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广州（又称广东，以下同）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下简称为广州共产党）创建问题，笔者从1978年开始对“五四运动在广东”专题作调查研究时，就必然要进行调查了解。

　　关于广州建党问题，一向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认为1920秋天或年底由两名俄国人和7名无政府主义者创立（或称为第一阶段，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其宣传刊物是《劳动者》，此为1920年成立说；另一个观点是1921年春陈独秀来广州后创建广州共产党，其宣传报刊是《广东群报》，此为1921年成立说（只有一个阶段）。

　　1979年，笔者与广东省委党校何锦洲同志合作写成《广东最初共产党组织之研究》一文在广东《学术研究》1980年第l期发表，文中提出了“广东共产党最初组织正式成立时间是1921年春天”，“陈独秀于1920年底到广东（1）后邀请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成广东共产党小组”，其宣传报刊不是《劳动者》而是《广东群报》。（2）有几位研究者在《中共党史研究》权威刊物上撰文认为这是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新成果之一。

　　随后笔者又陆续发表有关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创建及对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劳动者》评介文章数篇。（3）华南师范大陈谦同志在对谭植棠生平进行多年专题研究后，于1991年发表《广东党创建于1921年3月》一文（4），这一观点的形成，前后共历10年。这一说出现后，就引起争议，至今又过了30年仍没有统一的意见。

　　一、《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是否是唯一权威的根据？

　　两种观点的重要的分歧点是对《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的认识和理解上。

　　1980年3月，中央档案馆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出版，公布了1957年苏共中央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取出交付中共中央的有关中共“一大”的三件俄文本文件。与这些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广州、重庆三个地方早期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是其中之一。

　　早在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有关“一大”的三个中文译稿送请“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鉴别，董必武复信说：“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三个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作者未具名，无年、月、日或仅有年份而无月日，无收发文的地点等等，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5）

　　可是有一些研究者主要是根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档案材料，认为很权威，很可靠，坚持强调说，中共广州最早期的组织，是由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底组成，称之为“1920年成立说”。而1920年秋天成立说显然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没人再提了。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报告》中所说的：“共产党虽然成立了，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6）这段话。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而且侧重强调肯定后者的说法，并指明了这个党的性质是无政府主义的。所以此《报告》的后面写道：“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即指明前面成立的组织不是“真正共产党”，后来由陈独秀组织的才是“真正共产党”。

　　这个报告没有写明写作的时间，推测是一九二一年六、七月写的，以便向党“一大”会提交。报告没有署名作者，到底是谁写的呢？报告中既有复数人称的“我们”，又有单数人称的“我”。这个报告可能是广州地方党组织向中央报告，也可能是广州党组织出席党“一大”代表陈公博写的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个人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但无论那一种可能性，此报告都存在不少错漏，甚至一些很明显的、自相矛盾、不应有的低级错误。例如：

　　1.报告一开头就说：“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日报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刊物。”

　　大家都公认此《社会主义者》日报应为《广东群报》之误，该报是1920年10月20日在广州创办。作为《广东群报》的总编辑陈公博，竟然误把《广东群报》写成《社会主义者》日报，更是令人费解，翻译者不会如此低水平翻译错了吧。

　　1921年说的去年，即1920年“广州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不是与报告中写的1920年底两个俄国人与7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过广州共产党组织相矛盾吗？到底我们应相信那一个说法呢？陈又写道：“还应指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任何组织。”后面又写到“这时，广州产生两个工人组织……”，“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而且《广东群报》还专门报道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于1920年11月在广州成立（7），作为该团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并且又是《广东群报》的总编辑的陈公博，怎么不知道这些不是组织吗？另外广州无政府主义者还建立了互助团，陈公博也应知道。可见他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2.把广州出版的《劳动者》周刊误写为《劳动界》周刊（这是上海出版的），但后面又写对了为《劳动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难道广州既有《劳动者》又有《劳动界》吗？

　　3.报告中说“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时间显然有错。陈独秀确是1920年12月17日乘船离开上海，月底前抵达广州，连陈公博主持的《广东群报》1921年元旦特刊上，还特意刊登了写明“已到广州的陈独秀先生”的照片呢。

　　4.报告中提到7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写到“其中有3个人很快就要去法国。”久住广州的陈公博为什么连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姓名都写不出来呢？连从外地来粤不久的陈独秀都知道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部分人的名字（如区声白等） （8），由此也证明陈公博对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确了解不多，并产生对无政府主义者内部一些个人猜测的东西。

　　5.报告中甚至把地名“广州”误写为“上海”，把“佛山”误写为“宽山”，这对陈公博来说是极不应发生的低级错误。翻译者不会如此低水平翻译错了吧。

　　6.报告中称：“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前面又说7个无政府主义者。其实当时广州比较活跃的至少有20多名无政府主义者，见后面谭祖荫、刘石心等人的回忆。

　　7.报告中说“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而陈公博于1921年5月1日在《广东群报》发表《广州一年来之工人运动》一文中，记载“一年来广州市成立的工会总数”，1920年仅于11月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1个。陈夸大了100多倍。如加上他统计的1921年1月至4月成立40个工会，才共有41个，也远没达到100多个之数。

　　8.报告中说“机械（沙注：应为器）工人工会在广州影响最大，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前一句是对的，但后一句却不合乎事实。机器工会恰恰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最早开展工作的重点，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做了开拓工作，该工会负责人李德轩就是工人中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一直带领机器工会追随国民党反对共产党。这些陈公博本应是很了解的。

　　9.该报告对国民党人及其掌握的军队的描写为：“这个党的许多党员都自认是社会主义者”、“军队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要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边来。”这些不合实际、离奇古怪的观点竟出现在这么严肃的报告中。

　　10.更奇怪的是，报告中说：“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的费用。”这个《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刊物，而且1921年7月1日已停刊，陈公博也是应该知道的。

　　11.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同志，……创办了《新农村》”，这个褚诺晨同志和《新农村》刊物，广东党史学界至今仍无法查到其来源出处。

　　12.报告中还有一些含混不清之处。如报告中两次使用同一英文字母B代表两个不同俄国人名字，不具体，搞不清到底是谁？有日本学者分析可能是指袁振英或李季中国人党员，更是缺乏根据的乱猜测。

　　仅由上述所举之例证，可见《广州共产党的报告》错漏、矛盾之处甚多，许多事情是孤证，缺乏旁证证实。从中也可看出，作为广州党组织出席党“一大”代表的陈公博并没有认真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而是把一些他道听途说、主观猜测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写到报告中去，这也说明陈公博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人，在负责向党中央汇报广州党的情况如此庄严重要的任务时马虎应付、错漏百出。所以我认为董必武同志指出此报告“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是很中肯、很正确的。我们要从多方面了解更多的事实，分清哪些符合事实的，哪些不符合事实的，才能客观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广州共产党创建的问题。

　　二、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是怎么看这个报告的？

　　报告中说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广州的共产党。那么首先要搞清楚这7个无政府主义者是谁呢？笔者经过多年调查研究，提出这7个无政府主义者是：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黄鵑声（又名黄尊生）、梁一余和梁雨川（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证，可见下面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笔者提出后，至今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也没有人提出另外7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

　　笔者从1981年至.1983年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当时尚健在广州的谭祖荫先生和在北京的刘石心先生以及在广州的黎昌仁先生、胡根天先生。笔者多次访问了他们，由笔者记录整理后均请他们审核修订后签名认可。（9）

　　7个无政府主义者之一谭祖荫先生对笔者回忆说：

　　“两个俄国人到广州后的公开身份是办俄华通讯社。黄凌霜把他们介绍给梁一余、区声白、梁冰弦等，他自己不久即返北大上.课。”

　　“两个俄国人在永汉北租了‘光光’眼镜店的二楼（按：即现在北京北路太平餐馆对面）。1921年1月中旬，我就住在这里，还有梁一余的弟弟梁雨川也同住在二楼。……当时负责招呼俄国人，帮助他们租屋、请保姆等。经常到这里来的还有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黄尊生等人。……上列7人，即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黄尊生、谭祖荫、梁一余和梁雨川，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7个人当时没有什么组织，没有头头，谁要做头头就会被别人反对。……两个俄国人另在东山租屋住。两个俄国人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俄国人）波金（Perkin）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没有组织工会。……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7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那时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他们不知道此事。也可能他们以为两个俄国人常和我们在一起开会，就以为我们组织了广东共产党，其实这是误解。为了对历史负责，作为当事人，我有必要郑重澄清这个问题。”

　　“1921年二、三月间，陈独秀找我们开会，讨论合作问题，参加开会的人有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和我等五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新来广州的俄国代表（忘记其名字，英语讲得甚好）。波金等两个俄国人没有参加。开了两次会，第一次谈在广州开展工人、农民运动问题；第二次谈到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问题。陈独秀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我们认为如果合作，我们可以跟你们做，革命成功后再分家。陈独秀说这样不对。我们知道合作不了，就分手了。1921年一、二月份，我曾领过俄国人给的生活津贴费（每月20港元），3月份散了，我再没有领取生活津贴费，从此“光光”二楼退租，我和梁雨川也搬出来了。”

　　“1921年3月某天，两个俄国人在东山寓所请我们5个人（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冰弦和我）吃饭，是中餐西食。俄国人波金用英语致词，感谢我们这段时间的合作和帮助。我们几个人推我用英语代表大家致答词说，今后如需要帮助，我们一定乐意出力。席间大家绝无谈到共产党问题，自此以后也绝无来往，各干各的。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也从没有什么组织，各奔前程，没有联系。”

　　“……两个俄国人和我们7个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成立广东共产党，也没有以《劳动者》周刊为机关刊物。”

　　“1920年至1921年共产党成立前，广州没有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郑佩刚当时主要在上海，极少来广州，他对广州的情况不太了解，他说广州此时有‘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回忆是不可靠的。”

　　“我估计1920年秋天或年底，广东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可能是1921年3月（或统称1921年春天）由陈独秀、几个俄国人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我们因观点不同，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个人印象，开头来的两个俄国人不是来建党的，而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与陈独秀不接头，没有多少联系。后来来的那个俄国人才是来建党的，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前两个俄国人，可能是为了邀功而虚报在广东同7个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广东共产党小组，其实这是没有的事，应该澄清，这才是尊重历史。” （10）

　　1981年10月笔者再访谭祖荫先生时，他又说：

　　“可以肯定一点，我没有和两个俄国人组织过广东共产党，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情况和我以前讲的一样。”

　　“他（沙按：指梁冰弦）从来没有向我讲过他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叫我们参加共产党。” （11）

　　1983年1月，笔者带了部分复印的《劳动者》周刊向谭祖荫先生请教，谭祖荫先生阅后对笔者说：

　　“当时我没有看过这份杂志（沙按：指《劳动者》），我也没有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从文章作者署名看，‘冰’就是梁冰弦，‘劳人’就是刘石心，这个杂志是他们两人办的”。

　　“‘黄兼生’即黄凌霜，也是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8月，我从上海乘船回香港，正好同船有黄凌霜，我们坐船三天三夜，经常在一起聊天，都是谈社会学，因为黄凌霜刚翻译了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谈了许多此类的事，从此也引起了我以后研究社会学的兴趣。黄凌霜没有讲到1920年两个俄国人到广州组织共产党或社会主义联盟的事。根据现在所知分析，当时两个俄国人可能是由黄凌霜带来广州，通过梁一余在东山找屋、找工人，并通知在香港的梁冰弦与Pekin（按：即前面讲的俄国人波金）见面。当时我们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人在广州只是研究向工人宣传，搞工人运动的事，没有讲到组织广州共产党或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也没有别的7个无政府主义者与两个俄国人接触。1921年8月底我们的船到达香港，正碰上刘石心、区声白、袁振英、黄鹃声等100多人坐船去法国留学,我们在香港送船。”

　　“1920年前后，没有人和我讲过组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我一味教书，他们不和我讲这些问题。两个俄国人只和我们谈搞工人运动的事，没讲搞什么组织。”

　　“1921年7月之前，区声白在与陈独秀闹翻（即辩论无政府主义问题）之后，大约1921年二、三月份,区声白应.谭平山、陈公博的要求，带他们去见陈独秀，陈独秀就找谭平山、陈公博作帮手组织广东共产党，区声白说他因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观点不同，所以没有和他们一起组织广东共产党。这是区声白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之前亲口对我说的。自此以后，陈独秀、谭平山他们不找我们,与我们脱离一切关系。我认识区声白几十年他没讲过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情。”

　　“1921年初，我们与陈独秀及新来的一位俄国人（原先来的两个俄国人没有参加）在“光光”二楼开过两次会。几次开会我负责记录，但记录没保存。开会用英语，由黄鹃声翻译。第一次是讲工农运动，革命成功后再分家。但陈独秀不同意。他说，我们的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不能合作了。自此之后就分手，彼此没有来往了。” （12）

　　1981年七、八月间，我趁去北京出席全国纪念中共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后又出差一次，在北京多次访问了另一位7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一刘石心先生，他在北京寓所对笔者说：

　　“我是在民国8年（沙按：即1919年，实应为1920年）七、八月份在广州见到两个俄国人的。一个叫米诺（按：即米诺尔），四、五十岁，还有一位夫人，另一个晚来一点，年青，20多岁,懂英语,名字已忘记,可能是谭祖荫所说的PerKin （波金）。是由梁冰弦介绍给我们认识的。两个俄国人对我们说，我们苏俄革命已告一段落，我们对亚洲有革命倾向的，要联络，希望帮助各地开展社会革命活动。我们听说俄国人来广州帮助我们搞革命，大家都很高兴。此后，我就常常同梁一余、谭祖荫、黄鹃声、梁冰弦、区声白等人，与这两个俄国人一起活动，研究工人运动的事情。我们当时主要是在广州河南协同和机器厂开展宣传活动。这时我同两位姓陈的协同和机器厂的朋友负责机器工人俱乐部的活动，是这个厂工运最早的一批骨干。后来又由这两位姓陈的朋友介绍协同和工人李德轩参加工作，以后机器工会由李德轩负主要责任。”

　　“谭祖荫说的在广州永汉北（按：现称北京北路）光光眼镜店二楼设俱乐部的情况，与我的回忆相吻合，只是人数不止七个，而是20多个，主要的有：区声白、梁冰弦、黄鹃声、谭祖荫、梁一余和我等。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也讲过合作问题，但合作的意义很广泛，每次谈无结果，只有《劳动者》是合作的成果之一。”

　　“我未曾听说过两个俄国人说要和我们建立广东共产党的事。广东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是陈独秀到广州后才开始的，而陈独秀是陈炯明打回广州后才来广东的。”

　　“大约1919至1920年,社会主义同盟先在北京发起，但广州却没有这个组织。对这个组织，广州有讲的，有行动，但无手续。直到陈独秀提出要组织广东共产党，要合作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退出合作，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就不谈了。”

　　“当时郑佩刚有信来说，北京、上海等的社会主义大同盟解散了，他们有事实上的同盟手续，广州连成立也没有成立就不存在了。当时大家对陈独秀提出的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退出合作，这么硬性要求觉得反感，没有参加共产党。陈独秀来了，米诺二人已走，大概是1921年春，陈独秀统一了大权，组织了广东共产党。”

　　“因为我们那时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因之就有出版工人刊物之必要。此刊物定名为《劳动者》周刊，是在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前创办的。我们想无政府主义不适宜马上推行，首先应集中力量做工团运动，所以《劳动者》宣传工团主义。初时由我们出钱，后来由俄国人米诺帮助我们印刷费，大家写稿，我任编辑，梁一余负责印刷和发行，没有编辑部，就由我将收来的稿件在我住的广州福泉新街的家里编辑好送出印刷。写稿人的‘冰’就是梁冰弦，其他的忘记了。在我的记忆中我只编了开头的三、四期，以后的情况我已记不清楚了。据我所知，没有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这个刊物的工作。此时广东还没有组织共产党，《劳动者》周刊并不是广东共产党办的刊物。”

　　“1920年冬，陈公博出面在广东高师的一个大课室里召开过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会，到会的大都是高师、工专、农专等几个学校的学生，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批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会上没有讲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在参加这次大会后，再没有参加过这个組织的活动。”

　　“原来两个俄国人同我们的关系是较融洽的。但陈独秀受陈炯明之聘来穗后，情况就起了变化。大概是1921年初或稍后一点，有一次，陈独秀对梁冰弦说，全国的社会主义大同盟解散了，叫梁（冰弦）向我们转达，叫我们加入共产党。我当时年少气盛（广州地区20多个无无政府主义者中，我是最年青的一个，当时不过24岁左右）觉得这种奉命加入是一种压力，不服气。而且，当时《民声》杂志就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所以后来陈独秀来组织广东共产党时，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我们没有加入共产党，各走各的路。此后俄国人就不再找我们，我们也不去找他们。《劳动者》因缺乏经费也只好停刊。到了1921年末或1922年初（沙按：据上述谭祖荫的回忆，应是1921年8月底，后面刘也讲是8月去法国），我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再也没有参加广州地区这群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了。” （13）

　　刘石心先生于1981年8月在北京住所又对笔者回忆说：

　　“《劳动者》周刊是在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前办的，经济很困难，梁冰弦说有两个俄国人来了，有一个叫米诺，是来帮我们忙的。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认为俄国人与我们不一样，没信心与俄国人交朋友，我们推黄鹃声去俄国，但黄（鵑声）是怀疑苏联的，怕苏联人。后找黄凌霜去，黄（凌霜）因有家事，又是美洲华侨，他推托了，后来去了美国。另一种认为可以和俄国人打交道，后来梁冰弦与俄国人联系，俄国人出钱。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与我们讲共产党的问题，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大联盟的理想，但没有一个地方搞得好，到两个俄国人来广州时，实际上北京的社会主义联盟已经解体了，合作已经崩溃。此时陈炯明已到广州，请陈独秀来，陈独秀说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但我们不同意，所以合作解体了，当时已经是1921年3月了。我到8月就去了法国。陈独秀讲极权主义，只找我们的头头梁冰弦，叫梁冰弦通知我们，要参加共产党就不要无政府主义，这样我们就不能参加合作的工作，我对共产党内部的事不知道，连问也不问。以后我们只搞工团、工会，不讲主义。”

　　“《劳动者》周刊是无政府主义者办的，有的今日写稿，明日不来，编辑是我始终其事， （黄）凌霜、（梁）冰弦写许多文章，印刷、发行是梁一余，经济上是梁冰弦主持。本来编辑是我与（黄）凌霜负责，不过他很快就去美国了（沙按：据上述回忆应是返回北大上课，去美国是以后的事）。当时还是很危险的，那时还是莫荣新统治，昼伏夜行，不敢公开。梁冰弦也参加编辑工作。当时莫荣新不知是谁办的，他怕有枪的人，我们手无寸铁。只因早时袁世凯有电报来要彻底消灭我们这一班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提防。”

　　“当时没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劳动者》周刊工作，除非梁冰弦交下的稿子有他们的文章。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写稿给我们，没有与我们接洽过，只是通过梁冰弦给些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我都认识，但他们没有写稿给我们，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见面都很少。与陈公博接触较多些，谭平山、谭植棠都没谈过话。他们没有约我们组织共产党，我估计他们认为我们与他们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不和我们谈这个问题。”

　　“我们的《劳动者》的名字是从上海《劳働》杂志来的，与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无渊源、无联系。我们比较迟些，他们早些，我没有看过，也没有经过黄凌霜与北京《劳动音》有联系。”

　　“《劳动者》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同志。” （14）

　　笔者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1920年10月10日在广州出版的《劳动者》周刊第二号，内中载有《共产党的粤人治粤的主张》一文，作者署名：记者。1981年8月26日，笔者持此文的复印件向刘石心先生请教。他对笔者说：

　　“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想不起是谁写的。当时广东共产党是哪些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力量很小，没有力量派人出去采访，临时有事就派人去。”

　　“当时两个俄国人的确没有找我们组织共产党，只讲合作，决定不合作时就分手了。”

　　“当时广州共产党我们不知道其内容，除非我们当时加入了共产党，可是连表面上加入也不是。会不会有一两个人和他们两个俄国人有更深的关系也有可能。我们本身无组织，不交什么费用，也没有加入三合会这类组织。”

　　“当时梁冰弦与两个俄国人的关系最深，但梁冰弦没有和我讲过他参加共产党。梁当时无形中就是我们这批人的大哥（头头），很精明，会把握权力。……区声白一定不会参加共产党，他反对阶级斗争，在《民声》中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阶级斗争。梁一余不是一流人、忠实接受同志的派遣、办事忠实，主动能力不很强，估计俄国人不会找他加入共产党。梁一余也没有向我讲过他参加共产党，连找他谈这件事的人也没有。当时我们对共产党无什么戒忌心。谭祖荫也没有参加共产党。谭胸无城府。黄鹃声也不会参加共产党。他比较圆滑，对社会主义不见得很忠诚，不是一种准备可以随时牺牲的人，这是与（梁）冰弦不一样的。梁雨川是梁一余的弟弟，在培英（中学）读书，急切在求工作，有朋友帮得忙就交朋友，梁雨川并不专心做社会活动事业，有得捞就捞，俄国人不见得会找这样的人参加共产党。我估计俄国人不会找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做忠诚助手，即使有，只不过暂时利用一下，或作一个过渡。当时如果我要投入他们的怀抱，他们是要的，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过。共产党的人经过严格训练，约束力是很大的。”

　　“我们当时与共产党合作，没有界限，所以《劳动者》也可以登共产党的文章、传单。他们可能心想找我们成立广东共产党，但我们只到高师开会一次，有陈公博几个人讲话，都无涉及到党的问题，只讲组织新文化宣传的问题。有人说我们7个人参加共产党，可能是他们想我们组织、参加共产党，但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当时只谈合作，后来就不再找我们了。”

　　笔者读了陈公博写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给刘石心先生听，他说：“陈公博的观点与我们不同，米诺来时是讲社会主义者同盟（或联盟）的问题，说苏联支持搞社会主义，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有组织、有活动，郑佩刚（我的姐夫）因此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当作共产党抓过。但郑佩刚在上海没有参加共产党，只是参加社会主义者联盟，因此而被捕，我的姐姐带了几个孩子回到广州我家。”

　　“陈公博和俄国人说有7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想找我们组织广州共产党，但这是一厢情愿的事。如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很敏感的问题，我们是不会离开京沪同志合作的见解单独行动的。陈独秀来后说上海、北京等地合作（即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已纷纷解体，广州是否重新组织，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我们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我们从未参加过一次共产党的会，没有交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志愿书，我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如果你现在说我是共产党，是光荣的，现在我在北京，这是光荣的，但我的确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不想沾这个光荣，应该按历史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

　　“我当时不知道有共产党，但讲我是共产党我觉得好笑，我的确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我当时只知道俄国人在北京、上海、杭州（沈仲九、沈玄庐）、天津等地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但不是共产党。他们也没找我们谈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可能他们心目中. 认为这个社会主义者同盟就是广东共产党组织。”

　　“《劳动者》周刊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办的，不是广东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虽然米诺给了一些钱，但如果他不给钱，我们也会设法办的。《劳动者》不会印3000份，当时有的日报也不过印几百份。我现在的认识和前几次讲的一样。当时《劳动者》各方面的文章、观点都登，只要与我们的观点不冲突都可以。” （15）

　　持有1920年10月（秋天）或年底已建立了广州共产党观点的人，就是把1920年10月10日出版的《劳动者》周刊第2号登载的《共产党的粤人治粤的主张》一文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并认为这是广东建党的第一阶段。

　　该文中说，在广州有三五劳动者手持广东共产党警告粤人的一种传单，题目就是《苦的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此文抄录了传单全文，传单号召说：“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观点，它根本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推翻一切政治机关和一切金钱组织。而《劳动者》周刊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办的，又是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写的,不是署名广东共产党组织或其党员个人名字写的，必然要反映该刊主编者的意愿和观点，可以肯定此传单和此文不是当时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而是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写的。因此不能以此来证明1920年10月已建立了真正的广东共产党组织。连该杂志负责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刘石心也认为“当时《劳动者》登有广东共产党传单，然而以我记忆所及，不能断定确有这样组织。”（详见后面）的确，由于缺乏旁证材料证明，不能肯定当时广州就有共产党组织的存在。

　　退一步说，假设当时真的有“广东共产党”组织存在，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呢？

　　其实早在1914年7月，著名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复（刘石心的胞兄）发表的《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就曾将无政府组织称为“共产党”。他所说的“无政府共产党”的目的是：“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恶废绝之。” （16）可见刘师复心目中的“无政府共产党”与此文所述“广东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和观点是一样的，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也写道：“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由于早已有了“无政府共产党”的名称，加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的新名词广泛传开。很可能是某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借用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名词“广东共产党”，来宣传其无政府共产主义观点和“粤人治粤”即广东人反对当时广西军阀统治的主张，来吸引人们的眼球，扩大其影响力。这不过是一种宣传的手法而已。

　　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笔者在广州意外地收到了刘石心先生儿子刘汉先生（北京专业画家）主动于1982年12月1日从北京寄来的航空信，此信一份由刘石心亲笔作了认真的批改补充，签名认可的《刘石心先生的谈话记录》，没有任何说明。记录人是刘汉，记录时间是1982年11月12日，地点是刘石心在北京的住所。

　　刘石心先生说：

　　“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是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均切盼连（沙按：应为联）系，以便了解和研究俄国革命，从而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广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曾计划在黄鹃声与黄凌霜两位英语较好的同志中，挑选一位，由大家筹款，派往苏俄进行联络。正在此时，京津同志传来信息，说苏联方面已分次派遣多人分赴我国北方以及中亚各国征收各地同志联系合作。对我国方面首先到达京津以次南下沪杭，不久可到广州。我们派人之议而未行。

　　苏俄同志南下，广州乃最后一站，主持人名米诺，约五十余岁，同行有一女同志，以夫妇面目出现。不久又有一青年同志到来，作为米诺助手。

　　米诺先至香港，与梁冰弦见面并由梁带同到广州，与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密切联系，了解当地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宣传苏俄革命，表示希望联合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但未闻谈起组织广东共产党问题。所传由苏联同志集合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黄鹃声、谭祖荫等建立广东共产党事与事实不符。当时上述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响（沙按：应为向）往苏俄革命，但思想多未脱离自由思想范畴，对于接受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尚有相当距离。米诺到广州联络同志，以至陈独秀到穗为止，中间数月，广州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处于各流派社会主义者进行联合的计议阶段。当时《劳动者》登有广东共产党传单，然而以我记忆所及，不能断定确有这样组织。但陈公博这一班投机革命家多数是陈独秀得意学生，当时在陈独秀一枝独秀的时代，暗地里早就搞出一个名堂来玩，似乎也是大有可能的。不过这只是推测，实情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沙按：刘石心推测是陈公博等人搞的名堂不大可能，因为当时陈独秀还未到广东，还没有与陈公博等人建立广州共产党，尤其是他们没持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观点，与《劳动者》刊物没有关系。倒是某一个持有无政府共产主义观点、与《劳动者》又有密切关系者暗地里玩的名堂可能性比较大。）

　　陈炯明回师广州不久，陈独秀到了广州，提出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要求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律加入共产党，否则联合之事，则无需再议。陈独秀的做法，是在思想未臻一致的情况下，强行组织的统一。在当时很难为一般的同志所接受，徒然造成对陈独秀专横作风的反感。事实上京津鲁汉沪杭各地社会主义联合的情势，经过一度轰轰烈烈的筹划，早已由于同样波折次第解体。广州作为最后一站势难独异。当时广州同志在永汉北路（沙按：今称北京北路）一个俱乐部（沙按：就是前面讲到的‘光光’眼镜店二楼）邀集同人进行商议，推举黄凌霜、黄鹃声、谭祖荫等为代表会见陈独秀，主张只搞联合宣传，不搞党的组织。但为陈独秀所拒绝。自此两派分道扬彪（沙按：应为镳），联合的计议无形中止。

　　《劳动者》开头几期是我负责编辑的。在联合解体前后，由于经费支绌停刊。我不久去了法国。因此对后来广州社会主义运动演进情形，不及多所了解。

　　现在重新汇编的《劳动者》计有十一、二期之多 （17），据我记忆所及，我参加编辑只有为数几期。现在推测，可能是由其他同志沿用这个刊名，继续出版了以后各期。

　　兼生即黄兼生，也就是黄凌霜。

　　剑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东莞人。

　　冰是梁冰弦。劳人也是梁冰弦笔名。

　　……

　　至于共产党在粤何时开始发展组织，我一向没有注意。但在国共合作以后（沙按：当时还未到国共合作时期），记得有一个颇为活跃的《群报》，由陈公博主持的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记得莫荣新倒台后，由陈公博借座广东高师礼堂召开了一次宣传大会。人数很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方面，也有多人被邀出席。讲话的是陈公博，内容大致属于推动新文化运动。但共产党组织问题表面上尚未触及，以后也未听说续开第二次会议。” （18）

　　在此前后，笔者为了深入了解、核对谭祖荫、刘石心先生所谈内容的真实性，还在广州寻找、采访了与他们同时代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黎昌仁和胡根天先生。

　　1981年6~7月笔者在广州市黎昌仁（广东工学院退休教授）家中进行了三次采访。

　　黎昌仁说：

　　“……我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时，《新青年》、《新潮》等介绍过来，他们提倡‘德谟克拉西’（沙按：民主）、‘赛因斯’（沙按：科学），李大钊介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

　　我记得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主要办的刊物有《民声》 （前身是‘晦鸣学舍’）、《春蕾》、《劳働》等。……《劳働》杂志是由梁冰弦任总编辑，主要撰稿人有刘石心、刘帆声等，是由广东机器工会出印刷费、……不是共产党的刊物。我不知道《劳动者》是谁办的，我没有看到过。我也知道有《广东群报》，但不知是谁办的。我们与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观点不同，没有来往。

　　我当时不觉得谭祖荫参加政治党派，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根本无所谓组织，自由散漫，没有多少活动，不起多大作用，只是一种思想信仰而已。我没听说过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广东共产党。……后来我听说他们7个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尊生、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和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开过会（袁振英没有参加会议），但大家合作不来。无政府主义者不会组织共产党，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党纲，自由散漫，合则来，不合则离，所以什么事都不成功。当时我们认为大家情投意合就搞，主要搞工人.运动，机器工会、理发工会、厨师工会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搞起来的。我从未谈过无政府主义者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组织过共产党。……我认为是陈独秀来广东后才有广东共产党，之前是没有的。

　　江亢虎、谢英伯那时也提倡‘社会主义’，当时不知情的第三者一概把他们算作共产党，其实他们搞不清楚，江亢虎、谢英伯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 （19）

　　又过了一年多，黎昌仁先生1982年9月21日亲笔写了一篇无标题的小文章，亲手交给笔者，笔者给它取名为《回忆》。黎写道：

　　“……我于1919年中学毕业，由崔载扬及林克明介绍认识了梁冰弦----他是（刘）师复的朋友，当时师复已死----再由（梁）冰弦介绍刘石心、区星（沙按：应为‘声’）白、黄鵑声、李少陵、黄凌霜等人认识。

　　有人问我广州有无“社会主义者同盟”？我说过：可以说是有，亦可以说是无。为什么呢？如果拿上述晦鸣学舍的相叙，各表意见，互相研讨，合则来，不合则去，久之便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友，则广州可谓有‘社会主义者同盟’。若果说，要申请、待查、批准、填表、交党费、守纲领等等，才算是同盟者的一员，则广州可以说是没有了！……” （20）

　　笔者曾将采访谭祖荫先生的记录请当时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文史馆馆长等职的胡根天先生审阅核对，他于1981年7月1日亲笔写信给笔者，信中说：

　　“谭老（沙按：指谭祖荫）所提资料，我也认为比较可靠”。

　　“梁冰弦和刘石心比较活动多，在漳州不到两个月就几次回来广东，听说也到过香港，但时间和活动不大明暸”。

　　“陈独秀到粤后还办了一间宣讲员养成所，开办时间，记忆起是1922年的春季，地点是高第街素波巷，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我也在（该）所担任图画讲授，……陈独秀也到过所两三次，我任了半年课便因别事忙离去了”。 （21）

　　笔者觉得他写得不够详细，所谈之面不够广，两年多后的1983年12月两次到广州胡根天住所进行访问。

　　胡根天先生说：

　　“五四运动后，全国开展新文化运动，此时陈炯明也赶时髦搞新文化运动，并找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胡笃初、梁一余、梁雨川、陈秋霖等一批人去闽南。我原在广州读书（沙按：中学）时就认识刘思（师）复、刘石心、梁冰弦等人。1920年初我刚从日本（沙按：留学）返回，他们便邀我同去。……”

　　“梁冰弦（沙按：从漳州）又回了广州，此时苏联（沙按：应为俄）有代表到广东，梁冰弦可能与此有关，刘石心也回广州”。

　　“梁冰弦、刘石心、梁一余等人办《劳动者》杂志。他们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主张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有关系，是乌托邦式的，与马克思主义不同。”

　　“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等人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陈独秀的主张有分歧，北大毕业生区声白还与陈独秀展开论战，当时我们都知道。我认识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谭祖荫、黄鹃声（黄尊生）、梁一余、梁雨川等人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两个俄国人与他们组织广州共产党的事。我听说是陈独秀来广东后才找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组织广州共产党，大约是1921年初。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办《广东群报》，还请我在日本的同班同学陈丘山画漫画（陈丘山1933年病逝）。” （22）

　　还有一部分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或已逝世或难以找到，笔者尽量设法从一些图书资料中寻找有关踪迹，以便进行对比研究。

　　梁冰弦先生于1949年在香港以海隅孤客笔名出版《解放别录》，在该文中写道：

　　“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和俄国人布鲁威（沙按：应指波立维或译为鲍立维）在京津有过接洽，建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上海、北京都有这个组织，广州方面由我（梁冰弦）和区声白、李少陵、黎昌仁主持，主要从事学生和工人方面的工作，并着力于刊物的编印传播。

　　陈独秀到广州后一再向无政府主义挑起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以区声白为代表进行反击，引起维经斯基的愤怒，因而有广州之行。维经斯基通过米诺尔和别尔林召集无政府主义者到华南区社会主义同盟半公开的办事处（沙按：即前面所讲的北京北路光光眼镜店二楼）参加会议。在陈独秀借故回避的情况下，由维经斯奇（基）出面要求‘自由社会主义者放弃成见，绝对从同马列主义者，不然则解散组织（沙按：应为上述所说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各行其是。’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早在苏俄革命前20年已开始工作，现在也只想‘以最崇高的理想贯彻于社会教育而已’。以不想‘打抢劫杀争夺政权’为由，愿与俄国人‘就此分手’。”

　　自称“眼见中国共产党由精虫而腹胎而成长”的梁冰弦在书中只字不提他们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两位俄国人共建广州共产党之事。（23）

　　综上当时在广东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所述，他们当时与两位俄国人合作只是搞宣传、搞工运、办《劳动者》周刊，或搞社会主义联盟（黎昌仁认为没有这个组织）,但没有建立过广州共产党，更不是广州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他们郑重声明，为了对历史负责，要消除这一误会。陈独秀1920年12月来广东后，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观点而分手，合作解体。1921年春天，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建立广州共产党。《劳动者》周刊是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办的刊物，而《广东群报》才是广州共产党的机关报。

　　总之，传说两个俄国人与7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广州共产党并以《劳动者》为党的机关刊都是一个误传，必须加以澄清，以尊重历史事实，避免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

　　退一万步说，假如说广东最早出现的共产党组织，有9个党员，其中7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反对马列主义，另两个外国人是共产主义者，那么，这样的组织，它的本质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由两名外籍人士，连同中国七名反对马列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一个小团体，没有章程纲领、中国成员没有具体人员的姓名、没有谁是领导人，没有最后的确切结局（简称“四无”），这在当时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中都没有先例。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如谭祖荫、刘石心）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就在广州、北京，如果真是广州共产党的创建者，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但他们都坚决不承认组织、参加过共产党，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要消除这个误会，要尊重历史事实。我们今天怎能一定要坚持承认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广州共产党的“始祖”呢？！

　　现在已知的中国史料，除了上述那个报告外，没有一件史料能证实1920年底曾在广州成立过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也没有任何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证实它确曾成立过，现在仅凭一份错漏百出的、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一两个俄国人的说法就能做唯一权威的根据吗？

　　两位俄国人负有使命来到广东，但没有深入了解情况，找错了依靠对象----无政府主义者，出了些钱搞了一些宣传工作、建立工会、支持办《劳动者》周刊，就向上级虚报自己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广州共产党，其实并没有真正建立广州共产党,或者没有建立真正的广州共产党。

　　连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广州共产党，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追认那7个无政府主义者为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吗？！

　　我们要重视历史档案资料，但档案资料也不是百分百地正确和准确的，要对比分析，更要尊重和相信当事人亲历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三、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是怎么讲的？

　　另外，我们研究此问题时，应该更加重视当时参与建立“真正广东共产党”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当事人陈公博是上述报告的撰写人，但他在1943年（当时他为南京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是他最得势的时期）写的《我与共产党》的回忆文章中，只是讲到两个俄国人与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往来”（沙按：即一般的交往）而已，与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仅是“往来”而已，根本没有再提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先建立广州共产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澄清、更正了以前在报告中的不实的说法。他明确地肯定是陈独秀到广东后找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建立广州共产党，并以《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

　　他写道：“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的创立当时（沙按：1920年10月20日创刊），远在（沙按：广州）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谭）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

　　他又写道：“仲甫（沙按：即陈独秀）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沙按：陈公博），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 （24）

　　当事人谭植棠1951年写《自传》时写道：

　　“他（沙按：指陈独秀）有一次特约我们谈话，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同意了。乃于1921年3月在广州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陈独秀为支部书记。从此以后我们（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就在党的领导下而进行工作。同时正式决定把我们原日的《广东群报》改为党的机关报……” （25）

　　谭植棠也没有写到陈独秀来粤之前，有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最早建立广州共产党的事。

　　曾在党的“一大”被选为组织主任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1920年12月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我们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陈独秀到广东“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大约在1921年1月间，陈（独秀）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掌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 （26） （沙按：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与陈独秀公开对立、观点针锋相对，陈独秀还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是敌人，根本不可能参加陈独秀领导的广州共产党组织。）

　　可见当时专门负责全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在此已说明在陈独秀去广州之前，在广州还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发起他组织共产小组。也更没有讲到在陈独秀去粤之前，已有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建立了广州共产党组织，而是很明确地指出，是陈独秀到了广州后才创建广州共产党组织。

　　创建时期的党员、陈独秀指定为出席党“一大”代表的包惠僧于1961年1月29日回忆写道：

　　“我是1921年5月10日左右到广州。……我同陈独秀见了面，”“有一天他（按：指陈独秀）派人来找我去开会，是我们党的广州支部开会。我是第二次参加广州支部的会议，当时广州的同志不多，计有谭平山（鸣谦）、陈公博、谭植常、刘尔崧，还有一人姓李或姓谭的一位同志……。”

　　包惠僧也没有讲到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首先建立广州共产党的事，而他还写道，陈独秀还认为“区声白、朱谦之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我们的敌人”呢！（27）

　　笔者曾几次访问过1922年春加入广州共产党、入党前就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关系密切的谭天度（他与谭平山、谭植棠还是高明县同乡族叔和族侄的血缘关系，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所谈的和他写的回忆文章一样。

　　他写道：“最近新发现有些历史文献资料（沙按：指《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在陈独秀来广州之前，广州曾经有过共产党的组织。关于这方面，我一点也不知道，更没有参加过活动，不敢妄加忆述。

　　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广州。……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密切联系，共同商讨建立广东共产党的问题。

　　经过一段酝酿以后，1921年春，广东共产党组织正式诞生了。” （28）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谭天度就回忆说过：“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具体日期，我不请楚，只听谭平山说过，1921年初便已建立了广东党组织。谭植棠则说1921年3月1日正式成立中共广东支部。我认为谭植棠说的比较可靠，因为他事后不久便对我说过支部成立时，以陈独秀为支部书记，最初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4人。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过广东有（沙按：共产）党组织。”

　　谭天度还参加了《广东群报》的创办、撰稿等工作，他确认《广东群报》为广东共产党的机关报。（29）

　　由上可见，当时的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及张国焘、包惠僧，没有一位认为一九二0年底由两个俄国人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过广州共产党（陈公博1943年实际上作了更正），也没有人说《劳动者》是广州共产党的宣传刊物。一致认为是一九二一年春天（.一月或三月）由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创建最早的广州共产党，并以《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

　　小     结

　　笔者经过数十年的调查研究，汲取同行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广州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深入调查了解，得出如下结论：

　　1.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无一人讲过或写过自认为1920年底与两个俄国人建立过广州共产党，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希望不要误会。笔者认为这是真实的情况，既然连当事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一定要强加他们是广州共产党的创建者呢？！广州建党有两个阶段说不成立。

　　2. 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谭植棠、包惠僧及知情者如张国焘、谭天度等人，除陈公博一人外（但他1943年又不提了，更正了）也无一人写过或讲过1920年底两个俄国人与7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过广州共产党。说明此事毫无历史事实根据，也说明他们的看法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应该相信。所以广州建党有两个阶段之说不存在。

　　3.笔者根据新的调研成果，认为1980年提出的新观点符合历史实际，愈发认为1921年春天成立说有更充分的理据，即是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到广东后,在1921年春天（3月份的可能性较大）邀请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创建广州共产党，书记是陈独秀。陈独秀1921年9月离粤返沪后，改由谭平山任书记。其宣传报刊不是《劳动者》周刊，而是《广东群报》。所传两名俄国人和7名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广州共产党没有任何客观的（人证与物证）旁证，说明这是一个虚构和误传；退一万步说，假设成立过这样的组织，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组织，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我们完全有理由否定它，不应该承认它是广州共产党的始祖。

　　而且负有创建广州共产党使命的、由上海来广州的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其创建的广州共产党的宗旨和指导思想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广州共产党认定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为目的。因而陈独秀于1921年春天率领广东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决裂，领导创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组织领导广东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辉历程的开端。陈独秀发起并领导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定下的立党宗旨、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又有组织上的密切联系，是全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召开党的一大，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使广东人民革命事业有了一个新的领导核心，开始了广东人民革命的崭新时代。

　　历史事实证明，尽管广州共产党最初的几个主要成员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长期复杂严酷的斗争过程中是难以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个整体，广州共产党组织在长期的奋斗中，绝大多数党员表现好，成绩是主要的，为党为国为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杰出的贡献。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广州共产党已成立90年了，我们应抛弃一切个人成见，真正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尽快地统一意见，将广州共产党创建历史真实情况在标准版本的中央及广东和广州的党史书中应如实地记录在案，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能解决这一问题，也是纪念中国共产党及广州共产党创建90周年一个贡献。

　　以上仅是个人浅见，不一定正确，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退休研究员）

　　（1）据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报道，陈独秀于12月16日晚上船，17日晨离沪赴粤。

　　（2）此文后又收入由朱成甲主编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后又收入沙东迅著《粤海近代史谭》，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由沙东迅收集评注的第1~8期的《劳动者》周刊于198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关论文见沙东迅著：《粤海近代史谭》一书。

　　（4）载《广州党史》1991年第3期。

　　（5）转引自曹直：《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组建经过暨相关历史记载述评》，载《广州党史》2010年第4期。

　　（6）本文引用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均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83~686页。

　　（7）《广东群报》1921年1月27日有专门的报道。

　　（8）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39页。

　　（9）共有九件材料，已交由《红广角》（《广东党史》）杂志从2011年第4期起连载全文发表。

　　（10）以上见沙东迅访问整理《谭祖荫的回忆》（1981年3、4、6、7月），1981年7月1日经其本人审定,载《“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4年6月第1版第119~123页。

　　（11）以上见沙东迅访问记录：《再访谭祖荫的记录》1981年10月8日、12日于广州谭的寓所,经谭祖荫阅后签名认可，未刊稿。

　　（12）以上见沙东迅采访记录：《三访谭祖荫的记录》1983年1月21日于谭在广州的寓所，经谭祖荫阅后签名认可，未刊稿。

　　（13）以上见沙东迅记录整理：《刘石心的回忆》，1981年7月5日，8月4、5日，载《“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内部发行第127~129页。

　　（14）以上见沙东迅记录整理：《刘石心的回忆》，1981年8月23日，载《“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内部发行第129~131页。

　　（15）以上见沙东迅记录整理：《刘石心的回忆》，1981年8月27日，经刘石心认可签名，载《“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内部发行第131~135页。

　　（16）《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17）《劳动者》实有1至8期，由沙东迅寻找、汇集、注释、校勘及评介，以《劳动者》为书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发行。

　　（18）刘汉记录：《刘石心先生的谈话记录》，1982年11月12日，刘石心于1982年11月17日亲笔批改订正签名认可。未刊稿。

　　（19）沙东迅访问记录：《黎昌仁先生的回忆》，1981年6月29日、7月2日、7月9日，未刊稿。

　　（20）黎昌仁：《回忆》，1982年9月21日，未刊稿。

　　（21）胡根天先生 1981年7月1日写给沙东迅的信，未刊稿。

　　（22）沙东迅访问记录：《胡根天先生的回忆》，1983年12月3日、8日两次在广州胡根天住所进行，记录经他审阅后签名认可，未刊稿。

　　（23）海隅孤客（梁冰弦的笔名）著：《解放别录》，香港文海出版社1949年版在“俄使更番迭至”一节第8、10、29、36页，转引自曹直：《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组建经过暨相关历史记载述评》，载《广州党史》2010年第4期。

　　（24）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载《古今》杂志第35期，1943年11月出版。

　　（25）谭植棠：《自传》，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共产主义小组》（下）1987年版第736页。

　　（26）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127~128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

　　（27）以上见包惠僧的回忆，原件存广州市民政局。

　　（28）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载《广州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

　　（29）谭天度《南粤风云三十年》,载《广东党史资料》198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