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倡导的，但是，合作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孙中山晚年选择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掀起了新的高潮。那么，一直认为中国唯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孙中山，为什么会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与共产党合作的基础是什么，从当时的国内外时代背景、孙中山本人的民主革命思想变化等主客观存在的原因中，我们可以探求，孙中山晚年选择与共产党合作的真正原因所在。

　　一、国内因素

　　　　（一）国内革命力量团结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当时突出地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封建军阀的矛盾，国内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军阀的斗争。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共同的反封建反军阀、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的要求。孙中山于1917年9月10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对抗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利用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是“一丘之貉”。而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让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为了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发展，各革命阶级完全有必要团结起来组成革命的联合战线向军阀开战。当时，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所以革命联合战线必须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内容。

　　（二）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斗争失败。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后，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当上了非常大总统，想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北伐以统一中国。但是，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的叛变，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打击。陈炯明原是同盟会成员，后又一直追随孙中山，他的背叛，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极为痛心地写道：“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正确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党因此失败。”①陈炯明叛变，直接促使国民党四分五裂，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如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还落井下石，公开联名通电请孙中山下野。孙中山苦心经营的广东，也使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第二次护法斗争失败了。形势表明，革命队伍的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已经不能相容，革命不能再依靠军阀的力量，在南北军阀的夹攻下，孙中山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严峻的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使他逐渐认识到依赖军阀统一中国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三）共产党对孙中山真诚的帮助。中共一大曾经主张：“对现存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但随后不久,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系统地传入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始注重对本国国情和阶级状况的分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联合战线的原理,第一次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共二大具体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并专门讨论了同国民党等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及“民主主义大同盟”的问题。1922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杭州召开了著名的“西湖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决定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实现 “党内合作”。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远东问题的总提纲》强调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可以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但是对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来说，这种妥协，必须是建立“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的基础上，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在大会上批评中国共产党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经过会议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作了让步，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①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就这样向世界公布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有种种的疑虑,意见不一，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基本解决了统一全党思想，如何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党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制定了具体方案。

　　（四）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彻底性不强。在民国成立后，挂着各色招牌的政党应运而生。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力量无法集中，不能保持党的统一局面，以致革命仍无起色。这其中，党内还混入了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原有的革命素质渐被消弭。受当时俄国十月革命新的革命潮流影响和1919年中国青年学生爆发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影响，孙中山思想发生巨大变化，认为要统一中国，只有革命，孙中山痛感中国的问题根本解决办法是“非整理党务，先固实力，不足以及时奋起”。②于是他首先考虑重新建设一个革命政党，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这期间，中国国民党发展较快，但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大多数无战斗力。三年后，军阀陈炯明的叛变，更促使国民党内部党员各行其是，武装力量失控，国民党处于瘫痪状态。孙中山感到“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③因此，要改组国民党，清除腐败分子，吸收新鲜血液，用新思想去改造原国民党不愿为革命三民主义奋斗，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弊端，同当时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就成为必然趋势。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④联合共产党的力量，将涣散的国民党改组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领导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思想的一部分。

　　　二  、国际因素

　　（一）孙中山向美国等列强寻求同盟支持的失败及其认识的转变。孙中山为了实现革命救国，曾长期寻求西方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即便他在与苏俄、共产国际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也从未停止这种寻求。1919年到1922年间，他经常会见美国友人，向美国政府致电请求援助。1922年9月底，他公开承认“愿与德、俄这样平等待我的国家合作”，同时又表示，只要列强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他与苏俄合作的政策决不会妨害列强的利益。并说，“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仍需要列强的帮助”。⑤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得到帝国主义任何形式上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后，美、英等列强甚至屡屡表示与孙中山作对。1923年5月，英国驻华公使罗纳德.麦克利明确指示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不要给孙中山任何支持，认为孙中山“可能已同布尔什维克达成了某些协议”。

　　因为，列强认为孙中山欲使中国独立富强的革命思想及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合作会使列强的利益受损。孙中山向列强寻求的支持失败了，这使他更加倾向于与苏俄、共产国际发展同盟关系。

　　（二）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关注和支持。1919年“五四”运动后国内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促使孙中山加强了与苏俄合作改变中国现状的思想，而与此同时，苏俄与吴佩孚和北京政府长期交涉又毫无成效的苏俄代表越飞决定同孙中山直接会谈，以促进双方关系。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底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主张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应当反对军阀，而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孙中山新的启示。1918年夏，他致信列宁，祝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中宣言，宣布废弃沙皇政府在华取得的一切特权。俄国革命及其成功，给孙中山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他看到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不同。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多次接触后，1923年1月26日，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和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和越飞会谈纪要》，即历史上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合作关系的初步建立。随后，孙中山于9月派出了赴俄考察和谈判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苏俄考察了近三个月，访问团的考察大大促进了双方的了解，苏俄、共产国际根据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新认识制定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政策和策略，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进程。

　　三、个人因素

　　孙中山之所以在晚年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当时的国内外时代背景是客观的和主要的原因，但是，从孙中山个人从事革命一生来看，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

　　（一）孙中山一生执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思想，是孙中山晚年选择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共同思想基础。孙中山生长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他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他与其他民主主义者不同的革命经历和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优良品质，使他总是勇于打破旧的理论框框，敢于创新。他的求学和革命经历，使他善于把近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和西方人权学说、民主观念理论融汇贯通，中西方结合的理念，又使他更容易产生变革思维。同时，又由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之心和迫切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感，使孙中山能够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求同存异。此外，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转变过程中根本原因，是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教育了他。一方面他所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善果尽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①平等成为一句空话；垄断资本形成新的专制，“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帝国”②的事实，动摇了他早期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以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指导的革命实践—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屡遭惨败的结果使他逐渐清醒过来：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这促使他寻找更新的理论来指导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经历了“护国”、“护法”运动，使孙中山开始思考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③

　　（二）孙中山晚年“扶助农工”思想的形成，为孙中山决策实行联共和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五四”后新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的重要，1920年8月孙中山以内政部长的名义，“提倡工会”、“提倡农会”。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应以工农作为革命的基础。他说：“革命行动，欠缺人民之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④1923年元旦，他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集中体现了他扶助农工的思想。他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⑤此时，孙中山对农工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扶助农工”的思想已经形成，并从思想上的支持逐步形成为政策上的支持。

　　孙中山晚年受客观时势影响和个人民主革命思想的变化，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成为他晚年的伟大功绩之一。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革命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国民党的各级机构和党员在短时间内数量大幅扩展，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两年中就建立了12个省党部和4个特别市党部，党员人数达14万余名。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