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党组织是中国最早开展建党活动及最早成立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又是继上海后由陈独秀直接领导建立的地方党组织，同时还是在建党期间第一个声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地方党组织。

　　一、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积极开展建党活动，共同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1920年春，北京大学粤籍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离京南下。6月，陈独秀在上海向他们交代了建党的任务。7月，他们返抵广州后，立即着手进行有组织的建党活动。

　　同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并于该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陈独秀函约谭平山在广州建党。谭平山经调查分析后，认为当时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还不成熟，决定推迟建党，并决定首先建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其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建党的组织基础。

　　广州建团时只有十余人，成员全是各校的教师和学生。同年11月，该团与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互助团合并，共有团员百余人，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立了干事局作为领导机构，还在永汉北路19号二楼设立通讯处。该团制订的章程中明确建团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采用直接行动的方法，以达改造社会的目的。”①但由于当时该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占了大多数，他们不赞成这一宗旨，致使该组织成员各行其是。“在这种状态下，团体纪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②

　　与此同时，1920年夏秋之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遣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组建“革命局”，建立了俄罗斯通讯社（简称罗斯托，即塔斯社的前身）分社。陪同他们来穗的是北大粤籍学生黄凌霜，并由他将俄国人引荐给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晤面后，共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及宣传社会主义。在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他们在永汉北路光光眼镜店二楼成立了“广东共产党”，成员除两名俄国共产主义者外，其余七人均是无政府主义者，即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黄鹃声、梁一余和梁雨川。

　　“广东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鼓吹社会革命，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并创办了《劳动者》周刊。该刊物用浅白的文字宣传劳工神圣，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压迫，主张：“根本的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翻，实行共产主义去！”①

　　在此前的1920年8月15日，上海早期党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郑佩刚创办了《劳动界》。10月3日，梁冰弦（广东南海人，此时刚从上海回到广州）、刘石心等人在广州创办了《劳动者》。11月12日，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参与北京早期党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劳动界》、《劳动者》及《劳动音》同为向工人阶级宣传革命道理的兄弟刊物。这三个刊物都受到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都能用通俗的语言及深入浅出的道理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及先进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功能和宣传鼓动作用。

　　《劳动者》由苏俄提供经费出版，创办后共出版了八号，前五号由广州第七甫的《天民报》总经销，后三号改由《广东群报》总经销。1921年的1月2日出版第八号后停刊。

　　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鼓吹社会革命，但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反对以组织纪律来约束个人行为。当时，谭平山等人认为“广东共产党”是个无政府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指导思想和建党宗旨不一样，靠无政府主义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因而无法同他们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并决定用马克思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共产党。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开上海，途经香港后，于25日抵达广州。在广州，陈独秀多次与谭平山等人商议，并分析了全国建党建团的现状，认为只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肩负起历史重任，并决心首先在广州实现这一主张。

　　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建党时认为，必须用革命理论武装先进分子，并致函陈独秀征求意见。不久，他们接到陈独秀同意办报刊的复信。于是他们用自己的薪金及变卖的衣物筹措了经费，于1920年10月20日创办了《广东群报》。

　　创刊号发表的《筹办群报缘起》一文，指明创办“群报的目的，就是改造社会”。“群报对于社会，就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那个责任。”创刊号上发表了蔡元培、陈独秀、谭平山（署名谭鸣谦）、谭植棠、陈公博和谭天度（署名谭夏声）的文章，还发表了胡适的诗。《群报》在创办初期因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刊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还连载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陈独秀抵达广州听取谭平山等人的汇报后，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群报》的版面随之发生重大改变。首先，增加对苏俄及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报道；其次，加大气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再次，全方位报道建党活动；又次，积极支持工人运动；此外，《群报》还就教育、社会风气、妇女问题、改造报业等问题发表议论，并利用小说、诗歌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

　　由于《广东群报》关心工人利益，并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广州工人曾赠报社“振我柔魂” 、“振发劳工”的题词。

　　1921年春广东党组织正式成立后，《广东群报》成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也是中共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份机关报。《广东群报》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活动中成为党的喉舌，不愧是南中国的一朵奇葩。1921年春《新青年》撰文介绍《广东群报》，称它“是中国南部文化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正是这一线曙光，为南中国大地带来了黎明，为有为青年指明了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舞台。

　　1922年夏，陈炯明发动政变，《广东群报》被迫停刊。

　　1921年2上旬，《新青年》自第八卷第六期起迁来广州出版。2月13日，广东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的《劳动者》周刊也积极开展宣传，特别该刊在二、四、五、六号上全文连载了列悲翻译的《劳动歌》，这就是我们今天仍高唱的《国际歌》，它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国际歌》歌词。《国际歌》最早出现在广东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建党活动的产物。

　　这一期间，各类报刊大量发表宣传新思潮的文章，仅陈独秀第一次来粤9个月中发表的文章就达40余篇。一时间，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主义成为广东宣传的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了党的肌体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占据了优势。因此，“广东共产党”与上海、北京等早期党组织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并不为奇，即使象李大钊、毛泽东等先进分子，那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糊认识。如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就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相进化论，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认为克鲁泡特金一派的主张较之马克思主义“意义更广，更深远”。然而，马克思主义终究不能与无政府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当革命运动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时，两者就变得水火不相容了。《劳动者》之所以在开办后三个月就停刊，除了失去经济来源外，最主要还是由这种分歧造成的。

　　陈独秀来到广东后，认为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就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而后才能使党成为领导革命运动的核心。

　　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剖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的自由，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行不通的。紧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于1月22日致书陈独秀，反驳陈独秀的观点，25日《群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在《群报》上展开了。

　　在这场论战中，《群报》共发表双方来往信件6篇，着重就革命道路、阶级斗争、国家制度、生产和分配、党内组织原则和纪律等问题展开了辩论。《群报》还发表了李达（署名江春）的《社会革命之商榷》、包惠僧的《讨论社会主义并批判无政府党》、《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等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观点。

　　3月间，陈独秀、维经斯基两次相邀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无政府主义者讨论工人运动情况及今后合作问题。梁冰弦认为：“大家都是从事推翻资本家的革命，我们现在就可以合作去做此项工作，待成功后再各走各的路。”陈独秀坚持认为：“既然目的不同，手段不同，就不能合作。”①刘石心回忆说：“陈独秀来组织广东共产党时，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我们没有加入共产党，各走各的路。”②

　　通过这场论战，许多先进份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明确了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最终目标，由此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首次整风，它在思想和组织上纯洁了党的肌体，为党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担铸造了坚强的体魄，也为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奠基礼。

　　四、通过一系列的建党活动，在中国首次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组织

　　广东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除注重理论宣传外，还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党的干部，为党组织的正式建立做好组织准备。

　　自1921年春开始，在陈独秀、谭平山领导下，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又称“机器工人夜校”）、注音字母教导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语学校、爱群通讯社等。他们通过上述机构和方式来宣传和教育先进分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建立在市中心高地街素波巷的一间学校内，陈公博任所长，甲乙级主任分别由谭植棠、余海湛及胡琼担任，谭平山、谭植棠、余海湛、谭天度等为教员。所授课程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国文、社会科学、逻辑学、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等。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两级各有学生五六十人。养成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许多成为广东党团组织的骨干。

　　在广州河南工业区成立了机器工人补习学校，谭平山任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分任甲乙两个班的班主任，谭天度代谭平山具体负责该校工作。该“学校由我们的同志直接领导”，“借助于该校七个校委委员的帮助，我们宣传了我们的主义”③。学校的课程包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劳大决议等。夜校举行开学典礼时，陈独秀还专门去祝贺。

　　注音字母教导团也在素波巷，由陈独秀指定张毅汉负责，学员有一百多人，多数为中小学教师。开办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有八十余人，成员几乎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陈独秀、谭平山等人都曾到各校、班授课。刘尔崧则重点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改造旧工会的工作。

　　通过上述建党活动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的积极筹备，1921年3月，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组织终于诞生了，即“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①亦称“广州共产党”。②当时的成员除陈独秀外，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③④

　　1921年6月，广东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出席中共一大事宜。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刘尔崧、谭天度7人。⑤⑥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并指派陈公博、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还要求包惠僧会后返回武汉工作。

　　广东党组织的正式成立，使粤海破晓，并使党的各项组织工作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道路。至1922年6月止，全国共有党员195人，其中广东就占了32人，是全国第二大党组织。⑦葛萨廖夫曾这样评价：“也许可以说，广州小组的成立，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页第一行。”⑧

　　五、广东党组织的建立，为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广州团组织先于党组织成立，但其成员中信奉的“主义”五花八门，难以形成战斗力。1921年初，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后，明确提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加入共产党，才能留在共产党内。同年3月，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团”以反对“集权主义”为由，不愿接受统一纪律的约束，决定退团。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者也相继离青年团而去。至四五月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自行宣布解散”。

　　这次解散，从形式上看，是建团的一次挫折，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必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党才有战斗力；再次，在斗争中要不断纯洁组织，才能取得新的发展；又次，团组织虽然解散了，但却保存了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为日后党团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一大后，党中央决定各地都要成立或发展团组织，吸收进步团员入党，还决定由上海团组织代理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的建团工作。此时，青年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张太雷也奉命由莫斯科回国参加建立统一的团组织工作。1921年冬，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全国许多地方同时展开。

　　1921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提出重建团组织时要求“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谭平山受上海总团委托，以此原则动手在广州组织分团。谭平山等人吸取了初创青年团时的教训，决定重建团组织时要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注重思想建设，并在具体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当时广东共有党员二十余人，他们全都参加了建团活动并担任了团组织的负责人。

　　1922年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在广州创刊。谭平山、杨匏安、阮啸仙等人是主要组织者和撰稿人。杨匏安在创刊宣言中指出：“‘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先行的旗帜”。“我们最膺服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东园召开成立大会暨马克思诞辰纪念会，与会者有团员、互助总社社员及来宾等3000余人，大会向与会者赠送了马克思纪念章和马克思学说的小册子。谭平山在大会上指出:“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本团的组织，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希望“对马氏学说有兴趣的人，或研究有素的人，都加入本团，来指导本团”⑨。

　　新成立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下设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军人运动、政治宣传、社会教育7个委员会和文书、宣传、劳动组织、财政、总务、地方分团6个部，并派人到佛山、肇庆、梧州、南宁、汕头、琼州（海南）等地建立了分团，团员人数有500人，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是当时全国团员最多的地区。在团一大前，全国共有地方团组织17个，广东就占了6个。

　　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向第三国际汇报时说：“在一些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有威信和很大影响的。”“在广州，青年团的影响特别大，在那里，青年团是合法的，有几百名团员。”“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800名。”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一份报告中也说：“特别是在南方，青年组织发展得很好；如果他们把这些地方团体合并起来，就有可能建成一个很有影响的青年组织。”②

　　团中央在团一大期间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由于一部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所发起。他们得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所以恢复的时候，就主张确定主义使分子不至于复杂。于是他们就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过表面上却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③可以说，注重思想建设是重建团组织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的主要经验。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州团组织在重建过程中由于有党的领导和关心，注重思想建设，因而其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工作取得瞩目成绩。

　　六、广东的建党活动推动了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健康发展

　　五四运动中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一批青年先进份子开始自觉加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成为工人运动的先锋队。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形成了互为犄角的两大势力，并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得以共同发展，互相促进，同时还促进了一大批有为青年茁壮成长，为党团组织不断提供大批新生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更加重视工人和青年这两大社会力量。根据党中央决定，同年8月11日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宣言。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当时到会代表173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的34万有组织的工人。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5000余名团员；除与会代表外，共有1500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广东党组织的全体成员列席了这两次大会。当时共产党员的数量与工会会员及青年团员相比是很少的，但是党却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和青年团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高潮，党通过这两大组织的名义公开活动，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22年正月十五日（公历2月11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举行了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三周年纪念大会，由全体党员出席演讲，散发纪念册。该大会在广州是以筹建中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互助社、马克思经济学会等一批青年团体的名义在广州东园举行的，与会者超过万人，并有许多工人参加。“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者2000余人。” ④林祖涵（林伯渠）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团员在大会上宣传青年团的宗旨和目的，宣传社会主义，号召青年参加青年团，并告知报名手续和地点。会后，青年学生和工人举行了游行，还沿途散发《李卜克内西纪念日敬告青年》的传单。这次大会声援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密切了青年与工人的关系，扩大了青年团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中共广东支部的全体成员积极领导了这次活动，并带头联络先进份子，积极串连发动，促进了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广东建团工作。

　　1923年6月17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成立，该社社员分布在全省各市县，共建立了十多个分社，社员2000余人。同年7月1日，新学生社机关刊物《新学生》半月刊创刊，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在青年中的影响。

　　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一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团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团的组织也迅速得到发展。团的发展为党组织输送了大批合格后备力量，为党团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干部基础。

　　七、广东党组织的建立为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建党过程中，中国有三大策源地：这就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策源地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沿。

　　在建党过程中，“广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都是广东建党活动的产物，他们在建党过程中动员了广大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宣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广东建党后，又成功开展了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兵运、宣传、教育、统战及民族解放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开创性活动。广东成功建党，使之成为继上海、北京后的中国革命三大中心之一，并为各地建党树立了典范，同时也为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广东省政协原副巡视员）

　　①《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载《劳动者》第二号，1920年10月10日出版。

　　①《访问谭祖荫先生》，1983年6月8日。摘自《广州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5页。

　　②《刘石心的回忆》，1981年。摘自《“一大”前后（三）》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

　　③《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7月。摘自《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①《谭植棠自传》，1951年。

　　②陈公博：《我与共产党》。

　　③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1979年，《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④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1964年2月至4月采访记录。原件存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⑤包惠僧：《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1961年1月29日。原件存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⑥谭天度多次回忆。

　　⑦1922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⑧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⑨《谭平山答词》，1922年3月22日《青年周刊》第四号。

　　①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

　　②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③《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出版。

　　④《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