生，又是原广东工人运动史研究委员会末届委员，但我并非邝穗雄和卢洁峰两位先生所说的“资深研究员”，因此请读者将加在我头上的桂冠摘掉，以还我自由之身。

　　一

　　关于竖红旗之争，我是解放第二天上午，亲眼看见中原行竖的红旗见证人之一。还有15日零晨后骑自行车去东山铁路口，接当天从火车运来《华商报》的四个报童，即我的大哥谢劲章、堂舅父任荣、何昆和大口华。他们是比我先几个小时的见证人。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广州市面中伤共产党的谣言惑众，人心惶惶。我该年十四五岁，是陈家祠聚贤中学的初中生。暑期，一位叫梁泽苍的英语老师回校治病，他是中山大学地下学联“红豆社”的骨干，见我们回校打球，便把我们集中起来，进行共产党政策教育，安定了我们的心，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的党课教育，消除了恐惧心理。

　　同年9月底10月初，在中共市委地下党的领导下，市内大街小巷搞起治安联防，用木杉巨柱筑起闸门，以防御国民党败兵和珠三角的土匪抢劫，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0月14日下午，我家刚晚饭完毕，突闻远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们都循声跑到天台观看。只见东南角远处升起一条灰白色的蘑菇云，经久不散。街上传来：“李及兰这个坏家伙炸毁了海珠桥！”次日早上，街上人传说：解放军已进城，睡在马路人行道上，秋毫无犯，纪律严明。

　　聚贤中学有五六百学生，散居西关。15日上午，我回到学校，已见部分解放军进驻，我们便在校外等老师的意见。此期间，我们三三两两谈论着所见的新鲜事物，议题一下子集中在被炸的海珠桥上。有人提出去看看被炸的海珠桥，于是，异口同声去看看，便分头行动了。我和同座位的秀姐沿烂马路（中山七路）出太平路，西濠口转长堤，直至永安堂（今市儿童图书馆）海军上将程壁光塑像的三角广场，翘首东面，一间坐北向南的四层楼房下，许多人驻足观看，这是“中原行”。

　　中原行是当年新式的四层石屎洋房，在楼顶中央，有一条旗杆，竖着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时值秋高气爽，红旗金光闪闪，与从四楼下垂的迎解放的大红标语，互相辉映，极为壮观。观罢，继续东行，中原行东邻是基督教青年会，平日上午是冷清清的，今天却一反往常，里面的男女青年都喜气洋洋地手捧红布和标语，用色纸造的彩旗。我们继续往东，就是五仙门发电厂，见电厂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警卫工人，见他们肃穆的神情露出胜利的微笑。再走过去就是海珠桥，那里出现了解放军守护着被炸的现场，观看的市民很多，偶然还见到我校的同学。我俩眺望被炸断的海珠桥，愤慨倍增。

　　回到家里，在午饭桌上，我谈起了上述的新见闻，滔滔不绝，我的堂舅父子、哥哥谢劲章，他的工友何昆和大口华四个，是长期派送香港《华商报》的报童，他们四个笑着告诉我说：“今天零晨，我们在派报公会睡觉，报头在我们睡下不久，便说今天有特大消息，接报地点改在火车东站，以后也不要到东山口了。于是，我们四部自行车便在长堤一字横行，旁若无人地嬉戏行驶，在虎标对面的中原行，见有许多人进出，十分热闹，还见到屋顶旗杆悬挂着一支大红旗，从四楼上还有一条原匹红布写的标语，那时路人就是我们这些派报纸的小伙子，我们是第一批观众，你是尾二了。”

　　时至今日，六十个春秋过去，林秀珍在南海县合作社退休，而我的兄长和他的朋友已故，健在的可能尚有孤儿出身的大口华。后来，荔湾区政府安排他在下九路菜市任管理。我们已很少联系了。

　　二

　　我还想起两件与红旗有关的事：

　　当年《建国日报》一位刘德明记者，他的儿子刘乃浩①告诉我说：“自接《华商报》的旗版后，我妈去了维新路一家旗店打工，天天都在缝制红旗，供不应求。”

　　事有凑巧，是年冬，我父带我探望住在东山口，消防队东侧的一栋中西合璧的大屋内的老报人李子诵夫妇。李刚从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归来。（我父谢汝诚和子诵叔在一二九运动中写过一篇《贼官兽警》，指责国民党反动当局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文章而被通缉。后被反动派强迫填表入国民党。）

　　父亲和子诵叔除了回忆旧老报人的悲惨生活外，李一转话题，他述说了政协会议审查通过五星红旗的经略。他说：“五星国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记，五星中最大的一颗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其余的四颗是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我们在10月1日那天，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李子诵给我上了红旗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我象千百万青年一样，投奔革命，从聚贤堂的学校小舞台，参加了华南文联演剧四队，于解放后的第一个年卅晚，在西关乐善戏院演出苏联高尔基名剧《夜店》，筹款购买公债，经文联文艺组组长李门，筹建华南文艺学院的教授陈卓猷、胡荣老师等选拨，我被保送到文艺学院戏剧系读书，踏上了革命征途。

　　1950年9月始，参加了花县征粮、土改试点。1951年回来公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接着，全院师生在高要、云浮的土改熔炉中锻炼了两年多，1953年分配到华南话剧团，五年后，即1959年国庆节前夕，转到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书记是长征干部贺先德，他分配给我的任务有：一是讲解员，重点接待外宾和首长；二是负责省港罢工、广州起义革命老人的管理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负责抗日战争部分的陈列调研工作。因了解抗日文总六烈士史迹，找到了六烈士之一温盛刚烈士的弟弟温盛湘前辈。他年过六十，慈祥可亲，是一个谦和的长者。他从温盛刚烈士一生对革命的贡献，谈到他在中原行的地下斗争活动。不觉间谈到广州解放日中原行升起的第一面红旗，我也对他说15日上午九时左右见过这面红旗的经过，彼此交溶在红旗的欢乐中。在此次的访问中，我向他反映了博物馆陈列了东亚大酒店职工同乐会竖的红旗作为迎解放日的第一面红旗时，温老说：“不管是民间传说东亚是第一面红旗也好，意在迎解放，我们应该采取谦和的态度，不争第一。”

　　三

　　今年是广州解放六十周年，我也年逾七五，温老九十二岁了，在电话中，他还记得我当年访问他的往事。

　　在三十年前的访问中，我还发现了青年会和五仙门电厂的护卫单位和护厂斗争，还有，当年长堤爱群和东亚，甚至靖海路市场侧等等单位，都有地下党的活动，把外国人称之为广州华尔街的长堤，围绕着中原行，串成一条保护线。可惜，这些史料已为迁居处理了。

　　当年，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人钟明、陈翔南、梁广和林锵云、余美庆等，在1948年间的隐蔽斗争中，从省港地下党员中抽调三四十人，打入各大矿厂单位，成立和发展了有三百多人的“广州工人协会”的外围组织，成为迎解放广州的一支群众组织力量。如五仙门发电厂、青年会工人医院前身的韬美法国医院、东亚、爱群、兰亭酒店，甚至广东实业公司等等，都有工协会员的足迹，他们都为广州解放作出贡献。①

　　后来，我曾去五仙门发电厂调访，征集了两个高压电雾喉咀回博物馆陈列使用。而东亚职工同乐会的红旗和同乐会的入会章程，却是较早征集的。或许是东亚职工送去的，我估计是陈列组梁洁清或保管组黄树欢等经办的。至于是谁或经过如何会议研究决定，东亚竖的是迎解放第一面红旗，那就要查保管档案了。

　　博物馆是1957年由叶剑英元帅写的招牌，我是到馆的第四个业务干部，文革后曾重组文物鉴定小组，我是成员之一。那次的鉴定，只是文物本身的级别鉴定，因一级文物要送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没有对文物来源和说明进一步研究。由于这个原故，东亚的红旗便奠定了它的“第一”历史地位，在《广州文物志》和《广东省志工会志》上都列入第一的记载。有没有错呢？据我的思考能力裁定，我的结论是对的，因为东亚的第一面红旗是代表“广州工人协会”竖的，而实事求是的是：长堤沿江西路153号中原行即华南分局地下联络站又是中共广州市委机关迎解放各路武装报到处所竖的红旗更是第一面迎解放的红旗。可惜的是中原行的红旗我馆没征集到。而现更重要的是中原行这个旧址的保护定级，使之成为肩负解放华南地区的中共华南分局的革命旧址代表，以体现广东党组织在各个战争阶段中的革命旧址，还给广大群众一个革命传统文化的整体教育基地。

　　近两个月来，原省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省作家协会会员仇智杰大姐，她是曾在中原行活动过的地下学联成员。一日，她路过长堤，发现中原行这个重要的革命旧址部分被拆，心急如焚，电原深圳市委宣传部长李伟彦求救，李电要我助她一臂之力。仇智杰是个有中风后遗症的聋婆，而我则是患中风后遗症的跛子，她是通过省话剧院原人事科的吴娴英从中帮助我们两人沟通，我勉为其难，便为此事惊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禤兆强主任和黄穗生副主任，他们十分重视我俩的意见，并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

　　我和仇智杰一聋一跛的两个加起来156岁的老人，在有生之年，为此事奔跑，希望能圆满解决此事，以了却心愿，同时为党的历史留下宝贵的研究资源，那就是我俩和全市革命前辈及党史工作者的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