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也是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它的建立并对公众开放，开创了中国宾馆服务业的多项第一，并不断冲击着当时国人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窗口，也增强了群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30年前，对于国门初开的中国来说，中外合作高级宾馆的出现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新事物，从立项、选址、设计、施工，到开业后秉持的服务理念，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发生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

　　一马当先  择沙面起宏图

　　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从建酒店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纷纷来到这块封闭多时的大陆，但当时高级酒店寥寥无几，设备更是老掉了牙，很难适应涉外宾客和港澳客人的要求。住宿难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为此，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专门做出指示，要求利用外资在全国的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后来进一步明确为“四大城市八大饭店”。“借助外资建设酒店”，这一想法随即遭遇体制、思维上的阻力。更有甚者上纲上线地宣称：“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简直就是卖国主义！”

　　流言蜚语隔不断爱国华侨华人报效祖国、报效桑梓的夙愿，更挡不住滚滚向前的改革开放大潮。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夏天，国务院就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引进外资建设高级酒店。不久，霍英东、李嘉诚、利铭泽等一批香港工商界巨子应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的邀请赴京访问。廖承志希望这些香港大亨能为中国旅游部门的一个计划慷慨解囊——在中国几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建立八家大的中外合资酒店。

　　北京之行，让被称为“红色大亨”的霍英东看清中国政府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套套，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也坚定了他为国效力的，为改革开放和对外合作做出示范的信心。霍英东对中国旅游部门提出的八大合资酒店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认为中国要真正成功地引进外资，当务之急就是要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按国际惯例解决宾馆不足、水准太低，又是首要问题。所以，1979年初，霍英东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把第一家大型合资涉外酒店建在广州。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抵达香港，主要任务是与霍英东、彭国珍合组的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商谈有关合资兴建酒店的事宜。在香港，谈判进行了十多天。由于刚刚开放，许多事情双方还未能沟通了解，诸如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种种细节尚未达成共识。但双方为了表示合作诚意与决心，1979年1月23日，霍英东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了《白天鹅投资与兴建旅馆计划意向草案》，4月5日，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正式批准该项目。酒店最初定名为“白鹅潭宾馆”，后改名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资5000万港元，彭国珍投资1250万港元（1983年彭国珍病逝，霍英东把他的股份买了下来），广东省旅游局投了400万元人民币，另外由白天鹅宾馆向中国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

　　万事开头难，在社会艰难转型的开始阶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相互博弈，许多人对改革开放存有抵制情绪，往往导致争论连连，极易导致政治风舵转向。霍英东对此也有所顾忌，由此还引发了一件“看裸画，辨政策风标”的小趣事。据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艺术家袁运生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三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说明政策没变，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有此顾虑在所难免，毕竟白天鹅宾馆是外资改革开放后在大陆搞的第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当时在内地兴建现代化的高级宾馆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投资者来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沉重的压力，因为那时大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不太清楚，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旅游开放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那时物资短缺，一些宾馆洗脸盆塞子也没有，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玻璃破了，便找块木板封住。大宾馆消耗大，物资能否供应？服务工作上能否打破“大锅饭”，转变服务观念？广大群众如何看待投资者，是互利还是剥削?诸如此类困难不少，矛盾很多。

　　面对重重困难，霍英东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迎难而上，因为通过敏锐的观察力，他坚信内地搞改革开放决不会是一阵风，而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他还一直认定投资内地、报效国家、造福乡梓是没错的，特别是当他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的旅游宾馆，对增强人们的信心，激励奋进精神，加速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都有莫大意义。所以霍英东毅然开始了白天鹅宾馆的筹建工作。

　　宾馆选址，也有“大学问”。因为宾馆四周环境十分重要，如果选址不当，影响日后长远发展，难以补救。由于当时内地情况特殊，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不足，加上考虑住客购物方面，酒店一般都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但霍英东觉得，这不足以让客人领略到中国文化与广州风光。后来又看了现在花园酒店的店址，但是霍英东对这个地方也不满意。原因是当时花园酒店所在地是一片菜田，而国内的菜价又很贵，广播里天天在讲国内的蔬菜价格问题，霍英东考虑到菜农也不容易，如果把一大片菜田给填了会影响菜农的生计。

　　一个偶然的机会，霍英东坐车经过沙面，发现了一片“宝地”——白鹅潭滩涂地。“我认为在这里兴建宾馆最为理想”，霍英东眼前一亮，认为以填河的方法获得土地用来兴建宾馆最为妥当，即没有占用良田，也没有占用城市建设用地，又减少了拆迁的困难。该方案很快被接纳了。选择填河造地兴建宾馆也体现了霍英东凡事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来进行投资的一贯做法。

　　霍英东选择白鹅潭，有人说是借鉴了耸立在湄公河畔的世界著名的曼谷大酒店，但霍英东不以为然，他说：“白天鹅面临三江会合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湄公河更具雄壮气派。” 有人顾虑填河麻烦，他却认为多年的填海经验，一定有把握建设好。有人认为会破坏沙面风光，他决定拨款多填6000平方米土地，另捐资300万港元，建成“沙面公园”，供市民休闲，这不但不会影响原有景观，反而会使沙面变得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

　　敢为人先  “三自”方针获成功

　　白天鹅宾馆正式兴建时，真正的难题开始不断涌现，比如自己设计还是请外面设计?是自己施工还是请外面承包?宾馆由自己管理还是请外国人管理?对于这些重大问题，霍英东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提出并坚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和采购，自己经营管理”的“三自”方针，成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创举。

　　对于白天鹅宾馆的设计，霍英东首先召开了一个有中外多方参与的设计座谈会。在会上，霍英东觉察到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香港和外国建筑师对内地不甚了解。“譬如，内地设计要计算预防地震、餐厅与厨房的比例、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宾馆要自己组织车队等”。整个设计工作涉及到的行政部门有三十多个，所以霍英东认为要通盘考虑各个方面的要求，必须由一批熟识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比较合适。但是，内地建筑师也由于自我封闭，对世界先进设计风格缺乏认识。为了弥补内地建筑师对现代建筑认识不足的缺陷，霍英东邀请负责设计的两位设计师佘峻南、莫伯治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物，与香港的知名建筑师座谈，了解香港建筑设计工作的运作情况。加上两位建筑师本来功底很深，如今眼界一开，智慧一下子就充分发挥出来。

　　两位设计师从香港回广州后，带领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很快就把蓝图设计出来。霍英东看了设计稿，很满意，觉得它的风格富有民族特色，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泱泱气派。在建筑设计方面，白天鹅宾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它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的“外在美”；二是在大堂内首创的“故乡水”园林所展现的“内在美”。园林设在中庭大厅，主体是以刘海栗摩崖题刻的“故乡水”为中心，一束16米落差的人工瀑布沿峭壁飞流而泻入水池。回廊、敞厅、观景平台等，都环绕着它而安排，加上平桥、游鱼和地载花草的配合，造成了一个可供人们散步、游赏、休闲的场所，特别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来此，读着“故乡水”摩崖，怎能不留连忘返?白天鹅宾馆的建筑设计，后来广受人们赞许，设计过不少世界著名建筑物的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称赞说：“在江边建筑这样宏伟的大厦，实属世界罕见，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至于宾馆的施工，当然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但鉴于充斥内地基建行业中没完没了的“追加经费”和没日没月的“胡子工程”，霍英东提出要采取新办法，所谓新办法就是要按照国际惯例和通行的方式，与内地有名有实的经济实体(而不是依照大陆几十年的老套子，组建临时的工程领导小组)签订一揽子的投资“总承包”合同。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而霍英东是较早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中的香港商人。

　　宾馆设备与物资的采购更是一项庞杂繁琐的事情，无论是宾馆施工期间还是营业后，物品采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原来一间酒店要要采购的东西不下10万种，大的如空调、电梯，小的如专用信纸、信封、杯、碟等，需要的品种多，数量少，而且内地大厂供应不易，要向世界各地采购。从一开始霍英东就主张由内地人员自行负责采购工作，他设法从旁协助，结果负责采购的同志不辱使命，做得很不错，从而也为内地培养了一批采购人才。

　　在经营管理方面，当时中国对管理国际豪华酒店的经验几乎为零。白天鹅宾馆的管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国外和香港的通用做法把宾馆委托外国管理集团负责组织客源和管理，但一定要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识，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包括与政府打交道，都未必如本地人得心应手。并且大批雇用外来职工，其待遇与本地人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之间的矛盾。二是完全由没有干过宾馆行业的国内人士自行管理，这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整个宾馆包括总经理在内的两千多名员工，没有一个干过酒店行业，都是边干边学。霍英东断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炎黄子孙有无限丰富的智慧与才能，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是可行的。”

　　白天鹅如何管理?霍英东提出总的要求是一切安排务求使客人达到“宾至如归”的感觉。海外酒店，楼层不设服务台，内地则每层设服务台，而不设总服务台。他按中国习惯，每层仍设服务台，又设总服务台，他认为每层楼有服务员照顾客人很有好处。当然28层楼，层层设服务台，多用了一批人，增加了成本，在海外是难以负担的，但内地人员工资低，可以承受。希尔顿酒店的专家来看了，也认为这个设想很好。

　　事实证明白天鹅宾馆“三自”决策大胆尝试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实践以来，宾馆设计得到了国家设计金质奖、技术进步奖；施工得到国家鲁班奖；管理中则把国际先进酒店的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并酌情变通，走出了一条融中西管理模式于一炉的现代酒店管理之路。白天鹅宾馆还得到了国际酒店业的高度评价，“世界一流酒店”组织名誉主席沃特·施奈德说:“我一进入大堂，立刻被吸引住了!对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酒店。如此壮观、高雅，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惊讶!” 1985年7月，白天鹅宾馆以其完善的服务和可观的效益正式被国际旅游组织通过成为我国第一家世界超一流酒店。1990年2月，被国家旅游总局评定为国内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霍英东为此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中国人能够办好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钱请外国人?我的经历说明，外国人能办的，中国人同样能办到，甚至比外国人办得更好。”

　　力排众议  四门大开迎来宾

　　白天鹅宾馆是大陆第一家对市民开放的高级宾馆。如今四门大开，喜迎八方宾客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酒店经营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白天鹅宾馆四门大开做生意却经历了不小的波折。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即使要住进普通的宾馆，都要有单位的介绍信，离开的时候，也要宾馆给注销证明。高级宾馆，对出入客人更有着严格的限制，一般老百姓，往往因“衣冠不整”被拒之门外“白天鹅”开业之初，霍英东就极力主张向市民百姓全方位开放，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的一致反对，认为这个“门”决不能开：一是国内没有让群众进涉外宾馆参观的先例；二是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容易出乱子；三是损坏了物资谁负责？别的不说，单说这地毯一平方英尺（脚掌这么大的面积）就值十港币，经得几踩？霍英东则执意坚持：“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就这样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白天鹅宾馆开放第一天，广州市民怀着好奇的心理，如潮水般涌入，扶老携幼地前来观光。大堂里人头涌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二楼“西宾厅”会见群众。那天宾馆的地毯被踩坏了，马桶盖也被弄烂了，洗手间里一天用掉了400卷厕纸，这恐怕也创造了世界酒店史上一个记录，霍英东对友人也曾惊讶地开玩笑说：“怎么整个广州的人都来用我们的洗手间了？”当时媒体业曾不无调侃地报道：“白天鹅开放第一天，挤掉的鞋子就捡了一箩筐。”

　　因为“不设防”，还发生了一个轰动不小的笑话。白天鹅宾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参观后，一些附近的民工就跑到宾馆的江畔游泳池旁边，看外国女旅客穿着三点式游泳，一些管理人员觉得“有伤风化”，就提出，能不能加个门。霍英东却很幽默地说，“他们没见过，见多了就见怪不怪了，你们多开几天，自然就没人看了！”一个很小的细节，凸显了白天鹅宾馆领一时风气之先。

　　后来在解释为什么要坚持“四门大开”时，霍英东说:“你说改革开放好，讲什么道理也没有亲眼看有说服力。开放是什么样，一看就知。”“就是从经济的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开放的结果也证明这个决定有多么正确，四门大开，使群众得以走进高级涉外宾馆，看到了许多的新鲜的事物，体验到许多高质量的服务，也增强了广大人民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前途的信心。修建的五星级宾馆让人们自由进出，这些市场经济的新鲜事物对我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次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深刻教诲和启发。

　　精益求精   追求五星级的服务

　　霍英东曾说过：“五星级的设施容易达到，多一些投资就是了；五星级的服务却要难得多。” 当时国内的酒店是按照招待所的方式来建的，全是国营的“大爷”，服务员在宾馆工作则是“上班，拿政府的工资”，对顾客的服务态度非常不好。做酒店是最怕留不住客人，行话就是怕“没有回来客”，所以这种服务态度绝对是建设国际一流酒店的大忌。为了让白天鹅的服务员摆脱以前的服务心态和态度，明白什么是国际级的服务，霍英东自己掏钱带大家去香港、澳门考察，住最好的丽晶酒店，吃最好的餐厅。在日常的运营过程中，白天鹅宾馆注重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中培养员工的服务意识。当时宾馆要求应该把顾客看成是“上帝”，“真挚、热情、亲切”是必须要做到的；还规定服务台总机的服务员在电话铃声响起后不能超过三声就接电话，接电话的时候要说“您好”、“春节好”。这句话后来还成为全国各个行业争相效仿的礼貌用语。

　　白天鹅宾馆除了在服务态度上是行业内外学习的榜样以外，当时还有几项服务工作是开创了国内酒店业先河的。一是高度重视酒店卫生环境的管理，尤其是对洗手间的管理。因为一个酒店服务好不好，完全可以从它的洗手间的卫生状况中反映出来的。如果顾客发现酒店的洗手间有异味，这个酒店外表再豪华，它的服务质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种格外重视卫生的风气很快也被国内其它酒店借鉴采纳，成为一种风气。二是率先使用电脑进行财务核算。白天鹅宾馆在开业那天就使用上了电脑，这些电脑都是霍英东从新加坡进口来的，电脑的使用大大便利了酒店的财务核算工作。这种硬件配套在20世纪80年代初不能不说是超前的，因为当时能用上电脑的企业少之又少，酒店里是第一家。三是允许顾客使用信用卡付账。当时国外的客人一般都不喜欢带现金，但是当时国内的酒店没有一家可以用信用卡付费。原因是不知道信用卡怎么用，也都不敢冒风险。但是白天鹅宾馆在开业的时候就可以允许客人用５种不同的卡来付账了。这在方便顾客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酒店的档次，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此举也推动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引起其他酒店纷纷追随。

　　“白天鹅”始终按世界一流酒店来要求自己。通过广大员工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精益求精的提高服务质量，无论是国外的贵宾还是广州市的街坊百姓来到了白天鹅宾馆，他们对白天鹅宾馆服务的评价都是相当的高，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享受到其他宾馆没有的真挚贴心的服务。宾馆营业以来，共接待了40多个国家的现任或前任元首和政府首脑，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总统布什、尼克松、德国总理科尔及卡斯特罗、基辛格、西哈努克、李光耀等。他们的来访使白天鹅宾馆蓬荜生辉，为密切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聊尽绵薄之力。而“白天鹅”格调高雅的一流服务也获得了贵宾们的一致赞赏，给他们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记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在白天鹅宾馆留言:“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与白天鹅宾馆相比。其精美的菜式、优质的服务和超水准的诚挚接待。使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白天鹅宾馆的特色是优雅、舒适。”

　　锐意改革    开风气之先

　　白天鹅宾馆的建设目标是全方位“开放型”的高级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特色。而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又谈何容易，特别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谁都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充满荆棘的改革之路上，以霍英东为首的“白天鹅人”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

　　而改革必然影响社会，往往会牵涉到固有思想观念和习惯的改变，故而总是引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震荡、非议和争论。有些人参观白天鹅时哭了，说走回头路；酒店的服务员穿尼龙丝袜、迎宾员穿一件旗袍就说是复辟“封资修”；日本餐厅开业后，迎送员穿件和服，有的老同志就写信说“我们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你们又把这些带进来了，你们…… ”以致当时有个流行的看法，即霍英东带头建高级宾馆，是公然搞资产阶级“腐化堕落”那一套。

　　“白天鹅”的改革对旧有的僵化体制也是一种正面的挑战。在部分员工中大胆试行合同制，用人制度的改革、承包制、打破“大锅饭”，对工资奖金、商品市场试行改革，这些举动一直在不自觉地推动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其中大胆放开物价，更被一些人指为“直挑计划经济的‘死穴’”。

　　“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放开物价”霍英东如是说。这一放不要紧，却造成了强大的社会震动，足足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促进了市场需求，调动了生产积极性。“白天鹅”放开物价是从云吞面开始的，并由此引发了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当时街头的云吞面是5毛钱一碗，白天鹅标价4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市面上4角8分一瓶的啤酒，宾馆内卖到两元以上，差四五倍。面包也是如此，咖啡更是贵的让人瞠目结舌。完全放开物价，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那还得了，宾馆主管都不敢同意，但霍英东却认为，来宾馆吃东西的人，不光吃到了食物，也享受了优美的环境、上乘的服务，这些都要成本的，不把建筑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计算在售价成本中，白天鹅就无法经营。

　　“白天鹅”的这些敢为人先、勇于突破的改革创新举措，最终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系列首创的具体改革措施，不仅改变了宾馆内部的管理制度，创下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五项“第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兴建宾馆不但引进外来资金，而且在技术方面，学习了十万个品种的设备的使用、管理、维修制造等学问。在建筑施工方面，吸取了世界建筑装修设计的新知识。在经营管理方面，让合营企业得到较大权力，采取灵活措施，有效地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白天鹅宾馆率先放开物价的“叛逆之举”，更是促进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经营方式不断改良，树立起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的概念；贸工农体制逐渐形成，人的积极性得以更大的发挥，大量年轻人就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精神面貌改变；人们经营管理、科技知识和服务水平都有所提高。” 从这点上来讲，“白天鹅”对体制、观念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那些有形的贡献。白天鹅宾馆，也由中国第一个五星级酒店、一个地理坐标，顺势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

　　邓小平说：“‘白天鹅’好！”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给予白天鹅特别的关注，曾三次莅临“白天鹅”。第一次是1984年1月31日，邓小平、杨尚昆、王震一行31人来参观考察，他们上到28楼中国宾馆业引进的第一间“总统套房”俯瞰浩荡珠江景色，邓小平十分高兴地称赞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宾馆）还要好！”很简短的一句话，和“不走回头路”一样，振聋发聩，有强烈的感染力，也显露出对第一家引进外资合作酒店的充分肯定。到大堂后，邓小平伫足观景台，对清心悦目的“故乡水”瀑布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到“丝绸之路”高级西餐厅——扒房进餐。服务员问老人家喝什么酒?茅台酒?小平同志说，威士忌，到这里就是喝洋酒。这里的法式面包很合邓小平的胃口，不禁想起当年在法国留学时的情景……他连声夸赞这里的酒菜做得“很好！”

　　第二次是1985年的2月19日，邓小平和一些在广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在白天鹅宾馆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宴会。第三次是1985年2月23日，大年初四，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白天鹅宾馆副董事长的霍英东，携同长子霍震霆夫妇，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并与邓小平一行在“丝绸之路”西餐厅共进晚餐。席间，邓小平还多次提到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问题。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宣布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

　　“白天鹅”的诞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体现，没有改革开放，“白天鹅”不可能破茧而出，更不可能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现代酒店的楷模。“白天鹅”的辉煌，展示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白天鹅人”敢为人先，锐意改革的伟大精神，更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正确性！“白天鹅”犹如一扇窗口，放外面的世界给中国人看，也放中国的模样给外国人看；又如一座桥梁，为中外经济合作，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更像一个音符，奏出了改革开放这部交响曲中的一个强音。由此有人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这个评价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