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在广州召开，迄今已经85周年。85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党史、团史研究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对“团一大”的历史资料进行过多方面的征集和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团一大”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我们近年在征集资料筹办“团一大”史迹展览过程中，对“团一大”的几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由于掌握的史料所限，我们的研究难免有不足和偏颇之处，现整理出来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团一大”为什么在广州召开问题

　　大家知道，“团一大”是由设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主持进行筹备的。对于“团一大”为什么在广州召开，郑洸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有如下一段话，“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代理书记的名义，于1922年2月22日向各地发出关于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原定4月在上海举行，后因广州政治环境较好，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全国劳动大会将于这天在广州举行。因此决定将会议延期于5月5日在广州召开。”①由此可见，“团一大”改在广州举行，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有关，主要还是因为“广州的政治环境较好”，有利于代表们集中精力开好会。当时广州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

　　（一）广州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社会环境比较自由。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国内又陷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先后奔走南北，与窃踞中央政权的袁世凯、张勋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等作斗争，与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桂系军阀作斗争，1920年11月28日回到广州，重开国会。1921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在民国政府统辖下的广州，有利于民主进步势力的发展，也有利于革命群众集会、结社活动的进行，社会环境比较宽松自由，不像上海那样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革命团体活动易受监视和破坏。这就为“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政治环境。故广东党、团主要负责人谭平山于1922年3月6日去信团临时中央局，建议“团一大”改在广州举行，“因为比较的自由”。

　　（二）广州工人运动高涨，革命群众基础好，1921年7月党的“一大”后，在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得到党的有力领导和组织，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成立了南方分部，作为党的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在南方分部的领导下，从1921年10月至12月，广州先后发生了革履、金属、粪埠、土洋木、车衣、广三铁路、纸业、盐业等行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结果都取得胜利。尤其是1922年初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事件虽发生在香港，但罢工工人大部分回广州，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斗争。其时中共广东支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以及广州各工会组织都全力投入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斗争。经过56天斗争，于1922年3月8日，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全面胜利告终，显示出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广州工人阶级在这一胜利鼓舞下，纷纷组织工会。广州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②。因此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也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173人，其中广州和香港的代表占80%③。

　　（三）党的领导力量和团的队伍较强。早在1920年12月，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应邀来广州担任军政府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直至1921年9月。陈独秀在广州期间，通过文章、讲演、书信等形式，在自由、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把《新青年》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连同广东原已出版发行的《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潮。这对广州的党、团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陈独秀经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于1921年3月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后统称共产主义小组），书记先是陈独秀，后为谭平山①。1921年8月，在传达贯彻中共“一大”精神时，决定在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党的力量发展较快，共产党小组成立时才有党员9人，到1922年6月，党员已有32人（当时全国的中共党员是195人②）。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批示，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③，以便于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

　　1921年11月，谭平山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委托，筹建广东团。12月他恢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特别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大力发展组织。到1922年3月初，团员人数已发展到400多人，便于同年3月14日在广州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谭平山被选为广东分团的书记④。“团一大”召开前，全国已正式成立的各地团组织共有17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佛山、新会、肇庆）⑤，其中广东就占了5处（广州、潮州、佛山、新会、肇庆）。由此可见，以广州为省会的广东省团的地方组织建立较多，队伍较强。

　　二、关于“团一大”会前筹组会议问题

　　“团一大”会前的筹备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局和少共国际指导关怀下，团临时中央局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至于大会召开前，有否召开过有关筹组工作会议问题，过去少见有所反映。据说，中共中央局为全国劳动大会和“团一大”的召开举行过领导干部会议，那是在1922年4月底，中央局召集到穗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的党、团领导干部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邓中夏、达林（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各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共20多人，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对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⑥。又据原件存于莫斯科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团一大”会议档案资料中显示：“团一大”前夕，在广州召开过二次筹备工作会议。

　　一次是“全国S·Y大会第一次筹备会议”。此次会议记录表明：“团一大”筹备会议于1922年5月1日下午4时半至7时半举行；会议主席是方国昌；书记（记录）是俞秀松；出席者15人，包括中央部张椿年、方国昌、张继武，武汉张绍康，保定张仲毅，天津吕一鸣，北京金家凤、邓仲澥，唐山树彝，长沙易礼容、陈子博，太原王振翼，南京陈达材（南京代表莫耀明之代表），广州陈公博，杭州俞秀松。会议内容主要是推举“团一大”的总务委员会委员。经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选出总务委员会委员七人：邓仲澥（中夏）、蔡和森、张椿年（太雷）、陈公博、张继武、俞秀松、方国昌⑦。

　　一次是总务委员会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表明：会议于1922年5月2日上午召开，内容主要是作筹备工作分工，确定“委员会分三股及三股成员。第一股，团纲起草员：蔡和森，章程起草员：张椿年，提案征集员：邓仲澥；第二股，文牍员：方国昌，记录员：俞秀松，新闻员：陈公博；第三股，杂务员：张继武。还决定：本委员会主任（俞）秀松；本委员会办事处：东南旅店览胜所。”⑧

　　从上述两次筹备工作会议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团一大”的最后筹备工作是在广州完成的。

　　（二）1922年5月1日团临时中央局的主要成员已到广州，各地“团一大”代表大都也已到广州参加筹备会议。

　　（三）筹备会议选举产生总务委员会是非常认真、民主的。记录中反映，在酝酿选举过程，对候选人是用投票表决还是举手表决都 “争论许久”，最后才统一定为举手表决的。候选人方国昌因是会议主持者，表决完其他候选人，迟迟不提出对自己名字进行表决时，记录中有：“邓仲澥起立说：请主席自己不要怕难为情免却此职。王振翼也起立如此说。主席踌躇久之，最后说：赞成方国昌为总务委员会委员者，请举手。结果十二票通过。”①

　　（四）筹备会议选出的总务委员会委员，实际是“团一大”的领导核心，其中4人在“团一大”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关于“团一大”代表在广州开会期间的住地问题

　　对于“团一大”代表在广州开会期间的住地问题，我们曾于2002年6月9日访问过当年曾参加过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等接待工作的老同志杨青山，据他回忆，当年参加全国劳动大会或“团一大”代表，有住旅店的，也有住在“番摊馆”（赌场）的，因为当时政府禁赌，赌场关闭了，可作临时住宿点，安排部分代表住宿。

　　据从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取回的档案资料的“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中，注明了部分代表的住地：来自“中央部”（团临时中央局）的方国昌、蔡和森住永夕侨店，张椿年、张继武住东南旅店览胜所。潮州代表叶纫芳住（海）珠戏院音□楼行隆昌。佛山代表梁复燃住惠福中路中华公司、梁桂华住理发工会。广州代表谭平山住麦栏街汝南巷2号2楼，陈公博住天官里66号，谭植棠住回龙社下街6号3楼，谢英伯住永汉北路互助社②。其余来自各地的代表住地没有注明。他们是否由大会统一安排住地？有待进一步查证。

　　从上述所列代表住址看：

　　（一）来自团临时中央局的代表分住两处：永夕侨店和东南旅店览胜所。方国昌和上海代表蔡和森住永夕侨店；而张椿年、张继武住东南旅店览胜所，大会总务委员会办事处就设于此处。这样的安排是否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出于会务工作需要考虑，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尚虽查证。

　　（二）来自广州、潮州、佛山的省内代表住地分散，可能分别住在广州家中、亲友家中或社团驻地，这可能同尽量节省大会开支有关。

　　（三）来自外省各地的14名代表，在报到名单中没注明住址，可能是需要大会作安排住地的。但我们迄今还未有掌握有关这些代表住地的史料。

　　四、关于“团一大”开会地点场所问题

　　“团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有历史资料为证。至于“团一大”在广州什么地点举行，据现已出版的党史、团史资料以及有关人员的回忆，都认定是在广州东园召开的。东园是当年广州群众集会、休息的广场公园。“团一大”在公园内什么场所开？现在一些党史、党志、或团的出版物中，把东园内的红楼作为“团一大”会址。对此，我们认为有进一步查证的必要。

　　据知，东园内的红楼，原为清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花园别墅。它只是东园内的一幢建筑物。整个东园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其内有东园门楼，四角凉亭、花圃、水池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在东园内数次讲演。“五四”运动时，广州革命群众也多次在此集会声援北京青年爱国行动。可见，东园是当时广州的一个革命活动广场，为适应斗争需要，在东园内还时有一些临建棚建筑。至于“团一大”在东园什么场所举行，1984年时任广东青年运动史研究室主任的曾建昭同志曾走访过一些老同志。其中一位是曾出席全国劳动大会，列席“团一大”会议的谌小岑回忆道：“S、Y、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5日下午在广州东园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地代表20多个，我们十几个劳动大会的代表列席了会议。开会那天陈独秀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讲话，但我那天开会迟到了，也可能讲了我未听到。易礼容那天讲了话，我也在会上讲了话，开会时，会场中间挂着一个大红星，红星下面是个讲台，作会议主席台，整个会议布置得象个教室，其他人坐在两边，围绕着主席台，张太雷就坐在第一排作记录。会场上，代表坐一边，列席代表坐一边。”③另一位是省港大罢工参加者梁梅枝的回忆道：“当年东园这个地方，有一座用茅竹搭起来的棚子，面积约有30多平方米，竹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可容一、二百人开会。东西两旁各有座四角凉亭。两边还有座名叫襟江的茶楼，附近有一些小店铺。那时的竹棚是用来讲‘古仔’（故事）的。傍晚，附近的人便三三两两前来此处乘凉或听故事，平时一些过路客也有在此休息游览。听说1922年5月5日团‘一大’是在东园竹棚这个地方召开的，也就是现在越秀南汽车站正门售票的地方。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将旧棚拆了，重新搭了一个竹棚。……”④

　　从上述两位老同志的回忆，可否得出如下二点认识：

　　（一）“团一大”确实是在广州东园召开的。

　　（二）“团一大”的开幕式大会和讨论决议案的会议可能是在东园内两个不同的场所举行。

　　开幕式大会，可能如梁梅枝回忆所说，是在一个以竹棚为主席台的广场举行，因为据当年《先驱》报道，“团一大”在广州举行开会式，“这一天并同时举行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与会者除本团各处代表外，达一千五百余人。”这表明，开幕会是在一个能容纳千多人的大会场，在东园内的建筑物中，当时没有能容1500多人的室内大会场，只能在露天广场举行。而这个广场，很有可能就是以竹棚为主席台的广场举行。

　　“团一大”会议，则是在东园内一个教室式的小会场进行。因为从1922年5月6日至10日连续五天的会议要讨论和通过六个决议案。还要选举产生团中央执委会，那么，这个会议场所究竟是在东园内的红楼还是在另外一个室内地点开，现还未有确实的史料可供证实。这个与开幕式不同的会场的布置，谌小岑的回忆可提供佐证。另外，从以上谌小岑的回忆中，也可反映开幕式的会场与“团一大”代表会议场所有所不同。他谈到开会时陈独秀在场，但没听到陈有讲话。可否理解为，陈独秀在开幕式大会上讲了话，在“团一大”代表讨论会议上不再讲话，但陈对会议很重视，亲自参加会议讨论。这是一种推测，不足为实。“团一大”除开幕式外，五天会议究竟在东园内红楼还是什么地方开，有待进一步查实。希望有对此能证实的材料能提供进一步的详情。

　　五、关于“团一大”有否直接选举产生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问题

　　现在已出版的一些团史书籍都提到：大会在会议最后一天（5月10日）晚上，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国昌（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①。经对原件存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复印回来的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的研究，我们认为，“团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仅有中央执行委员5名，还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3人，他们是冯菊坡、林育南、张秋人。同时，方国昌之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不是“团一大”会议直接产生的，而是由团一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推选产生的。详情见记录如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22年5月11日在广州举行，出席俞秀松、蔡和森、张椿年、方国昌。议决事件：1、中央机关设在上海。2、书记推选方国昌担任。3、《先驱》编辑推选蔡和森担任。4、公决秀松、蔡和森、方国昌三人住在上海。5、特派张椿年、高尚德二人在广州；高尚德未到以前，以候补委员冯菊坡代理职务。6、张椿年、冯菊坡二人，当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会议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22年5月29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俞秀松、蔡和森、方国昌。议决：1.书记方国昌提出两种理由：（1）解决家庭问题；（2）联络金华同志（注：方国昌即施存统为浙江金华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假20天，议决准其请假20天。委员及书记职务，均请候补委员张秋人代理。2.经济部主任（俞）秀松因病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假，议决准其请假半个月。委员及经济部主任职务，均请候补委员林育南代理。即责成书记写信到湖北林育南，令其从速来沪代理职务③。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次会议记录中证实确有过中央候补执委的事，那就是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第21次会议记录，该会议于1922年10月30日在上海开。出席者：蔡和森、高尚德、方国昌、张椿年、俞秀松，还有C、P（中共）中央代表张特立。记录事项如下：1.和森、尚德二委员因任C·P中央委员，不能兼顾S·Y事，提出辞职，议决准其辞职。2.秀松委员因要赴福州军队里去活动，提出辞职，议决准其辞职。3.由中央提出朱务善、阮永钊、贺昌三同志为中央委员，以补辞职三委员之缺，俟得各地方团同意后即决定。中央缺人，本应由候补委员补入，因三个候补委员事实上均不能到任，故另提朱、阮、贺三位同志④。

　　印证团一届中央执委会有三名候补委员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一编内提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除列出方国昌等五名执行委员外，还列出候补执行委员林育南、张秋人、冯菊坡⑤。

　　有鉴于上述史实，我们认为，今后在团史编修时，应该对“团一大”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补上候补执行委员名单。

　　(作者：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① 《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② 《中共广州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0页。

　　③ 《广州市志·共产党志》，中共广州市委党志编纂领导小组编印，1997年第1次印刷，第34页。

　　① 《中共广州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23-24页。

　　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广州历史图录》，广州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第1版，第21页。

　　③ 《中共广州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25-26页。

　　④ 《广州市志·共产党志》，中共广州市委党志编篡领导小组编印，第34-35页。

　　⑤ 《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65页。

　　⑥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66-67页。

　　⑦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19页（原件存放于莫斯科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编号为：全宗号533，目录号10，卷宗号1778）。

　　⑧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20页。

　　①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20页。

　　②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18-319页。

　　③ 《广东青运史》杂志，1990年第二期，第42-43页。

　　④ 《广东青运史资料与研究》杂志，1994年第二期，第23页。

　　① 《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②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22页。

　　③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23页。

　　④ 《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⑤《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一编，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