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在“礼堂”还是在“二楼礼堂”召开

　　1922年5月2日，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正式会议在广州河南的广东机器工会内召开，毋容置疑。然而，究竟在地下的礼堂召开、还是在二楼礼堂召开？本来，这些细节并不那么重要，但牵涉到修复等问题，故不得不认真起来。

　　诸多史料表明，大会是在“礼堂”召开的。而“二楼礼堂”召开之说仅有《中国回忆录》[苏]作者达林单方面所提，个中情节较为详细。到底是达林的记忆失误、还是史料疏漏？一时难以定夺。我们认为，双方面必须要有进一步的佐证。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为此，我们特意到现场考察。

　　现场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通过已经打掉的墙壁所留下的痕迹，划分了五个套间，发现东边那套间特别大，可容纳一百多人，虽有召开会议的可能。但不符合当时的会场环境的描述。（环境描述：礼堂正中悬挂大五角星，还有许多小红旗；会场中央有一面红旗，两边各有一条标语），也就是说，只有会场中央，没有礼堂正中这一条件。同时，我们还认为，尽管容纳一百多人，但还有众多的旁听者，这套间容纳不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二楼开会可能性不大。

　　我们找到了在“礼堂”召开之答案，是在外来的史料中所得，摘录如下：1922年4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广东机器工会，商借“国机”会所后部旧建筑之会议室为会场。黄焕庭意欲拒之而未决，托由马超俊请示国父，国父谓，此项发起宗旨尚属正当，虽非本党主持，亦宜予以赞助，以免示人襟怀之不广。广东机器工会，乃不得不勉允借用①。上述，乃是当事人马超俊②之回忆，我们认为，这比达林所回忆的更贴切、更可靠。

　　现经查对，上文所谓的“后部旧建筑之会议室”，就是我们史料所认定的“礼堂”。原为和珠社永德号的盐仓（有货仓之说），占地约五百多平方。1918年被广东机器工会选中为“国机”永久会所用地并购之。目前的“礼堂”，乃是当年拆剩的仓库部分。该仓库宽敞，容纳1500人就座绰绰有余，仓库既是会议室、又是教室等多用途。直到“国机”会所竣工后，这座仓库则改作礼堂之用，并搭建舞台，完善设施等等，一直保留至今。

　　全国一次劳大召开时，“国机”会所尚在施工中，达林也目睹。按此分析，在二楼开会可能性不大。故达林在“二楼礼堂”召开之说有可能是笔（译）误。

　　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为何定在广东机器工会召开

　　这是与谭平山、谭天度等人1921年初在机器工会开办工人夜校有关的。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来到广州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并借此在广东进行组党活动。1921年春，陈独秀以普及工人教育为要，提议开办工人补习夜校，遂推荐谭平山、冯菊坡（经核实，冯菊坡有误）于廖仲恺、许崇清，请其转荐到机器工会工人补习夜校充任义务教师③，此举颇受机器工人的欢迎。当时，广东机器工会是一支实力较强、影响力大的工人团体。因此，各派政治力量都想争夺这支队伍，我党也不例外。

　　工人夜校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办的。夜校成立董事会后，谭平山因担任董事长，多为办校经费募捐事宜操心，广东党小组为负担维持夜校的费用，还决定从党员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①。夜校日常教学及事务实际由谭天度、黄裕谦（维持会干事部干事）负责。上课地点就是在旧仓库内。因为这仓库具备召开会议条件，加上谭平山等人曾在此开办夜校这一关系，所以选择这地方召开“一次劳大”会议，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与此同时，广东党小组在机器工人中争取工作已有进展。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②。在广东工人中,黄裕谦是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人。

　　共产党人在机器工会的活动，逐渐引起国民党右派的警觉。对于机器工会举办工人夜校之事，孙科不敢公开反对，乃派他的心腹马超俊参加夜校董事会，监督夜校，马超俊、李德轩等工贼勾结，以金钱或请饮茶等手法，对一些比较活动的分子都进行拉拢③，与共产党人争夺。由于大多数工人不买他们的帐，最后，马超俊不择手段把夜校停办，使我党对机器工会争取工作终告失利，（这是1921年10月前的事。）而广东机器工会因为马超俊等工贼所把持，最终沦为国民党右派御用的反共工会。

　　三、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作用

　　“全国一次劳大”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在上海筹备成立的。据当事人包惠僧回忆，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张国焘按照马林的意见进行的。张国焘所起草的组织大纲，是马林所提供的底稿翻译而来的。之后，张国焘召集几个党员进行讨论。名为讨论，实际不过宣布而已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张国焘当主任。接着在8月20日创办了《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扩展后，有力推进了各地区工运发展。特别是南方支部在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中起到很大作用，奠定了工人运动的基础⑤。

　　然而，我们从很多的回忆录中看到，当事人普遍对张国焘是十分反感的。由于上述原因，也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带有负面的影响。我们认为，从事物发展的结果来看，我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恰当的。我党刚成立之际，陈独秀尚在广州，如何开展活动？如何开展工运等等，无得知晓，是在马林的指导下开展的。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马林根据自己（共产国际）的工作经验提供于我党的，而决不是张国焘之个人之所能所为，此事应正确区分。另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尚未被广大群众所认识，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⑥，更谈不上影响力或号召力。因此，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去引导、发展工人运动，更为便利。全国一次劳大也就是在“不分党派、团结合作”的前提下召开的。也由于这样，得到了“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等公众协议推崇。这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对此，国民党派原不赞成，但因事前未曾准备对其替代之方法，只得姑予通过①。

　　全国一次劳大闭会后不久的6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李启汉“煽动邮务工人罢工”罪名将其逮捕，并在6月9日查封了《劳动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只好从上海转移到北京。8月间，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全国掀起“劳动立法”运动，又继创办《工人周刊》等等，领导着中国工运。直到“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召开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所有工作转交全国总工会负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之撤消。

　　四、孙中山先生支持“一次劳大”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引起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不但得到各地工人团体的响应，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支持。如国民党驻上海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召开这样一次大会，广州政府可提供方便② 等等。我们从大会的议程中也看到，差不多在每天下午和晚上，代表们都要出席国民党及有关工团的欢迎会。据一些史料分析，国民党的态度如此之热烈，当然是有着其政治目的的。正如他们在欢迎会上所言，劳动大会能在广州自由召开，这就证明只有国民党才给工人以自由③。这不难看到，国民党欲借这次大会扩大其影响。

　　这无可非议的。除此之外，还有内在的因素。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使孙中山先生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的政治力量，使孙中山先生意识到从单一的“依靠军阀”而转向多方面依靠。特别是后来接着发生的陈炯明背叛，更使孙中山先生切身感受；工人运动在南方的蓬勃发展及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国民革命。而各派政治势力对的工人阶级的争夺，则大大削弱其力量。因而，必须有一个集中和符合各派工团之根本利益的组织去统一起来，为谋求中国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团结协作的，这是当前中国工运发展的需要，也是各派工团之利益所在。这一点，国民党是难以做得到的。一是在当时形势（进行北伐）使国民党无力顾及；二是国民党其属下工团自身陷入派别中，其本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主张“劳资调和”等，并与无政府主义者等多工团尖锐对立，以其牵头，难以服众；三是国民党内部不健全而无力主张。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④ 等等。因此，我党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召会，孙中山先生清楚认识到，此项发起宗旨尚属正当，虽非本党主持，亦宜予以赞助。故一次劳大会议得到孙中山先生大力支持。

　　另外一提的是，当时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⑤。再者，《广东群报》其言论不待说是偏袒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分国民党人物的不满⑥。

　　然而，孙中山先生却不以为然，是非分明,支持和赞助共产党所召开的一次劳大，其宽敞襟怀，令人敬佩。然而，在几十年后国民党右派马超俊回忆中，却转移视线，歪曲事实，把对无政府主义派的对立转到共产党身上，恶毒攻击这一次劳动大会，而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对大会的赞助和支持却避而不谈。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5月11日，即“一次劳大”会后的第五天，国民党派也迫不及待连日召开了一次全国劳动联合大会。议案有四项，首项提出“组织永久性全国劳动大联盟”、“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央正式统一政府”为后项，其意图另立山头而推翻、取代“一次劳大”会议上确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足可见当年两党在工运争夺战的白热化。

　　五、广东“国机”会所的筹建概况

　　广东“中国机器总会”会所，是由海内外从事机器行业人员募捐集资筹建的。

　　上世纪初，香港机器工人以“香港研机书塾”为名秘密集会结社，团结互助不止，有心扩大内地同行业之联谊协作。1909年7月，香港研机书塾门派人赴省（粤）促成筹建机器工会事，翌年广州机器研究公会成立。从此两埠机器工人彼此互相提携①，维系多年。之后，遂产生建一总会所、旨在团结全国海内外同业之共同愿望。

　　1917年，基于一个意外原因，在香港机工总会的推动下，促成粤港两埠机器总会协力筑建“国机总会”事宜之落实。经十次特别会议商讨，同年11月11日遂成立“筹建中国机器总会粤董事局”,次年1月1日再成立香港董事分局,着重于接受海外华人之募捐或集资。

　　海内外机器工人闻讯要建永久性会址，异常兴奋，无不踊跃捐输。筹募未及三月，已达十一万元。旋经购得广州市海珠河南西段，肃昭德堂一物业为会址②。会所名为“中国机器总会”，并于1919年10月4日举行奠基典礼。

　　奠基典礼由伍廷芳先生主持。奠基石文如下：中国机器总会奠基石，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勲一位前署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政府总裁兼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伍廷芳安放此石。是日，军政府各总裁、各国会议员、各行政长官、各国领事、各界社团代表，均往庆贺③，热闹非常。香港“中国机器研究总会”感于“中国机器总工会”之名见于伍廷芳之序文中，为避免会名雷同，即改为“香港华人机器会”而恭让之。

　　在此，谈一下大楼之见解。从大楼外貌看，会所呈曲尺形半包围形状，均不符合该时代之设计理念。本人认为，这座会所的设计非此模样，应为“口”全包围。而目前之曲尺形状，皆因资金局限所致，遂有期待日后续上完善之计划，故后座的旧房、仓库保留不拆，暂改建作其子弟学校和礼堂之用。亦资金不足之因，原设计五层大楼的基础先建三层④，之后，见所剩不多，遂把第四层补之两侧，殊不料此举不单破坏大楼之外貌，亦犯当地建筑“风水”之忌，实在不当。无奈世态难料，此事后人无继而不了了之。

　　在此一提的是，因机器工人在驱逐桂系军阀之役中卓著劳绩，为此，在1921年孙中山先生特捐毫洋十万，以补助“国机”会所建筑费，令广州市政府分期拨付，第一期先拨一万零五百元。嗣经陈炯明叛变，市库支绌，未能賡续拨付⑤。上述不难看出，广东机器工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非同寻常，这大概是谭平山欲争取其工会告失利之主因。

　　会所落成之日，即1923年10月4日举行隆重揭幕开门仪式。是日邀请廖仲恺先生主持典礼。其盛况空前,不在话下。值得注意的是，翌日海内外各地代表举行会议，商讨筹组全国机器总工会，及发展工运计划⑥。其“发展工运计划”，令人省醒。

　　可以说，这座会所，是海内外机器工人用自己的力量筑建的，是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精神与力量的体现，意义非常，史无前例的。同时，历史又告诉我们：这座会所，既是广东机器工会兴衰沉浮的转折点，又是广州工运的里程碑。我们不要因为广东机器工会后期的堕落而否定前期民主革命的贡献。否认它的过去，等于否认广州工运的起源。

　　六、“沙田惨案”伤亡人数

　　在“一次劳大”决议案中，因香港当局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沙田惨案”协议未能得到彻底履行，由苏兆征提出并作为会议决议案之一。在此，简述当年“沙田惨案”现场情况。在当时，现场有多少人？其中死伤多少人？在后人的一些史料中,数字出入很大，甚至有伤亡千余人之载，情节也很含糊。经考究，在大罢工期间，除海员千余人先行，续有数万余罢工人员先后分批离港返穗。在2 月20日，九龙至深圳段铁路工人把罢工人员运送完毕后亦响应罢工，故3月4日包括部分工团的领导办事员等百余罢工人员是徒步回粤的。行至沙田，被港府警察诬为“有暴动行为”而乱枪射击。当场死2人，重伤7人，轻伤11人；后有1人因伤势过重而死⑦。上述数目乃是马超俊所忆，是否谈判中双方所认定之抚恤数目？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不过，可肯定的是，当时马超俊的立场也是站在香港海员这一边，盖因无政治冲突之扰，故其言感觉实在,本人认为，此录较为准确。

　　（作者单位：广州工运史研究委员会）

　　①《中国劳工运动史》（台）第201页。

　　②马超俊（1886—1977）广东台山人。青少时在美旧金山做工，加入致公堂。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时加入同盟会。1905年回国，后奔走于港、穗、沪、汉等地，组织参加同盟会多次重大起义活动。1917年从事工运，1920年任粤机器工人维持会主任。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大革命时期任市党部工人部部长、兵工厂厂长，积极反共。“清党”时任国民党部整理委员，后任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部长、南京市市长、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统府”资政等。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

　　③《中国劳工运动史》（台）第198页。

　　①、②《“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原件是俄文，中文稿是中央档案馆翻译的。从内容所提，应是陈公博执笔。

　　③谭天度回忆（1964年2—4月）：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载于《“一大”前后》（二）

　　④、⑤《包惠僧的一封信》（1961） 原载广东省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史研究资料》第2期。

　　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五章。

　　①《中国劳工运动史》（台）202页。

　　②《广东党史资料》（第16辑）第177页。

　　③《广东党史资料》（第16辑）第176页。

　　④陈公博《寒风集》（1944年）。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五章。

　　⑥同上。

　　①《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二册。原载《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月报》第一卷第10期：陈达《我国南部的劳工概况》。

　　②《中国劳工运动史》（台）102页。

　　③《中国劳工运动史》（台）136页。

　　④《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五卷)第557页，广东机器总工会史话。

　　⑤《中国劳工运动史》（台）第263页。

　　⑥《中国劳工运动史》（台）第264页。

　　⑦《中国劳工运动史》（台）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