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独秀三次赴广州，指导、建立了广州的党组织，并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历史贡献。这里指的创建活动，涉及创建时期的三年，而不仅仅是党组织成立。

　　一、陈独秀南下广州的由来

　　广东，地处祖国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和接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地方，是革命的策源地。

　　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爆发，时在北大读书的广东学子40多人，大多参加运动①。“五四运动”在广东一些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并联合社会各阶层，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斗争坚持了半年以上，锻炼了广大群众，涌现了一批先进分子。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李大钊等成为全国瞩目人物。而陈独秀对广州怀抱着“无穷希望”。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党组织后，即致函他在北大时的学生（已毕业回到广州）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得到他们赞同。他们在广州筹办出版《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陈独秀很高兴，写信热情鼓励。

　　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12月5日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陈独秀即去函征询李大钊和各地党小组的意见。李等表示赞同，认为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如此，陈独秀便有首次南下广州之行，于12月26日抵达广州②，在广州生活、工作至1921年9（有说8）月离穗返沪。第二次（1922年4月至5月），第三次（1923年3月至9月），前后在广州逗留一年多时间。

　　二、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

　　陈独秀到广州为创党开展了许多工作和活动，主要有十项：

　　（一）创新教育，开启民智。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随即在《新民国报》刊载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宣传新教育思想，他指出：“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他提出改革教育计划的三大纲，即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专门教育，要建立全面的教育系统，对人才从小到大进行培养。主张普及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强调创办大学。均得到孙中山、陈炯明的支持。1921年1月，陈独秀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却受到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汪精卫等守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对。陈独秀鼓动袁与汪精卫论争。经过辩论，理由在袁振英一边，取得胜利。从此，陈独秀在广州支持首创的中学男女生同校，开风气之先，并逐步影响全国。

　　（二）建立宣传阵地，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首先，刷新《广东群报》版面，公开介绍上海《共产党》月刊每期要目，大量转载该刊文章，如刊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谭平山、陈望道、沈雁冰、李季、瞿秋白等理论先驱的文章。同时加重了对苏俄和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报道。上海《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广州昌兴路26号出版，发行处也搬到广州。广州党组织成立后，《广东群报》被明确规定为党组织的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张大型地方党报。

　　得悉陈独秀到广州，各界人士慕名而来探望，或请他撰稿和去演讲。陈独秀的日程是“逐日排满”。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住的地方等于是不设防的城市，什么人都可以随时去看他，他也是什么人都接见，一天到晚总有人来来往往。据记载，单是1921年1月间，陈独秀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七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人生观、妇女解放等问题。他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4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短小精干的短文。 陈公博评他写的短文“犀利无比”。 他主要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军人有新旧之别，要做新军人；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一致；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在各种社会主义中，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等道理。

　　（三）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等学校，培养大批革命骨干。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地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主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该所由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经费，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任命陈公博为所长，教导主任谭植棠，教员有谭平山、杨漳浦等。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课。当时招收来自广东各地学员100多人。用谭植棠的话称这所学校是“干部学校”，“用以训练工、农、妇、青运动的干部”。

　　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地址也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指定张毅汉为主任。由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授课，学员多是广州中、小学教师，有100多人。

　　设立“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为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小组成员外，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有会员80多人。

　　(四)注重工人运动，帮助建立各种工会。

　　陈独秀关注劳苦的工人大众，向他们作知识的普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深入到理发工人中去，参加他们成立的工会大会，并发表讲话，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我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学习。”到会的还有谭平山、陈公博、沈弦庐等，也发表演讲。不久，理发工会补习学校开学，陈独秀亲到学校作指导。理发工会会员有数百人。

　　陈独秀等还特别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他曾对谭天度说：“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①。”于是他们就在广州河南机器总会内举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董事会由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许崇清等组成，谭平山为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分别为班主任，当时参加学习的有100多人。

　　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各种工会有很大发展。到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政治的或经济的罢工达16次之多②。

　　(五)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引起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诘难。他先后致信三封给陈独秀，陈便写了三答区声白书，就绝对自由、法律废存、善良教育等问题，与区展开论战，彼此以书信往复，先后在《广东群报》上发表。1921年8月，陈独秀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将这些信件在《新青年》杂志上全文发表。陈还在该杂志上写文章，题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无政府主义于二十世纪初从欧洲传入中国。其时，中国正处在风雷激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年代。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剥削，主张平等、自由，很快受到中国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欢迎。由于无政府主义是以社会主义思潮的面目传入中国，曾译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当初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或有过短时间的合作。

　　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甚至先于马克思主义，1912年就在广州开始了宣传活动，尤其在工人中较有影响。1921年，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前“互劳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机器工会”，后出版《进化周刊》。每年逢农历正月初七，无政府主义者和广东机器工会的工友都到广州北郊茶室聚会、演说、唱歌，到会者达数百人。是年春末，他们所推崇的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举行追悼大会，到会群众达千余人。会议由梁冰弦主持，区生白宣读克鲁泡特金的生平。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出席大会，并捐款出版宣传刊物。当天，《广州晨报》出了特刊。是年“五一”劳动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广州大学生也自由参加游行。永汉路上挂着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画像。游行队伍中，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佩着“红领带”，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佩着“黑领带”。①此为两者合作的写照。

　　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推翻旧社会的问题上主张是一致的，两者有共同点，是合作的基础。分歧在于，推翻旧社会之后，要不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上。区声白写信给陈独秀，宣扬“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的思想。陈独秀在回复的三封信中作了详尽有力的批驳，并认为，区声白是一位纯洁的青年，信仰克鲁泡特金，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反对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绝不像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但是陈又深刻指出就是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主义。难怪连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曾任中法大学校长）说笑话：“无政府主义三千年成功。”②在此期间，陈独秀又进一步宣传在推翻旧社会之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从思想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明确了指导思想。

　　(六)指导、建立广州党组织，亲自担任支部书记。

　　陈独秀到广州，迅速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省立甲工学生 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嵩、张善铭以及杨匏安等，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过，陈独秀一到广州，不久就找到我，叫我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我组织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笔者曾查阅谭平山的档案，他在解放初期填写的履历表称：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也先后与米诺尔、别斯林（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在此前的1920年9月，俄共（布）两个党员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1月，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则赞成陈独秀的主张。于是，着手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广州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党的一大后称广东支部）。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弦庐、袁振英、李季连同米诺尔、别斯林等共九人。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广州党组织活动。对此，我认为广州党组织成立应从1920年底算起。有论者引用谭植棠回忆称广州党组织成立于1921年3月，其实不确，谭植棠指的是广东党支部的成立时间，而不是指广州党组织成立的时间。

　　陈独秀还指导广州青年团的成立。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赴会者3000余人。全省团员500多人，是全国团员最多的地方。当时，有许多党员在团中工作，党团没有分开。实际上，党的工作是通过团的合法组织形式来开展。谭平山在团成立大会上致答词，称：“至本团已经成立的，有青年周刊、青年剧社、劳动通讯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讲演队、巡回影画等。”③ 1923年6月，广州又成立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创办《新学生》半月刊。新学生社组织后来遍及全省，成为广东党、团组织的得力助手。

　　(七)指导党的一大召开，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

　　为了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等地的工作。1921年3月，他草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关于党组织，李汉俊与陈发生了争执。李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接任。

　　旅法党小组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下成立的。张国焘回忆，陈独秀认为，海外建立党组织“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并与蔡和森通信，请蔡在德、法等国建立党组织。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0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崧年）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张申府1977年回忆：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绍刘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在广州）报告①。该书还提到，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同张申府接上党组织关系。1921年4月，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也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张申府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时在广州）②。此外，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在日本建立党小组，发展了彭湃等入党。

　　到了1921年4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党小组先后建立。张国焘回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③为开好大会，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写了一封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1.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党的组织原则；3.党的纪律；4.群众工作。

　　根据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出席一大，因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

　　是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3号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希望新的共产党不要腐败，做出证据来取信于民。建党伊始，陈独秀就殷殷寄语，可谓意味深长。同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北京、武汉、广州分部相继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书记职务。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拉开了帷幕。

　　(八)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大和团代表大会，推动群众运动发展。

　　为推动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发展，1922年5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向这两次大会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两次大会都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为大会指明方向，这是两个大会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5月1日，陈独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进行斗争。

　　5月5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指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活动精神，”“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的。我们不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两次大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高涨。此时，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④

　　（九）赴惠州劝解陈炯明，避免与孙分裂。

　　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惠州劝解陈炯明。原来，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尖锐。孙中山主张北伐，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并拒绝出任北伐军的最高指挥。1922年初，孙中山解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职务，他的一位重要助手被暗杀。局势骤然紧张。陈炯明回到惠州西湖一个祠堂居住。为劝两人和解，陈独秀在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闭会之后，到惠州与陈炯明晤谈。会谈内容，未见文字记载。有各种说法，难以查考。但在孙、陈分裂前，陈独秀去做陈炯明的工作，希望陈炯明返穗，与孙中山和解，是可能的，是合符情理的事情。查当时的报刊，都报道广州的民众不愿看到孙、陈分裂。他们两人都是国民革命举足轻重的人物，合则两利，分则两败俱伤。

　　（十）主持召开党的三大，实现国共合作

　　为了就近与国民党讨论合作问题，陈独秀于1923年3月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也随之迁驻广州。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筹备召开中共三大，一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6月初，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

　　6月10日~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1号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

　　陈独秀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并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陈独秀还提出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指出：中国社会的现状，应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通过此议决”；“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大会另一成果是选举了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解决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从此，“党内合作”——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同国民党合作的构想，变为现实并揭开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序幕。对中共“三大”会议成果，马林是这样评价的：“能否改组国民党，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作出这个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会上通过的策略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只有象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①

　　三、陈独秀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对创建中共的贡献

　　（一）创立广州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组成部分。

　　陈独秀在广州指导和创建的党组织， 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组成部分。

　　广州党组织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党组织的建立，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诞生，正如毛泽东后来评价的那样：“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自此，广州（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民坚持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经艰难曲折、前赴后继，直至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党组织也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从最初的9个成员发展到1949年9月广东解放前夕3万多人。锻炼、培养、成长了一大批革命的领袖和中坚人物，可谓群星璀璨、业绩辉煌，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广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任仲夷对广东党组织曾评价有三个特点：“早”（成立时间早）、“大”（曾开展许多重大的革命斗争）、“长”（红旗长期不倒）。当然，这是全党努力的结果,而与陈独秀艰难创业、创建广东党组织不无联系。

　　（二）开创广州革命新局面，使广州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的地方。

　　广州各项革命活动的全面开展，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关注。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1922年5月20日一份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800名。”取得巨大组织成就。他在同一份报告上建议：“在中国，有一些正在探索前进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至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完全有必要设东方部的全权代表。”他认为，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又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①。当时，“称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区”。

　　马林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称：“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还谈到在广州、海丰等地出席了青年的集会，这些地方有学生会的组织，热心探讨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我建议我们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广州，至少在那公开地进行工作。”②共产国际远东局同年7月给马林转交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驻地迁往广州。”③共产国际青睐广州，可见广州地位之重要。据此，笔者认为，在创党活动中，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应在上海、北京之后，而不是一些书所写的那样排在末位。

　　（三）独立自主，开创中国革命的探索道路。

　　陈独秀所从事的中国革命是开创性的崭新事业。马恩列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虽然苏俄经验可借鉴，但中国革命道路具体怎么走？对于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并不长，具有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是初步的，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勇于挑起历史的重担，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不断深入理论研究，努力摸索中国的革命道路。从他在广州所发表的文章和讲演以及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都有自己一套独到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例如，他主张中国革命靠自己的力量来搞，独立自主。“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④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加入了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并接受经费援助。但陈独秀仍然当风独立，保持特立独行的秉性，绝不盲从，甚至多次与马林争论。陈独秀又是一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家，敢于承认错误。他在三大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还很容易激动”。这是党的领袖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开了自我批评的先河，对建设党内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如，在革命的动力问题上，陈独秀认为，要打倒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劳动阶级不能独立承担此任务，必须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的联合战线。他认识和阐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团结大多数。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他既在思想理论上批判无政府主义，划清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又提出两者应联合而不应分裂。他曾对黄凌霜说过，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天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这无疑是正确的。回头看，创党之初，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分离排挤，只会失去许多群众。事实上，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广东机器工会就跑到革命的对立面去了。过去，总是强调思想纯洁、组织纯洁，要“纯而又纯”，到头来，只能成为孤家寡人。《广州共产党报告》不承认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是“共产党”，只有自己组织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未免有失历史的偏颇。

　　在联合国民党问题上，陈独秀讲究策略，注意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他开始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他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带头加入国民党，做了许多工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几次重大的关键时刻，陈独秀都提议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保持共产党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主张由党内联合改为党外联合。却遭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打压，并派远东部部长魏金斯基来中国“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实际上，陈独秀提议共产党适时退出国民党，独立干革命，不失为挽救革命的一种斗争策略。诚然，陈独秀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后来革命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的时候，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而这不在本文论列的范围。

　　总之，笔者认为，陈独秀创党时期在广州的一些革命活动，包括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是极其宝贵的。其最可贵之处，就在于独立自主，开创中国革命的探索道路。

　　（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①见陈伯衡回忆（1964年4月16日）。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②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编纂委员会：《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第一辑，1994年，第138页。

　　①见谭天度回忆（1979年）。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55页。

　　②见陈公博《广州一年来的劳工运动》1922年5月1日。载《“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至40页。

　　①见郑佩刚回忆（1964年2月至5月）。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5页。

　　②见袁振英回忆（1964年2月至4月）。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页。

　　③见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1922年3月14日，载《“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①见张申府回忆（1977年、1978年），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册，第915页。

　　②见张申府回忆（1979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册，第920页。

　　③见张国焘回忆（1971年）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④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至420页。

　　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一卷，第94至95页。

　　②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二卷，第234、239页。

　　③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二卷，第321页。

　　④见包惠僧回忆（1979年5月）。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