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通称“广交会”），不仅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中国外交和港澳台侨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温家宝总理曾经这样评价：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缩影和标志，“广交会的举办，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1）广交会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人说，上个世纪中期“上帝在把中国大门关上的时候，却留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广交会”。本文拟在考察经济政治形势的基础上分析广交会创办的历史背景，从一个侧面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

　　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谈及广交会创办的历史背景：“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 （2）那么，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什么要“请大家进来看”？从经贸角度上讲，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平台。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而严峻。更重要的是，国内在经历了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之后，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开辟民间贸易渠道，创新对外贸易形式。为扩大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国政府和外贸部门必须在政府间的官方贸易之外，开辟半官方乃至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渠道。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总共只有25个。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就能稳定发展政府间贸易。例如，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1950年即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芬兰还同中国签定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但这些国家后来多数追随美国的“禁运”、“封锁”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这就是说，政府间的官方贸易渠道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更复杂的是，半官方式渠道也经常受阻。中日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执行美国的“禁运”政策。结果，“禁运”给日本造成困难，中国政府也有意从日本入手打开“禁运”缺口。1952年，中日签订半官方的第一次贸易协议。但协议签定后的几项贸易合同均遭日方毁约，总计第一次贸易协议仅执行了5％；1953年签订的第二次中国日贸易协议的相关合同也只执行了38.8%。（3）1957年岸信介内阁执政后，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谈判三起三落，虽于1958年3月签署协定，但未能执行。中日贸易陷于中断。（4）日本还利用对东南亚各国的赔款，大力推销货物，排挤中国。由于经济危机加深、外汇缺乏，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采取限制进口的政策，某些国家公开禁止输入我国商品。1953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等，因外汇短缺，先后加强了进口管制，“这对我们推销土特产特别严重轻工业品有或多或少的困难”。（5）

　　至于贸易形式，中国对外贸易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以政府协定、易货记账、进出平衡的方式进行。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则是采用典型的易货贸易方式。本来自1949年10月起，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逐渐由解放区的易货方式转变为以结汇方式为主。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抢购战备物资，使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外汇贬值；而美国的“封锁”、“禁运”直至冻结中国外汇则使中国损失更大。1951年1月，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确定了“以易货为主”的对外贸易方针。易货贸易方式，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运用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封锁、禁运最猖獗的时期。易货贸易对于打破“禁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它毕竟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常态形式。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封锁’、‘禁运’的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也会采纳一般的以结汇贸易为主、结汇贸易和易货贸易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 （6）对外贸易部1953年初认为：目前应有步骤地扩大结汇出口，以便国家集中掌握与使用外汇。但是，“怎么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时任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注意到，广东外贸系统已经前后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每次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他于是想“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获得更多外汇。（7）

　　(二)建立国营外贸企业的海外业务联系。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特别是对港澳的贸易，也不可能沿用自由的资本主义贸易方式。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是一个尖锐复杂的斗争。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化，新兴的国营进出口企业面临建立业务联系的新课题。据估计，1950年地方工商税收入来源于进出口业者，天津、青岛各占三分之一，广州高至二分之—。各口岸进出口商一般都是当地大商户，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批发业务。“广州商人对港澳和海外华侨往来较多、灵活机动。” （8）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几乎全部进出口业务。例如，1950年国营外贸进出口额占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而到1952年，国营经营比重上升到92.8％。而到1954年，这一比重达到了98.16%，私商只占1.84%了。（9）私营进口商的海外联系断裂。建国初期广州的出口商品展会，各国营公司与港澳商人及侨商有重点的建立业务关系，并了解到他们提供的有关价格和规模等方面的合理意见，进一步沟通了内外情况，加强了业务上的联系，为国营公司在经营管理的改进上提供了机会。广交会的组织与交易形式，也有利于中国的国营企业步调一致、共同对外。日本客商的不满，反映中国企业的这种优势。日本“百几个大小商社互相竞争着，中国只有一个门口来对付日本百十几个商社，因此中国方面就利用这矛盾”。（10）

　　举办出口商品展会，可弥补经济计划之不足。由于市场和产销情况的变化，新商品和代用品的出现，年初制订的计划难免出现某些方面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需要，尚存的小商品生产具有分散性与盲目性特点，而交流会可起到商品集散的作用，在互利原则下的自由交易、互通有无，可调剂彼此的需要。（11）同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带来国际市场上的最新信息，中国企业可以广泛、直接地了解到国际市场需求情况、对中国商品的评价，这样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和竞争能力。对此，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时说：“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12）

　　二

　　广交会对于新中国的作用与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和贸易的范畴。交易会是我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宣传场所，承担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时代重任。

　　新中国亟需一个能够沟通中外的窗口和桥梁，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请进来”，向他们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其必要性源于下列两方面原因。以外部而论，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千方百计想搞垮中国。自大陆战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叫嚣要反攻大陆，也在港澳和海外华侨中，与新中国全面开展争取民心的斗争。港澳地区进出口商的政治情况也很复杂，有靠近祖国的商行；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洋行；有对南洋的办庄，以及行庄、拦商等，还有国民党以掩蔽为目的的特务商行。 （13）例如1954年，在香港代表台方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尹致中（伪“国大”代表）自台湾回港后即声言：“台湾决不惜一切力量争取香港及海外华侨”，当年中华厂商会的选举就暴露了台湾的阴谋活动。据我驻港华润公司估计，“年底前后另一大社团中华总商会的改选，将亦有一番激烈斗争，因台湾分子亦在蠢蠢欲动”。除了“领导权”问题外，英、美、蒋的一致亦较前投契。（14）

　　海外势力反华的手段甚多，主要是极力诋毁中国取得的任何成绩。采取编造“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的手段，误导人民。大肆宣扬中国的坏消息，对中国确实发生的坏消息，不但连篇累牍地张贴，还添油加醋尽可能补充不实的内容，牵强附会地发掘所谓“内幕”，“真相”，大肆散播关于中国的谣言、假消息。这些海外反华谣言，意图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并在国际上营造不利中国的国际舆论。这些境外的反华谣言中有不少是关于经贸方面的，特别是恶意中伤和歪曲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例如1958年，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官在国际关税协会会议中的演讲说：“中国倾销纺织品严重影响印度、及日本的传统出口市场，因此印度的第二个五年度更难完成，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将受阻碍。”日本访美贸易代表团发言人在纽约记者招待会称，日本已认识到中国的“侵略性输出”至东南亚国家所造成的危险，棉纺织品是最主要问题，消价竞销已影响日本若干工业。（15）还有的谣言，歪曲中国政府的“内销服从外销”政策。这自然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形象，有些外商怀疑与我国进行贸易的长期性问题。有些人在担心或者别有用心意地说，中国市场虽大可惜没有支付能力。（16）

　　当然，国内的华侨工作也确有失误。以广东为例，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伤害华侨权益的严重偏差。一是错划归侨侨眷的阶级成份；二是追华侨地主余粮侵犯侨汇，追到了海外；三是侵占侨房，牵动面达到80%到90%。对此，中侨委认为这些偏差现象引起国内侨眷和国外华侨若干的不安和动摇；如不及时纠正，对国外华侨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将有严重影响。据称，有不少侨眷为了因侨汇而被提升阶级成分，怕斗争，怕征，怕借，因而纷纷写信给国外华侨不要寄钱回来，或少寄，甚至将原款退回，这既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影响侨眷的生活。随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既有我们工作的失误，更多的恐怕误会和阶级立场问题。例如“总路线”宣布后，香港华商大多数怀疑焦虑，部分悲观失望。有的说总路线是“共完田（土改）后又共产”，甚至扬言：“横竖生产作不到，只能寄望于台湾”。关于转业问题，港商“有正常看法的并不多”。南北行中的买卖手许俊英说：“商业先死，转做工业，工业将来也是死，故转业是死，先死迟死都是死，横竖都没有前途”。关于公进私出问题：南北行商一些的对公进私出误解为“有利可图的归国营，没有利润的给私商”。（17）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己纠正错误的党。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和政治势力当作污蔑新中国的素材，善后工作却必须借助于有力的宣传活动。由于广州邻近港澳、华侨众多，是中国对资本主义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交通孔道，平常及节日前后外宾、华侨经过广州前经各地的为数不少，很多尚无邦交的外国友好人士也纷纷由港澳路线进来。例如，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以后，突破对华禁运的英国48家集团来中国访问，先头人物就是从澳门进来经广州一路北上的。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关心新中国建设的国际友好人士“请进来”，可以通过宣传和展示，以大量的事实粉碎了港澳及海外反动报纸的造谣和污蔑。

　　实际上，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展会，已探索了累积了多方面的实践经验。例如1955年广州出口物资交流会，主要是出口商品的展出，配合着口头和文字、图表的宣传。为扩大宣传效果，交流会对港澳工商、文教界，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华侨等有组织的观众举行分别报告会。两个多月的展出期间，回穗参观的有港澳工商各界的代表人物，有东南亚各地的华侨进出口商，有港澳老技工，有进步的工会领袖人物，也有反动工会的理事。同时，通过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报、经济导报等大众传媒，向港澳及海外各地广为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交易会）充当了对外宣传场所和友谊桥梁的角色。交易会主要面向港澳和海外，但其宣传工作及成效却是全方位的，视观众来源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为广交会的参观者，最多的还是国内的民众。其次，对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吸引华商侨商回国投资。采取团结、斗争、分化、争取相结合的方针，灵活的斗争策略，达到利用的目的。最后，是开辟人民外交渠道，并深入开展建立和巩固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交易会通过展出当时中国具有先进水平的各种出口商品，以及不对外成交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重视政治内容特别是外交、对外贸易政策的宣传。广交会对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来宾，力求用诚恳交换意见的方式，扩大他们和平、反帝、友好的积极一面；对西方国家外宾，则挖掘他们与我们之间不同程度的共同之点。在展馆陈列布置上，展馆及洽谈间周围营造和平贸易、友好往来的气氛。中国重合同、守信誉的大国形象逐渐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一步被世界人民认可。显然，广交会是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还是广交各国朋友、增进友好合作的纽带与桥梁。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立体化开放格局。透过广交会的对外开放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了，如何观察和评价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开放政策呢？

　　勿庸讳言，通过广交会这个“窗口”的对外开放也是有限度的，但绝不是“闭关锁国”。首先、广交会邀请的范围有限。应邀参加广交会的，最初主要是港澳华商、侨商和东南亚国家商人。首届广交会“邀请对象，原则上只邀请港、澳和新马地区客户”，应邀到会的客商来自日本、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第2届邀请对象仍以港澳及亚非地区为主，欧、美及日本根据货源情况亦适当邀请。（18）基于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及其仆从国，自始就不在广交会的邀请范围之内；其他国家的客商也经常随着与中国政治、外交关系的起伏而被拒之于广交会的大门之外。1961年春交会的邀请方案就说“对美、日、菲、泰、南越、南朝鲜、以色列、希腊、南非的客户不邀请”。（19）其次、禁止外商到别的口岸谈生意和到其他城市参观。来自与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人（包括香港、澳门的外商）可凭我交易会发给的邀请函件，并本人护照自深圳入境后，到广州补办手续，停留地只限广州。到广州的外商，如欲去广州以外地区参观、游览者，须另申请手续。（20）有些客商企图在我们兄弟公司之间钻空子，不和广州谈，要和上海谈，我们都照例不予同意，想尽办法让他们集中到广州商谈。这与200年前清政府“一口通商”时禁止外商到福建、浙江和江苏贸易的做法颇有类似之处。通过与200年前“一口通商”的“十三行”（有人认为是历史再现；有意思的是，最初发起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国营外贸公司，也是13家）的比较可知，社会主义中国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清代十三行，是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是从开放走向封闭（或者说从比较大的开放走向小的开放），有人认为是抗拒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广交会则是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是从被封锁走向积极的开放（尽管是有限的）。借用西方人的那句话，关上中国开放“大门”的，正是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相标榜的西方国家。

　　就外部条件言，当时中国在经济上面临着封锁和禁运，政治与军事形势则是中美对峙、两岸交战。1949年大陆基本解放后，党中央将“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台湾之役搁置下来。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驶入台湾海峡，美军第13航空队也进驻台岛基地，美蒋形成共同防御系统。1954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1954年12月2日，美台双方订立《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3月生效）。1955年初，我军先后解放浙江沿海的江山岛和大陈岛。第一次台海危机解除，中美两军避免了正面冲突。但台湾当局年年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并不断骚扰大陆。1958年8月，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金门。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推行“划海而治”的阴谋，但蒋介石并不答应。于是，中央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暂缓收复金门、马祖，并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供应”。从此，金门炮战进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阶段。当时，台湾经常在台湾海峡骚扰过往船只。1954年5月，“图阿普斯”号油轮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港起航，前往中国上海。在经停香港时被美国间谍盯上。6月，该船在号行驶在巴士海峡中立水域时，被国民党军舰截获。“图阿普斯”号于1955年编入国民党海军序列，改名为“会稽”号。船员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扣押了整整14个月，直到1955年8月25日，首批29名船员才在法国方面的保释下返回苏联，剩下20名船员到20世纪70年代才分批获释，最后3名船员更迟至1989年才回到苏联。拥有强大海空军的苏联的轮船竟然被劫，可见当时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环境与条件之恶劣。由此可见，在中美两国全面对峙、海峡两岸战事不断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不可能实行更大幅度的对外开放。通过举办广交会实行适度的对外开放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

　　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要全面发展对外贸易，必须突破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中国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首先在亚非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取得突破性进展，港澳地区则成为了中国反封锁、反禁运的前沿阵地。在此基础上，中国确定扩大对港澳出口暨经港澳转口东南亚贸易的方针。1954年10月，对外贸易部召开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将扩大对港澳出口暨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确定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方向，“扩大向港、澳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支持国家工业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1955年对港澳出口计划为15520万美元，加上与东南亚国家政府间谈判出口及直接出口，将占我国全年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的59.7%。外贸部决定德信行、五丰行和华润公司等港澳机构都受广东省外贸局及有关总公司的双重领导，并要求“华南对外贸易分局，应特别加强对本口岸货源及公私营企业的组织工作和对我驻港、澳机构的领导、督促与检查，并与全国各口岸经常取得密切联系”。（21）广州乃成为中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首选城市。对此，以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身份担任广交会副主任的舒自清说：“为什么交易会在广州举行？因穗地邻港澳，对港澳客商和外商来华和许多方便之处。再，台湾待解放，外商去上海、天津较为困难。” （22）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港澳工作方针的实践。1949年大陆基本解放后，正是考虑到港澳对大陆的经济贸易价值，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暂不收回港澳。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对来访的苏联特使米高扬说：“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23）在广州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利用港澳之通道发展对外贸易的实践。

　　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史的长时段观察，广交会的举办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在1978年前的20多年里，广交会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缩影和标志。由此，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保持了不绝如缕的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分步骤、有层次、由点到在、逐步推进、全面展示的办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立体化格局。追根溯源，正是由于广交会对外开放奠定的基础，使得对外开放能够快速起动。在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的人脉关系，主要就是通过广交会的长期举办积累起来的。作为广交会的举办地的广州和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赢在了“起跑线”上，吃上了对外开放的“头啖汤”。

　　（作者：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副处长，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

　　（1） 温家宝：《在第10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0月15日），《国务院公报》2006年第33期。

　　（2） 周恩来：《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

　　（3） 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168页。

　　（4） 参见欧阳湘、李光和：《从广交会看中国一九五八年停止对日贸易事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 中南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华南第一次外贸工作会议总结》（1954年8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5-99~112。

　　（6） 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63页。

　　（7）《一封电报催生今日广交会——访广交会发起人严亦峻》，《广州日报》2006年10月05日。

　　（8） 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59-61页。

　　（9） 刘国光主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7页。

　　（10）《日商来会成交情况及其各种反映》，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 304-1-19，第53-70页。

　　（11） 省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总结》（1956年6月13日），广东省档案馆：296-1-57-92~95。

　　（12） 周恩来：《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

　　（13） 国务院（五办）：《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扩大向港、澳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1954年12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204-1-340-208。

　　（14）《香港华润公司副经理何平同志在华南第一次外贸会议关于港、澳与东南亚市场情况的报告》（1954年），湖北省档案馆：ZN56-2-83（中南局档案）。

　　（15）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倾销政策有损亚洲经济》（1958年），广东省档案馆：304-1-19~8。

　　（16） 叶季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原载195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编《对外贸易论文选集》，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6-19页。

　　（17）《香港华润公司经理何平同志在华南第一次外贸会议关于港澳与东南亚市场情况的报告》，湖北省档案馆：ZN56-2-83。

　　（18）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957年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方案》，304-1-09  3//P3。

　　（19）《1961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邀请客户具体做法和要求（草案）》（1961-02-01），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304-1-68 。

　　（20） 304-1-26-2  广交会期间外商入境问题/19580616。

　　（21） 国务院（五办）：《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扩大向港、澳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1954年12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204-1-340-208。

　　（22）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各交易团代表团会议纪要（1957年），广东省档案馆：304-1-11-2~83，第61页。

　　（23）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