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标志着青年团的诞生。众所周知，共产党和青年团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都先后各自成立了地方的组织，也即我们通称的共产党小组、青年团小组。母庸讳言，当年广州的青年团小组曾早于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建立，然而后来却一度中断了活动，组织发展更无从谈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青年团初创时有哪些经验教训？本文以广州党、团初创历史为个案，试图通过党和团发展的比较研究，来寻求答案，并以此达到党史研究的目的。

　　一、一样的际遇，不一样的发展

　　1920年，经过五四运动的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已广泛传播，青年学生和工人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先进中国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建立一个先进政党的必要性，于是在1920年2月间他们相约建党，随之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分别开展了创建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小组率先成立。这不是一般的地方性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随后，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俞秀松受党的指派，开始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同样，这个团组织也担当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的角色。在俞秀松的主持下，写信联络、发动、指导各地建团。广州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革命政党的创建必须有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两者又要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广州，工人阶级诞生的早，马克思主义也传播的早，五四运动在这里也引起极大反响。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从1919年11月起，就在广州的《中华新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跃在广州几间学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以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呜等为代表，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也积极在广州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并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1920年夏秋间，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北京大学粤籍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回到广州，即与上述的青年知识分子密切联系，开展了新一轮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1920年10月创办的《广东群报》就是标志之一。

　　这时，还有一批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活动，他们也异常活跃。而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当初并没有为一般人所熟知，一些共产党人也曾先信奉无政府主义，后来才逐渐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1920年底，陈独秀由上海抵广州，找到他的北大学生谭平山等人，开始创建广州共产党的实质性工作。这时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已经建立，这批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成员，故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建，陈独秀也与这批青年一起商讨，终于发现分歧。经过一番论战后成立的广州共产党小组，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加入。

　　成立后的广州共产党组织重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等各种学习、训练班，继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以提高党员、进步青年和工人的觉悟，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初创的共产党小组呈现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而在广州共产党成立之前，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也收到上海方面的函约，在广州创建青年团组织。他们利用自己在学校当教授的身份，广泛联系青年学生，除了联系广州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如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外，也联系了青年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互助团成员。经广泛发动，1920年11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成立时的青年团人数多于后来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可以说颇有声势。青年团也制定了章程，然而成立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展卓有成效的活动，以至在1921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①

　　为什么同在广州这块热土上，同样是一批热血青年，但初创时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却有不一样的发展？

　　二、广州共产党和青年团初创时的异同

　　虽然广州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初创时从地点、时间、人员方面并没有很多差别，但实际上真正建立起的组织却是有区别的。共产党组织在建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建党问题进行过一番合作的商议。然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毕竟存在着根本区别，面对共产党的《党纲》，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接受，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双方仍无法统一，于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在此之前，党的创始人，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也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展开过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陈独秀旗帜鲜明地驳斥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也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这一场理论上的争论今天看来意义非同小可，她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认识错误思潮的本质，从而使建立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打得更为牢固。

　　反观青年团的初创，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几位主要成员找到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与他们领导的互助团合并，共同建团。一些其他主义的信奉者加入团组织也同样欢迎。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仅仅规定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采用直接行动的方法，以达改造社会的目的。”①让我们按照这个宗旨的思路来作简单分析：从字面上看，可以分为两段来理解：第一段是“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可以是研究机构的任务，可以是学术性的，也可以是政治性的；可作长期研究，也可作短期研究。总之一句话，是软任务，“坐而论道”。第二段：“采用直接行动的方法改造社会”。这一段看起来是硬任务，但怎样做却不得而知，缺乏可操作性，结果它的命运也如第一段一样，陷入空谈。

　　显然，最早的青年团的章程，没有标明团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也没有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她所主张的宗旨较为空泛，又没有具体的工作计划作支撑，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主义的主张者均无异议，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主义的主张者成为早期青年团中的成员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表面上的平静却掩盖不住潜伏着的危机。同一组织内的成员，只有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才可能同心同德去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向组织确立的目标前进。相反，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使队伍能够暂时拉起来，分裂也是迟早的事。这一致命弱点终于使青年团在成立几个月后，“自行宣布解散”。既没有很好开展宣传、研究等活动，组织也无法发展。作为团组织负责人的谭平山后来在青年团恢复时，谈到初创时的情景，曾坦言：“当时没有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②广州以外的其他城市的青年团也存在类似情形。

　　三、造成广州青年团组织初创后一度停顿的原因

　　比较了广州共产党和青年团初创时的异同，分析其原因，吸取其经验教训，对后人来说至关重要。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经验是用无限代价买来的一颗宝石。”笔者以为造成青年团组织初创后一度停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团在初创时，缺乏牢固统一的思想基础，“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这里同样以共产党的初创作一比较。共产党在成立前，先进的中国人就有一个从广泛地学习、接受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就是当年的杰出代表。他们与一些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多种思潮中的一种介绍给国人的学者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也是明确提出推翻反动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这些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也通过不断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化，并且在实践上逐步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使共产党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尽管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走过弯路，尽管其领导人换过多次，但她始终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被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战胜，相反能越战越勇，最后，赢得革命的胜利。但是，青年团在初创时却是“没标明那种主义”，由几种不同政治信仰的青年人组成，更有一些参加者“不是对社会主义有研究，而是好新和好奇”，③这势必影响组织的团结和发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无可否认，无政府主义尽管当时不失为一种风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同的地方，但仍然有本质的区别。共产党人在创建党组织时，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很能说明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也始终因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未参加到共产党组织中去，这客观上保持了共产党组织的纯洁。但青年团组织不同，宗旨不能一致，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集合在一起。组织不纯的后果是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能统一，行动就不可能统一，最后无法开展活动。

　　其次是主要负责人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于一身，势必造成只顾及其中一个主要组织，无暇顾及另一个组织的结果。

　　当时的形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最为重要，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青年团的组织是作为共产党组织的“外围吸收共产分子”，所以对其重视程度自然稍逊一筹。万事开头难，建党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是感到这样的安排是不恰当的。领导人未能到位履行职责，在团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造成群龙无首，工作自然开展不起来。此外，党团组织的工作特点，所联系的群众也是不尽相同的，要一个人来承担，实在是勉为其难。

　　再次是“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

　　任何组织要生存发展，必然开展组织活动，这离不开具体的工作计划。而初创的青年团竟然没有拟定具体的工作计划，这好象有悖常理。事实上，主要是其负责人无暇顾及团组织，其他成员又因政治主张不一致，这时的团组织只能是涣散的。有关史料表明，初创时团组织有一些学习和宣传活动，但由于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和计划，那些活动自然不会开展的很正常，也不可能持久坚持下去。活动开展不起来的组织，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四、青年团初创时重要的历史经验

　　考察了广州共产党和青年团初创历史，分析了导致青年团一度停顿的原因，由此引伸出青年团初创时期要吸取的历史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必须确立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先进组织与政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必须确立正确统一的政治信仰，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尖锐揭露批判了黑暗吃人的剥削制度，首次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指明了方向，所以它成为了被压迫民族与人民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党时，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凝聚全党的精神力量。有了这一条，使全党上下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工作，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组织也得了巩固和发展。青年团在经历了暂短的停顿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重新组织、恢复活动，并于1922年5月5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你会欣喜地发现这样的字眼：“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旗帜鲜明地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的诞辰作为自己的生日，表明青年团已从过往的历史中吸取了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它摒弃了“没有标明那种主义”的模糊认识，以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去组织力量，集合队伍，使团组织能够纯洁而不至鱼龙混杂，行动能够统一而不至各行其是，这就为团组织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二）必须建立相应完备的组织机构。

　　青年团组织有别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会的组织，它应该具有青年的特点，同时也独立于其他组织。如果它与其他组织一样，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初创时的广州的团组织与党的组织从人员上看是重叠的，由于党的组建更为重要，所以有关人士便无暇顾及团组织了。通过考察党团初创时的历史，笔者认为应该吸取的历史经验的第二点，即青年团必须建立相应完备的组织机构，才能保证组织能够顺利开展活动和发展壮大。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们发现团组织已经吸取了这条历史经验，翻开大会发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它对团员、团的组织、团的纪律等等都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表明，团组织不再象初创时那样，组织松散，而是有完备组织，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队伍，这同样为团组织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将奋斗目标具体化。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起到了组织、宣传、团结队伍的作用。团的一大吸取了团初创时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系列的文件，以标明团的组织性质、任务、行动纲领等等。其中，团的纲领、团的章程以及几个决议案，都充分说明了团要开展的工作，并能准确表述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政治方面（一）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等等，又如在《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代表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他的生命在不停的实际活动上面，而不在坐而论道或空谈主义的上面。”“每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尤其是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发生，我们必须努力参加其中，占得指导的地位。”

　　很清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将团组织置身于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为争取穷苦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这使青年团真正成为了中国青年的先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团组织摆脱了“坐而论道”，“空谈主义”的阴影，将有力促使团组织本身壮大发展。“团一大”后各地青年团的迅速发展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团一大”制定出的行动计划，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这是团组织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团一大”的召开距今已经八十五周年，八十五年来，团组织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今天，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在纪念“团一大”召开八十五周年的时刻，重温广州党团初创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继往开来，更好地为实现团的任务、团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一点心愿。

　　（作者：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① 《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1922年3月14日），《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年）》第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广东群报》1921年1月27日。

　　② 《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陈公博《寒风集》见《广州青年团沿革》（1921~1926）第44页，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