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青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把领导青年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早期广东青年运动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22年，“团一大”原定在上海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在致团中央的信中，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①结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团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里程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团一大”能选择在广州召开，充分体现了党对广东青年运动的肯定和重视。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团一大”在广州召开的原因。

　　一、广东独特的政治环境，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提供了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中共党、团力量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然而，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的广东，革命的形势却迅速发展。广东自由的政治环境，为“团一大”在广州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首先，广东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新青年。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最早的地区之一，广东人民勇于反抗外来侵略，领导发动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斗争，广东青年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这些革命传统又深刻地教育、影响着后来的广东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广东涌现了许多忧民忧国的爱国青年。他们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纷纷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欧洲等地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前夕，各种进步的书刊如潮水般涌到广州，外地出版的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在广州先后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粤报》、《羊城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等不下十多种。这些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各个方面来谈论巴黎和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分析国际国内大事，对广东各社会阶层人士影响很大。所以，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青年迅速卷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运动的风浪里，锻炼了一批坚强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如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嵩、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他们不屈服于封建军阀的高压政策，以坚强的意志，彻底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懈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展各种群众社团组织，出版书刊，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广州地区热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先进青年的代表。

　　正如陈独秀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广东的社会状况，产生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坏到无所不至的商买性质的有产绅士；一部分是好到无以复加的无产的劳动者及青年学生。②独特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新青年，是我党开展青年运动重要力量。

　　其次，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有一个自由的政治环境。广东是孙中山、国民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1920年10月，孙中山挥师驱逐桂系军阀，收复广州，随即重建军政府，刷新吏治，实行较为开明、民主的政策，人民有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思想表示同情，担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表面上和孙中山合作，也宣称仰慕新文化、主张社会主义。广东出现了政治新气氛。

　　当时，广东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运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支持、宽容和同情。《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新青年》、《青年周刊》等报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广东群报》作为中共广东组织的宣传机关报，办这份报纸并为其撰稿的不仅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中共党、团员到各地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国民党人也有参加。1922年1月，广东党、团组织领导了万人集会游行，纪念第二国际左派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3周年，国民党员谢英伯担任大会主席，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及林伯渠等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此举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赞扬。同时，广东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且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①国共两党都曾到广州、佛山等地的工人中去，组织工会。1921年初，香港海员筹建全港海员工会，孙中山欣然为之命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广州军政府予以登记注册。仅从1921年至1922年春，广州就有80多个行业成立了工会。1922年1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国民党广州政府和中共广东支部及各界群众都予以大力支持。正如邓中夏所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到国民党政治上物质上切实的帮助。”②中共广东支部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成员与国民党人一起参加接待罢工人员，并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在报刊发表文章等方式，声援罢工。可见，当时的局势十分有利于中共在广东开展青年运动。

　　从“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时的情况看，由于大会的开幕式与马克思主义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大会同时举行，与会者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重要人物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及各地团组织推选出的代表，还有各方面的来宾，共1500多人。举行如此规模巨大、又有影响的会议，在直接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北平、上海，是很难实现的。更何况孙中山还直接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支持，会见并设宴招待与会代表。所以，中央决定“团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都于5月在广州召开，是与广东自由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二、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广东青年运动的重视，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十分重视青年运动，1920年秋，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就开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团组织。后来因团组织内部思想混乱，很快陷于停顿。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党决定在全国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并吸收优秀团员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同时，根据少共国际要求和我国青年的实际，党加强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

　　首先，陈独秀亲自指导和参与广东党、团组织的建设。1920年秋，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首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陈独秀函约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做这项组织工作。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就读北大期间，已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影响，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夏从北大毕业回广州后，继续与陈独秀等人保持联系。在陈独秀的函约下，谭平山等人立即开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创办《广东群报》，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团结教育青年群众的阵地，陈独秀给予大力支持，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警告广州青年》文章。希望广州青年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做官僚资本家的佣奴。

　　1920年12月陈独秀利用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便，一方面扩大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抓紧广东党、团组织的建设。在他赴穗前不久，广东已经有一个名为“共产党”的组织，那是俄国人米诺尔、别斯林和广州7名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的。毫无疑问，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首先应当端正指导思想。陈独秀为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线，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积极作演说、写文章，大力批驳无政府主义。同时《广东群报》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陈独秀创办的、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杂志《新青年》，也从第8卷第6期起迁来广州出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当时，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团内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占着优势，通过宣传，为广东党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奠定了基础。1921年的春天，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等9人，重新建立了广东党组织，陈独秀为首任书记。广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6个地方组织之一。

　　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重视培养进步青年。他介绍谭平山任省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由教育委员会拨出经费，举办宣讲员养成所，陈公博等中共党、团员任所长和教员。陈独秀创办这所学校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重要干部。

　　陈独秀这次赴穗，在广州活动了近10个月（1920年12月—1921年9月），因此，他更加了解广东的革命形势、广东青年运动的状况。他对广东党、团组织建设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和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鉴于陈独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党中央之所以采纳广东同志意见，决定“团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于5月在广州召开，并决定派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指导这两个大会的进行，是与陈独秀的影响以及他对广东党、团组织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

　　为了开好“团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1922年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等党的主要负责人20多人，云集广州，首先召开了广州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会”指导方针以及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会议的精神在“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得到体现。《团纲》提出：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样，“团一大”就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地政治方针，为党的“二大”正式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准备。《团纲》还认为，我们“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则取援助地态度。”提出了联合民主革命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也为日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在广州召开“团一大”是相当重视的。

　　其次，共产国际的帮助，推动了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对中国青年团建团工作的指导。1921年7月，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中国建立“少年共产党”。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张太雷，在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他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局的意见，主持整顿青年团，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要求各地依照新章程，从速进行建团工作。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于1921年12月开始了紧张地进行重建广东团组织的工作。同时，党中央遵照共产国际来电的要求，选派了30多名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其中有广东的团员马菊坡和王寒烬。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建团工作的开展。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张太雷去广西桂林访问孙中山，在广州逗留了十几天，在广州、海丰、汕头等地直接参加青年集会，向青年群众作了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组织的报告，动员和激励青年们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推动了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

　　马林在与孙中山的会谈后，对国民党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使共产国际加强了对党在广东所开展工作的指导，以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到广州，出席了广州干部会议，并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远东民族会议精神，着重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以及联合民主革命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这一思想在“团一大”文件中都体现出来，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重要纲领。达林在“团一大”上还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从而为“团一大”在广州的召开提供了重要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广东“得风气之先”，西方各种思潮接踵而入，青年人的思想较为混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因此，思想建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不仅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团一大”在广州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首先，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孙中山早在19世纪末期流亡欧洲时，就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活动，他认为自己的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自称社会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殷切希望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①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马林先后来中国，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加深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为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国民党的要人朱执信、廖仲恺、林修梅、胡汉民等也都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讲中，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介绍。胡汉民认为三民主义已包含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林修梅甚至宣称：“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派的共产主义，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情形最为合适。”②尽管国民党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很大距离，但在广州军政府时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同情和传播，为早期共产党人在广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

　　其次，广东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广东青年的思想觉醒。五四时期，最早向广东人民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游日归国学生杨匏安，他被视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杨匏安在广州当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广东中华新报》上《世界学说》一栏，发表了41篇文章，广泛介绍了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多元论、实证论、实用主义、机械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从1919年11月到12月，共刊登了19天次，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刊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差不多同时问世。文中明确指出“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持其社会之理想，而必由阶级之战争”，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废除现行法律，废除私有财产制度①。杨匏安的宣传活动，不但反映了广东地区先进青年的思想要求，而且对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早期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他们以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为依托，大量转载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共产党》的文章，成为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五四时期的谭平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认识还是不多的，但他一开始就能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一基本点，使他的早期思想显出耀眼的光辉。他的重视农民运动的理论，1922年3、4月间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展开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农民运动家彭湃，就是在广州参与讨论以后，回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汕头的青年纫芳在致谭平山的信中说：“你对于主义的研究和信仰，纯是实事求是，实在佩服的很！……细心观察，才恍然明白要达到共产主义，非走这一条路不可。……你在广州组织青年团，……我在汕头也要尽我的能力联合各处的同志，并宣传运动本地的各界。”②可见，许多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向党和青年团靠拢。

　　再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早期建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没有明确信奉那一种主义，团员的思想相当混乱，“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所以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团体纪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③当时，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团内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占着优势，这些情况严重地障碍了广州青年团组织的自身发展。1926年，蔡和森在《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一文中，也曾指出，广州早期“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1922年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改组后，团章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统一团员思想，杨匏安为团的机关刊——《青年周刊》写了创刊《宣言》，公开声明：“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④在《青年周刊》的第4至7期，连续登载了杨匏安用白话写成的《马克思主义浅说》长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杨匏安的上述文章，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对帮助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抵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帮助广东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广东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团一大”在广州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1922年5月，陈独秀在“团一大”上演讲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⑤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结合，在思想上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团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青年团吸取了最初建团的经验教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确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先进，组织上较完整的青年革命团体。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对广州革命运动的状况给予了较好的评价，说：“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800名。”⑥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5月，全国有17个城市建立了地方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达5千多人。显然，广东青年团组织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首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为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准备了干部力量。1920年8月，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也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成立青年团组织。1920年秋冬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进行的活动：一是迅速地发展团员，壮大组织。青年团除吸收知识分子外，又注意吸收工人。到1921年3、4月间，团员人数已达二、三百人之多；二是以青年团员为骨干，举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物色对象，培养骨干，向党团组织输送人材；三是选派团员骨干，深入到学校和工农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组织工作；四是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展开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开展过一些有益的活动，由于团内思想混乱，分子复杂，缺乏领导骨干，组织不健全，于1921年3、4月间而自行解散了。但是，这次建团活动还是有意义的，它把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先进分子联系在一起，为日后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准备了干部力量。

　　1921年初，陈独秀在广州重建广东党组织之后，谭平山介绍冯菊坡参加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等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同年春，冯菊坡又介绍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嵩等多人参加小组。这样，党的“一大”前后，广东的共产党组织逐渐从青年团员和一些“共产主义小组”中，吸收了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如梁复燃、王寒烬、杨匏安、冯菊坡、刘尔嵩、罗绮园、黄裕谦、郭植生、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陈适曦等，到1922年6月，有32名党员，壮大了广东共产党的力量。

　　其次，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发展，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党的“一大”之后，在党中央、代理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广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于11月开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经过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梁复然，王寒烬、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张善铭、周其鉴等一批老团员分途联络，积极准备，建团工作进展迅速，革命青年纷纷要求入团。从1921年冬到1922年3月，在广州的团员就发展到400余人。与广州建团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肇庆、佛山、梧州、南宁、汕头、琼州等地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开展了建团工作。

　　1922年1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组建，刚组织起来的数十名团员马上投入了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斗争中去，散发传单、宣传演讲，接待返穗工人，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连陈独秀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到此事。“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发传单3000份。”2月，青年团又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在这些斗争中发展了组织。

　　1922年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赴会者共有3千多人、谭平山在会上代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致答词，宣称“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明确规定每个团员要“担负研究、评议、执行三种责任”。通过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确定：“本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规定入团的条件首先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并设立劳工、学生、农民、妇女、军人、政治宣传、社会教育等七个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明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团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并在短时间内做出一定的成绩。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次会上予以肯定，团的“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参加。”①1924年3月底召开的团的二届二次扩大会议也说：广东团的工作是全国三个最好的地区之一。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初步成为一个政治上先进，组织上较完整的青年革命团体，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及推动广东地区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组织基础。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团一大”之所以在广州召开，除了广东政治局势较自由和群众基础较好、共产党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等因素外，主要还是在于广东早期的青年运动孕育了一批坚强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他们较早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经受过革命运动的锻炼，积累了建团工作的经验，他们善于团结、依靠广东的先进青年，从而成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坚力量，为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开创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这一时期的广东青年运动也带给我们启迪：广东的先进青年拥有着团结、和谐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员能和谐相处，互相支持，共同支援工人运动、共同发展；正是这种精神，使广东青年团员能迅速团结、吸引大部分青年，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需要我们的青年人来传承，只有团结、和谐，才能真正凝聚大家，为祖国的振兴贡献力量。

　　（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① 《谭平山致国昌先生》1922年3月6日。

　　②陈独秀：《警告广州青年》，《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635页。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① 《孙中山全集》第4卷500页

　　①李坚、曾庆榴：《杨匏安》，载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

　　② 《谭平山研究史料》，第122、1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5月。

　　④ 《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一集），第38页，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⑤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⑥《中共“三大”研究》第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① 《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

　　② 《社会主义的我见》，见《林修梅遗著》，1921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