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的产生与共产国际有关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为什么以俄文出现？肯定说，这与共产国际有关。当年（1921年）陈公博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应有两场合。一是在“安马分流”后、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尔林离开无政府主义者而协助陈独秀组建广东共产党期间，陈公博与共产国际代表有一定的时间接触；二是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出席党的“一大”会议期间有机会与共产国际代表接触。

　　从《报告》的内容分析，实为广东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活动汇报，汇报的对象是谁？然而，我们要知道当年有这么一个事实，即在中共成立前的一段时间，上下级关系尚未形成，各地共产党人的活动是自由自主的、毫无压力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制度、纪律规范或约束，也不会有“请示”“汇报”等情况出现。退一步说，假设汇报的对象是共产国际，理应由米诺尔、别尔林或陈独秀执行而不是以陈公博的名义。由此判断，《报告》极有可能是在陈公博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产生的。

　　二、会议第一时间安排各地共产党活动汇报议程

　　有关党的“一大”会议召开过程，见有董必武、陈潭秋、陈公博、张国焘、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等当事人的回忆，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得知，会议确有各地共产党组织工作活动情况汇报这一项议程。

　　见张国焘回忆：会议的第一天下午，“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定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①

　　又见李达的回忆：“七月二日（会议的第二天），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确比较散漫些。”②

　　再有包惠僧的回忆：“第二、三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③

　　上述，当事人基本肯定了我们所见的《报告》就是出自于党的“一大”会议，我们无任何的理由或可能觅寻另一个场合。然而，在当事人陈公博的回忆中，会议情况反映甚少，有关各地共产党汇报方面内容只字不提。

　　三、《报告》的产生出于马林的需要

　　有关《广东共产党的报告》的产生，这有得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识和需要。从张国焘的回忆中使我们了解到，在“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共产党人曾与马林有过小摩擦，事因“报告”而起。

　　1921年4月底，马林等奉命来到中国筹备、主持中国共产党成立事宜，并与东道主即上海共产党取得联系，双方见面不大投机，“马林曾向他（李汉俊）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④

　　为什么马林一到上海就迫切提出要工作报告？当我们站在马林的角度就会理解到，马林刚接手共产国际中国事务时，对各地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尽快熟悉、掌握各地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既是马林的迫切需要，也是他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需要。事实上，刚成立的地方共产党根本没有任何的活动材料提供给马林。

　　马林碰了钉，误以为李汉俊等对己的要求视为过分而产生不满，其实是李汉俊等对马林主观傲慢的反感，——这出自于与维金斯基的比较，自然双方各自不快。上述可见，马林的需要和要求，乃是产生地方共产党报告的初衷。

　　毕竟，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重视的。当张国焘提前到达上海时，李达有意让张国焘承担与马林联系及大会筹备工作事宜，从中缓和双方的关系。张国焘乐此不疲，遂成了马林的联络代言人，并掌管大会事务。“因为张国焘去过（过去）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令（林）和吴庭斯基的马首是瞻，……”⑤由此可见，会议的第一天，张国焘所谓“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实际上是执行马林的指示而安排的。

　　会议的第二天，也就是各地代表汇报工作当天，由于语言的障碍，也由于一些代表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期待张国焘的汇报。

　　至于张国焘如何汇报这一细节，我们已无法得知。在此，我作这么一个判断——对于张国焘的汇报，马林是不满意的。其一，正如包惠僧回忆所言，由于各地刚成立党组织，要汇报内容并不多，加上代表们事前准备不充分，或有多少遗留；其二，由于担任会议记录者（毛润之或周佛海）不熟悉各地活动情况，也由于地方语言的差异，不一定能够全面、准确记录下来；其三，张国焘靠读会议记录汇报，固然空洞，再者，张国焘“断续而拮屈的英语”水平，既无力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同时，又无法解释马林的提问。

　　是否出于马林的建议，会议又作出各地共产党书面汇报（报告）的要求？我也找不到任何文字记叙。据李达回忆：“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样开发法都不知道。”①如包惠僧回忆指出，“一大”的会议实际由马林主持，但前台出面的是张国焘。固然之，当年共产党人很重视共产国际代表意见的，“一大”会议议程是按照马林的指示去安排的。

　　四、陈公博烧毁了《广东共产党的报告》

　　凡接触过党史者都知道，第四天晚的“一大”会议，因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途中被巡捕跟踪而暴露，会议一度中止而转到嘉兴南湖。此事在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中，以陈公博的描述较为精彩，同时，也抖出了《广东共产党的报告》被烧毁这一关键内容。摘要如下：

　　代表撤后，陈公博却刻意不走陪李汉俊，后受到巡捕房密探的盘问：

　　（英语对话）……“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就住在这里，”我一想不好，我决不能告诉他我住在大东，在旅馆我还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有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所以这样告诉他。②再有：“……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了箱子，关好了房门，一口气把文件用火焚烧，全搁在痰盂，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况，湮灭证据的工作，算是告成了。”③

　　对于陈公博这一描述，我觉得可信。假如，箱子单是社会主义的书籍，陈未必这么紧张，事前巡捕在李汉俊家搜查时在书橱也发现有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无关要紧，固然，书籍不会带来麻烦，惟恐这么一份《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之不测，故有关门烧文件这一幕。

　　上述带来两个疑问：一、箱子里为何有《报告》？在此，首先要肯定的是，因为各地共产党汇报工作这一议程是会议临时安排的，所以，箱子里的《报告》决不是在会议之前事先准备好的。由此可知，会议有要求代表作书面报告；正是箱子里的《报告》，也推猜到陈公博当时的打算——即在会议结束前完成书面报告，是出于当时的客观原因——省事？回广州后再递交之不安全抑还是会议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完成？二、既然《报告》已毁，现存的《报告》又何来？这有两个解答：一是出于会议记录，现在的《报告》是根据陈公博的口头汇报在会后整理出来的；二是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回广州补写的。

　　我是倾向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回广州补写这一推断，理由如下：一、陈借开会顺便补度蜜月，文件烧毁后，陈决不会在杭州游览期间补写《报告》再惹麻烦；二、从鲍惠僧的回忆中谈到，会议期间，由于建党初期，工作尚未开展，固各地代表汇报内容甚少。反观现在《广东共产党的报告》的内容却很充分，有些内容甚至是在会期间或会后才出现的，如“机器工人学校”的开班一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们成立了宣传员学校，这个学校直接受宣传委员会领导，指定我为该校校长”一事，何时指定？又见其回忆录：“……自上海南来，更叫我任宣讲所所长，推进组织的工作。”④由此判断，《报告》是在广州补写的；三、《报告》格式准确、段落分明，尤其在第三章中又分5小节叙述，完全是书写形式。

　　陈公博这段回忆，可以证实了大会有各地共产党书面汇报这一要求。毋庸置疑，《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是在党的“一大”会议中产生的。其实，这结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事人董必武已初步作出肯定。由此再推论，有可能同时产生的《报告》还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多篇。

　　五、对《报告》中“低级错误”的见解

　　因为我肯定了《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是中共“一大”会议的产物，所以，对《报告》中所出现的“低级错误”，见解有别。我分析认为，错误有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各方面的粗心大意。该处问题不多，但很明显，如“在上海，我们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译者的注解是“在广州”，）而我们的理解是“在上月……”。总体看，原作者的失误大多出现在时间、数字等方面，而人名、地名侧是翻译者的不熟悉所至。

　　二是任何方面的刻意改动。我们分析到，为便于共产国际代表（上级）阅读和理解，有些内容、字眼稍作改动：如内文中的“广西人”，原指“桂系”；又如《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是党报，为有所区别，分别以“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月刊”而代之。事实上，陈公博是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的。

　　另外，既然《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必有“陈公博”之署名。然而，对共产国际而言，当年任何人的名字是毫无疑义的，肯定讲，是共产国际代表把署名删去，统一以地方共产党名义出现。对此，我们倒觉得有必要。

　　三是翻译方面。我们知道，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懂英文而不懂中文，因此，大会的一切文件都要翻译成英文，然后再转译俄文。显然，目前我们所见的《报告》，至少经过翻译、转译、再翻译三个环节，由于共产国际代表无可能再校对核实报告内容，从而造成一定的低级错误。

　　我们也想到，文件翻译方面除尼科尔斯基外，上海的杨明斋有可能参与。杨是懂俄文的，可直接汉译俄。大会前后一段时间在上海。（是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后不久被捕时，杨明斋等多人受牵其中。）然而，从今天的译本中有些内容断裂、叙述不清等情况分析，《广东共产党的报告》原稿有可能是英文稿，因为陈公博有较高的英语水平，那么，翻译者应是李克诺斯基。

　　尽管如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所述的内容，我们基本能够了解，可见，失误是有限的。

　　六、有关《报告》失实之个别见解

　　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得的真实，是经过多年来多方面的考究验证的，如“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之说的否定。同时，我们也理解到，陈公博刚从北大回穗，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年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的活动和认识是有限的。此说在当年，也是个别的、笼统的见解，因此，我们不必强求当事人所反映的情况绝对无瑕。不过，在陈后来的回忆录中，此说已没有出现，也就是说陈自我否定了。

　　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却是后人的事，同时也有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而苏联方面则来源于当年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指导、资助无政府主义者开展工运的活动的汇报，故后有“广东共产党1920年”之说，不足为奇。然而，此说对当事人即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可谓“无中生有”，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究竟，《报告》的内容是否可信？上世纪50年代末，董必武曾谨慎地作过这样的鉴定：“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但同时指出：“这三个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①本人认为，《报告》经多年的考究及纠正，文中的一些不实内容得到大部分澄清，基本上不影响我们的阅读。然而，由于《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是译本，提供给我们的仅是事情的一个轮廓（背景），因而在解读中，重在理解，不可咬文嚼字，更不要因一些内容我们没有弄清而否认《报告》。

　　观止《广东共产党的报告》，几经翻译再现，尽管笔销墨移，但当年广东共产党人步履蹒跚的第一步，足迹犹存。我认为，在当年党组织尚未完善这一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人的言行是自主的，《报告》所提供的历史背景、活动情况、事情的性质是客观的，没有任何的顾虑和掩饰，后人阅后感到实在。如《报告》中谈到“向农民进行宣传”方面，这与张国焘回忆中提到，早期广东共产党是重视、并最早开展农民运动之说法，是吻合的，然而，该方面内容在党史记载、在我们的认识中几乎为零；又如《报告》有不少内容涉及广州工运方面，我有不少问题得助于《报告》内容的定性而得到深入了解，例如《劳动者》，初步得知事因广东机器“总会”解体、资金无继而停刊的，非“安马分流”影响所致；从陈公博的自信落笔中看到广东共产党争取机器工人的初步成效；工人罢工“援助陈将军”看到当年广州工人的政治倾向等等。因此说，《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是一部极为有研究价值的、重要的历史文献。

　　（作者单位：广州工人运动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节选，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75页。

　　②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2页。

　　③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316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节选，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9页。

　　⑤“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420页。

　　①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1页。

　　②③“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前后资料选编》（二）423、424页。

　　④“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418页。

　　①曹直“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组建经过暨相关历史记载述评”，见《广州党史》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