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初，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当时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其参加”的原则发起召开的，并得到了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无政府党所属的工会组织的积极响应。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和多方协调，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和宣言，提出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总通讯机关，初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会发展史上的领导地位。

　　一、召开一次劳大的历史背景

　　在旧中国，工会是一种劳动团体，是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组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为工会由分散走向统一的标志事件，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中国新式工会或由传统行帮转化而来，或依政党力量建立，还有一些在工人罢工中自发形成，其产生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机器、航海、铁道等新兴产业中开始出现以工人为主的团体。而由于广州和香港地处中国南部沿海区域，最早受近代工业化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成为新式工会的发源地。据清华大学教授陈达调查，“香港和广州的工会运动是新式工会的先驱者。广州有打包工业联合会，据说在前清咸丰年间（1851——1861）已经成立。”①1906年，广州还成立了邮员俱乐部，组织邮员开展休闲娱乐活动。此时工会处于萌芽状态，其力量显得比较薄弱，各自存在的时间也不长。

　　辛亥革命前后，各类劳动团体纷纷涌现，形成了建立工会的热潮。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就派人到香港、广州机器工人中倡建劳动团体，先后成立“香港中国研机书塾”、“广东机器研究公会”，以“研究机器事业”的名义开展调解劳资争议、介绍会员工作、救灾助赈等项工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命革命党人邝石、赵植芝等在日本横滨组织“侨海联义社”，专以团结各地华侨及华籍海员参与革命为宗旨，有会员约500人。又派联义社会员陈炳生在“满提高”号轮船上成立“香港中华海员公益社”，救助落难工友。该社起初参加者不多，后经陈氏大力推动，会员增加到170多人，并用“中华海员慈善会”的名称在港府成功注册。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指派茶居业工友黎端将茶居业43个行会改组为工会，并经广东警察局核准立案。当时，广州茶居业从业者颇众，盛时竟有1万多人，而此业大多只有伙计没有雇主，因此改组较为顺利。与广州和香港比较，其他城市工会起步较为艰难，像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上海缫丝女工同仁会、汉口租界车夫同益会及汉阳兵工厂工业同盟会等，都是工人在罢工中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一开始就遭到军政当局的强力弹压。而像由天津法租界工人组织的“工团事务所”领导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政治同盟罢工取得胜利的事例极为罕见。1912年1月，朱志尧、徐企文等人参照英国工党组织模式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在成立大会上，众推朱志尧为正长，徐企文、锺衡臧为副长，并发表宣言，明确“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人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五项宗旨。11月初，工党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声称工党组织已扩展到16个省，“党员之发达几达40万人”②。翌年，徐企文发起反袁起义，率众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遭袁政府镇压，徐当场被捕，后将其押解到北京杀害，工党组织被强令解散。在此期间，还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华鸿图的中华农工联合会等在工人中鼓吹各自的主张，推动工人罢工活动，但其组织的工人团体不多，且大都昙花一现不了了之。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各地工会组织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共产党人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帮助工人建立了一批产业工会组织。上海是工会运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五四期间出现了一批工界联合组织，像中华工会、中华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电器工界协会等，多以“中华”、“中国”相称，实则均为地方团体，因此常被后人称为“招牌工会”。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旧式行帮与新式工会的混合体，虽在宣传爱国主义、解决职工经济困难、开展职工教育等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但还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城市成立了地方共产党组织，积极筹建“真的工人团体”。1920年10月3日，上海地方共产党组织召开机器工会筹备会议，李中为临时主席，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出席会议，决定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式行帮的工会。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此为上海小组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接着，又建立了印刷工会和纺织工会。此后，广东小组建立了广州理发工会和广东土木建筑工会，北京小组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山东小组建立了津浦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工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组建工会问题有明确的要求。一大通过的《决议》开宗明义：“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以便尽快进行改组工作”，“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才能成立工会，同时，至少要派我党的两名党员到该会去工作。”①随后，党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并“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②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书记部最初由张国焘任主任，李启汉、许白昊、包惠僧、李震瀛等任干事，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处设立分部，由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烬美分别担任分部主任。书记部成立后，共产党人在各地铁路、矿山、机器、烟草及一些传统行业的工人中，积极开展改造旧式行会组织与组建新式产业工会的工作，取得不小成绩。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罢工迭起，先后就有天津租界洗衣工罢工、广州制烟工人罢工、南京缎业工人罢工、广州油业工人罢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上海三新纱厂工人罢工、上海法租界工人罢工、广州土木建筑工人罢工、安徽造币厂工人罢工、广州革履业工人罢工、京绥铁路机修工人罢工、陇海路洛阳机务工人罢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京绥铁路工人罢工、广州印刷工人罢工等，逐步形成高潮，而香港海员大罢工被认为是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自1921年3月成立后，多次与雇主协商提高海员工薪待遇未果，遂于1922年1月11日发起全体海员罢工。罢工一周即有6500多海员参与，100多艘船只停驶，造成香港经济生活几近瘫痪。港英当局采取软硬兼施手段来阻止罢工持续进行，都无法奏效，最后不得不同意工会方面提出的各项要求。香港海员大罢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与支持，中共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书，鼓励罢工海员要“坚持到底”，并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长辛店成立了“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得到各路工人的响应。1922年1月，在湖南劳工会领导下，长沙华实纱厂2000多工人为要求加薪举行大罢工，遭湖南省长赵恒惕镇压，罢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被杀害，酿成“一七”惨案。这一事件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和声讨，黄庞两君为谋求工人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得到全国各界正义人士的赞扬。

　　在全国工人罢工运动逐渐高涨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应该召开一次有各派工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劳动大会，商讨建立全国工会统一组织的问题，以确立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为了明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宗旨和议程，4月底，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谭平山等20多人出席。会议着重研究了国共合作问题，强调中共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而对一次劳大与国共合作的关系，陈独秀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③这一思想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邓中夏在后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见当时罢工高潮之到来，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集。共产党召集此次大会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其参加。”①

　　二、一次劳大的经过及大会主要文件

　　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全国工运高潮已经到来的形势下，由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倡议召开的。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会议通告提出，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1）纪念五一劳动节；（2）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3）讨论改良生活的问题；（4）讨论各代表提案。消息传出，各地工会组织反映强烈，无论接到或未接到通告的工会都竞派代表与会。国民党所属工会原本想抵制大会，后孙中山表示，此项发起宗旨尚属正当，虽不是本党主持，亦应予以赞助，以免示人襟怀不广。随后，派出代表出席此次会议。

　　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共有173人，他们来自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组织20多万会员。代表主要来自广州、香港两地，大约占代表总数的80﹪，“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庭，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等。”②会议代表党派成分较为复杂，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5月2日正式开幕。开幕式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主持，谭平山向大会作筹备经过报告，张春木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大会致祝词。由于出席会议的代表成分复杂，政治立场不同，在讨论主席团名单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席团名单原本是共产党出于联合各派工会代表的考虑，拟出并交由一个建筑工会代表提出的。在名单中有谭平山、黄焕庭、林伟民、谢英伯、邓培等5人，其中谢英伯系国民党政客、时任广州互助总社社长，入选主席团也算应当。但是，一些代表特别是无政府党人对谢英伯入选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谢英伯是在朝的国民党员，不应在名单之内，又说主席团是由苏联搬来，不合中国开会旧例。后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威信和大会组织者的地位，提出大会可以不设主席团而只设一个大会主席的建议。经过协商，代表们接受由一名共产党员代表担任大会主席职务的意见，主席团名单之争得以平息。

　　会议期间，孙中山由于忙于军务，未能出席大会发表讲演。而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周年纪念日，“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全体到总统府庆贺。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者去，无政府党工会代表根本反对，引起一场其势汹汹的大争论，结果，还是照共产党的主张通过。”③这一天，由张国焘带领外省工会代表，前去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听完汇报后，“除表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④

　　这次大会代表人数众多，各省代表提出议案十分踊跃。大会通过民主推荐和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提案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由邓汉兴、谭平山、潘兆銮、张理全、张国焘、区云轩、黄汝谦、彭大汉、张瑞成、许白昊、李占标11人组成，其中谭平山、潘兆銮、张国焘、区云轩、黄汝谦、张瑞成、许白昊等7人为中共党员。经审查委员会审查，一些议案由于重复或理由不充分被归并或注销，最后只有10项议案通过了审查。

　　这10项议案计有：《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规定湖南劳工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规定海员罢工沙田烈士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铲除工界虎伥案》、《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规定明年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第一、邓中夏提出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

　　（1）凡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都应一律采用产业组合法去组织工会。

　　（2）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不妨沿职业组合。

　　（3）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种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会，结合为地方联合会，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

　　（4）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

　　第二、李启汉提出的《罢工援助案》：

　　（1）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暂担通讯义务。

　　（2）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云：（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助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大会还通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概括论述了当前工人阶级的处境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宣言》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给工人们带来痛苦的生活。工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正在变成一无所有的机器附属物，他们“所赚的工资，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工人子女的健康得不到保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很小就成为资本家的奴隶。第二、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共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这是救济我们的惟一道路”。工人们应该明白工会的重要性，过去一些工会为了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组织了一些零星的罢工，成绩不十分理想。事实证明，“凡是组织或运动的范围较大的，一定得到胜利。”第三、为了实现罢工斗争的胜利，应该大力发展产业工会组织。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表明，工人们只依靠公所、帮会是不行的。“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决不要分男女老少，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一时不能组织成产业组合的工人们，也应该把他们的工会组织成一个纯粹工人阶级的团体”。第四、为争取斗争的胜利，工人阶级必须加强联合。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工人阶级应该在加强自身团结的基础上，注意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要“和外国工人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三、一次劳大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成功的大会。正像大会宣言中所说的：“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的会议，这是我们工人们组织力扩大的证明。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的奋斗工作较前更易成功，因为这次大会已开了全国工人们联合起来的新纪元。”这次大会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1.初步确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工会运动受政党政治的影响由来已久。一般说来，党派是政治组织，工会是经济组织，而这一点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从早期新式工会创制过程看，都或多或少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工会的创建者往往就是某一党派的党员，这种情况即使在那些由旧式行帮转化为新式工会的组织里也时常可以看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党可以对工会为所欲为，只有那些得到工会支持的政党，才显得更有力量。这也许就是工党与工团主义在中国几乎无法生存的原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政党的一部分，同时又与工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派出党的骨干，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分部的名义到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大城市开展组建工会的工作，然而起初成效并不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渐有起色，特别是毛泽东、邓中夏等在安源路矿和长辛店铁路开展的创造性工作，打开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从而提高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界的威望。在一次劳大召开之前，国民党掌握的工会虽然较多，但大多局限在香港、广州一带，其中有一些是由行帮纠合而成；无政府党只知鼓吹其理论，所建工会的数量很少；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能够以北方铁路工会为依托，积极疏通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工会以及工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工会运动中各方势力相互连结的中枢。

　　一次劳大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位。邓中夏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议决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①

　　2.为工会组织走向全国统一作出贡献

　　一次劳大的成功举行，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有着重要意义。工人罢工的实践表明，工人们要想解除自己的痛苦，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加强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提高战斗力量。而工会组织方式的区别，对工人战斗力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影响。职业工会是由从事同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成，与旧式行会有相似之处，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通常被组织在不同的职业工会中，在罢工浪潮到来之时，工人们往往由于孤立无援而导致罢工的失败。而产业工会则是由从事同一产业的工人所组成，不同职业的工人可以参加同一产业工会，因此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提出：“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①书记部一贯十分强调用产业原则组建工会，但也不忽视职业工会的组建工作，认为在那些确不适合建立产业工会的企业里，不妨沿用职业组合法作为建立工会的着力点。

　　一次劳大明确提出了建立全国总工会的设想及实现途径，对于实现工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中国工会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大会认为，今后成立的全国总工会由产业联合会和地方联合会所组成，其中产业联合会由各全国产业工会组成，地方联合会由该地区的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所组成。邓中夏在大会通过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中说：“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②而另一当事人张国焘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看法，一次劳大“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③

　　一次劳大后，产业联合会性质的工会组织和地方联合会性质的工会组织不断涌现，为全国总工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22年12月，汉冶萍总工会在汉阳成立，刘少奇被推举为委员长；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工会统一运动；这两个总工会都具有产业联合会的性质，是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发起者。各省和大城市的总工会都是一定区域内的工会组织，如上海工团联合会、广州工团联合会、天津工团联合会、湖北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等，都可称为地方联合会。产业联合会和地方联合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全国总工会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宣告成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3.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事业的开展

　　一次劳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要求，对自己的工运方针作出了调整，接纳各党各派的工会组织参加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独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党在第一个决议中提出“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然而，党在实施其工运方针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还不是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时，应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

　　中共工运方针的调整，也受到了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1922年1月，由共产党、国民党、无政府党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一行30多人，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交给大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有关“各国共产党应该帮助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问题，引起了各国代表的热烈讨论。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共产党代表）、张秋白（国民党代表）、邓培（铁路工人）等，提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得到国共双方代表的积极响应。

　　国共合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两党在共同推动工会运动的过程中开始的。1922年初，全国各地工会援助香港海员罢工工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各地工会支援这一罢工，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步尝试。④到一次劳大的召开，国民党能够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出席全国工界的这一盛会，表明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意愿。大会期间，两党代表通过对与工会运动相关问题的交流讨论，甚至是争论，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而大会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也算是国共两党在工会问题上再度合作的成果。这次大会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卓越成绩，使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派刮目相看，从而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原工运研究室主任、教授）

　　①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书店，1929年版，第99页。② 《申报》，1912年12月2日。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① 邓中夏：《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23-224页。

　　③ 邓中夏：《邓中夏文集》，第481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25页。

　　①邓中夏：《邓中夏文集》第485页。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②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25页。

　　④ 同上书，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