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随后展开的城市接管工作，同时是广州城市管理与建设的第一课。城市接管工作的良好开端，为广州的社会改造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长期在农村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总结广州城市接管工作的历史经验，可以从一个侧面和局部观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早期实践的历史起步与艰难探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党的城市政策沿革，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为接管广州准备和创造条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1949年3月，中共中央于决定将香港分局改组为华南分局。4月解放大军渡江后，接管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推进。5月7日，华南分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城市接收准备工作，使大军到达时立即有计划接收”。分局本部负责研究接收广州、桂林材料，同时准备大批城市干部，物色及培养适当民主人士；还要求制定发展党组织，建立新青团及农会、工会、青年、妇女各种群众组织的各种计划。6月24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和接管广州事宜专电华南分局，要求华南分局招收青年学生开办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抽调原有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以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 7月21日，华南分局致电中央军委，就接管广州的干部准备等问题提出综合性意见。与此同时，广州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和华南分局的指示，将迎接解放、准备接管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积极搜集材料，组织工人、学生进行护厂护校斗争，想方设法保护好学校和工厂的设备财产。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委派曾领导北平接管工作，有丰富城市接管工作经验的叶剑英南下，担任解放华南战役的总指挥并主政华南。叶剑英一行于9月初抵达赣州。9月7日至20日，叶剑英在赣州主持召开了对粤作战会议和华南分局3次扩大会议，史称“赣州会议”。会议决定，接管广州工作的总方针是：完整保护和系统整套接收广州，安定秩序，团结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接管工作的原则：一是接为了管，接服从管，接和管要统一；二是系统接管，完整接管；三是人与物一起接管，不要见物不见人；四是纵的接管，横的检查，在按系统接收的同时，必须有地方横的检查，以保证接收工作的不出现遗漏。接管工作的步骤是“两快两慢”，政权和物资部门要快，因为政权是统治工具，物资是经济基础，一定要迅速接管，迟了会造成无政府混乱状态；而文化和外侨部门要慢，要慎重行事。

　　在此前后，准备接管广州的各路人马迅速汇集起来，准备待命进入广州。10月6日，华南分局发出通知，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委员会，负责组织筹备接管广州的工作，以朱光、云广英、肖桂昌、洪学智、李凡夫、谢育才、伍晋南、陈泊、张云天、林克泽、廖似光（女）、陈健等12人为委员，朱光为书记，云广英、肖桂昌为副书记。

　　二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肖桂昌为秘书长，杨应彬为副秘书长。军管会下设治安、财经、交通、军事、文教、房屋、物资、外事、电信、司法、卫生、供应等12个工作部门（接管委员会），各设若干处室。10月23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凡市内敌伪各级党政军机关与各种反动组织团体，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企业等部门，均在本会接管之列。” 在广州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广州实现了城市的全面接管。

　　1、建立人民政权。取缔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接管原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军机关，以及从南京迁来的中央机关。接管的结果，既摧毁了旧政权体制，又建立了新政权体制，顺利地实现了政权的新旧交替。10月25日，中共广州市委率先成立，直属华南分局。市委书记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朱光（12月起任代理书记）、钟明、廖似光任副书记。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直属中南军政委员会）。市长由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兼任，副市长李章达（同时兼任省政府副主席）、朱光、梁广。同时，市军管会派出军代表接收原广州市辖33个区公所，并调整合并为28个区。成立区人民政府，取代旧的区公所；成立区人民政府公安局，取代旧的区警察局。同时，在各区建立中共区工作委员会。随后又建立起街道办事处138个（辖居民小组1291个）、郊区的行政村61个（辖自然村186个）等基层政权组织。还先后成立了以陈恩为书记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工作委员会；以廖似光为主任的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以苏惠为主任的广州市妇女联合会。1949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又选举产生了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叶剑英当选为市协商委员会主席，方方、李章达、丘哲为副主席，饶彰风为秘书长。

　　2、维护社会治安。广州解放初期，匪特猖獗，治安混乱。市军管会决定将“肃清匪特、巩固治安”作为一项首要任务，专门成立广州市治安委员会，委员由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吴富善、副司令员方强、市公安局长陈泊、人民纠察总队负责人廖似光及军管会委员朱光等同志组成。市委、市政府主要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开展“清匪反特”斗争，打击土匪、特务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二是收缴非法武器，收容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到当年12月基本结束，共收容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伤残人员8000多人。三是禁毒、禁赌、取缔卖淫嫖娼。至1949年底，两次组织全市统一行动，扫荡淫书、淫画，取缔色情刊物。通过扫除黄、赌、毒的斗争，逐步安定和净化了广州的社会环境。四是收容难民乞丐，组织生产自救，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五是加强治安防范工作。成立广州工人纠察队。各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建立起居民治安保卫小组，各工厂、企业、人民团体、学校也纷纷建立起群众性治安纠察机构，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3、整顿金融秩序。解放之初，市军管会先后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各类金融机构。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成立，规定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仅收人民币。11月18日，市军管会颁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禁金银外币流通使用。但对于港币，暂许其按牌价使用。11月27日，广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 的强烈要求。1949年12月4日，华南分局向决定对金融投机点档进行全面扫荡。同时，推广支前借款，以期紧缩市面游资；开展群众性的“拥币”宣传运动。仅12月6日，就组织了2万人的宣传活动。1950年2月3日，市军管会明令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港币及一切外币在辖区内市场流通使用及私相买卖”。同年3月中央统一财经政策后，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广州对港币斗争的进展顺利。到9月底止，仍停留在华南的港币已不到五分之一。 广州对港币的斗争取得胜利。

　　4、恢复生产经营。叶剑英在赣州会议上明确指出：“管理城市的总任务，是安定秩序，团结人民，进行恢复与发展生产建设。”“我们一进入城市，便要抓紧这一工作，这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不能放弃了这一中心工作，而去忙于其他工作。相反的，其他一切工作都要为了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没收官僚资本，是广州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根本前提。市军管会成立后，立即派军代表接管了国民党政权在广州经营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工厂、商店、仓库、轮船、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等官僚资本企业，并通过合并、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和地方国营企业。初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财经秩序，恢复和发展内外贸易，保障各项物资供应。为将思想统一到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来，市委先后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讲解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学校尽快复课，工商企业尽快复工复业，以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是要将广州由一座“消费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为此，要坚决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的四面八方政策。”

　　5、新闻接管整顿。按照赣州会议确定的“二快两慢”方针，对文化和外侨部门要慢，必须慎重。但是对广播电台报馆则要抓紧马上接管。10月18日，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就在军事接管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开始试播。之后两天正式播音。作为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南方日报》，也于10月23日正式创刊了。新闻出版业的接管工作，主要是接管并追查物资，一是接管人员。在接管初期，通过积极分子，追查出机器、车辆，转入复工生产。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把各报社人员集中起来，在原《西南日报》社内开办了学习班。接管初告完成后，军管会根据其过去表现和今后广州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对所有新闻出版单位分别进行处理。处理标准是：与反动派有关现已解体或迁离原址，通令取消其组织者有爱群、中南等15家；社址迁离、情况不明，又不来登记，通告取消其组织者有民信、新运等7家；通令其停止活动并转请公安机关监视者有中心、文化等6家，均系特务机关主办或控制；自行停止活动二家。广播台或批准登记，或不准登记移交改组。出版社及兼营出版的书店，也分别处理。

　　6、接管文教事业。根据市委关于对中小学“一面复校，一面接管”的方针，市教育局于1949年11月底基本完成对全市中小学的接管，共接收原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局及所属机关，市立中学4所，市立小学92间、市立幼儿园、图书馆、博物馆、民教馆、市教育会、儿童文化服务社各1所。全市公私立中学共79所、公私立小学258所，除原由国民党机关主办的几间学校由于教职员大部分逃亡之外，绝大多数都迅速恢复了正常上课。公立小学则在四五天内全部复课。教育局还将接收的民教馆改造为文化馆。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采取先接收，然后逐步改造的稳健政策。对原有中小学的改造，采取“维持原校，逐步改革”的方针，各学校的教职员，除个别极反动分子听候处理之外，一律按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市教育局提出了精简课程，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等要求。市军管会明令学校废除训育制度和反动的“公民”、“童军”等课程，增设政治课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广州的城市接管工作于1949年12月初基本完成。据广州市军管会1949年底的统计，广州的行政部门共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系统137个单位；财经部门接管银行、工厂、仓库和“广东实业公司”系统78个单位；交通电讯部门接管电台、仓库、工厂等87个单位；文教部门接管了各级各类学校，以及新闻和文化单位；卫生部门先后接管了市立医院、传染病院、卫生实验所、精神病院等单位；此外，还接管了原公用事业单位及一大批物资。全市共接收614个单位，旧有人员33543人，以及一批黄金、白银、美钞17.9万多元，港币260万多元。这些财产收归人民政府，为广州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广州市的接管过程平顺，经济与社会秩序很快得以恢复。

　　三

　　应该指出，广州的城市接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成绩的。曾任齐齐哈尔和长春等市市委书记的代理书记朱光说：“广州是国民党在南方最后的一个巢穴，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了20余年的城市，造成了政治的罪恶黑暗，腐败贪污、土匪、特务、流氓、赌棍遍地充斥，加之敌人这次撤退，是有准备有计划地布置了特务工作，黑团公开活动，因此，治安问题今天特别严重。”广州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开放口岸，建国初期还是国内联系香港的唯一窗口，大批国民党特务途经香港潜入内地。具体负责广州治安的军管会委员吴富善认为，“特务来源及成份的复杂性更是远远超出内地具它各大城市。”

　　建国初期广州财经形势也非常严峻，其中也有复杂的原因。华南分局向中央报告说：“广东的煤粮问题其严重性超于上海”，因为上海交通便利，又接近粮区。广东向为缺粮省份，战前都赖洋米及邻省救济。至于煤，广东产量最少，80%以上依赖台湾及海外供给。 而且粤港关系紧密。港澳的金融波动，即时带动广州市民的投机心理。广州还是国际金融走私的跳板。中英关系复杂奥妙，新中国实行“暂时不动香港”的工作方针，采取激烈措施影响到香港的稳定，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广州还是海外侨汇中转站。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0%以上，绝大部分都经由广州返汇。新中国厉行保护华侨和侨眷政策，无疑也增加了广州财经斗争的难度。总之，广州金融物价方面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程度，在全国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

　　由于广州解放较晚，城市接管面临专业人才不足、工作人员缺乏经验的大问题。中央1949年6月给华南分局的电报明确说：“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对此，叶剑英率军南下前对毛泽东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毛泽东风趣地回答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意思是说，有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地方干部可用。但实际上，接管干部仍不敷任用，专业人才不足和工作人员缺乏经验。以财经部门为例，确实有一股“泉水”。因为解放前华南分局在香港曾培养了部分财经人才。 赣州会议决定由易秀湘、张云天负责广州财经接管委员会。但易秀湘未能按时赶到，张云天在南下途中因翻车遇难。市委总结说，“金融斗争我们虽曾认识到是一件繁重而复杂的工作，但当时因为我们接管干部中，最缺乏的最弱可说是在金融方面，此时票子未到，干部未来，而张云天同志又在途中遇难，故入城后特别感到对金融财政方面的工作的棘手和沉重。”

　　由于缺乏行政经验和业务修养，北方来的同志又语言不通，使得城市接管困难重重。工作计划与步骤常常被动和忙乱。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加上我军社情不熟、语言不通，因此未能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在华南分局11月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军管会副主任赖传珠自认：“搞治安我们无经验，要学习，请老师、工人、学生、商人，甚至流氓也可以请教”。方强也承认：“近来市面治安，我们控制不住，抢、偷、赌、谣言时有发生，我们听到打不到，打不着根源。”洪学智也认为治安问题，“现在不是兵力少人少的问题，而是不了解情况”。  同时，广州偏处华南，在当时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城市接管更显困难。例如金融货币斗争，由于“人民币头寸不足，不敷应用”，华南分局曾准备“使用银元”。一旦投放票子过多，又引起通货膨胀。简直是动辄得咎。同时，北方先解放地区较成熟的人民币市场，也直接影响广州货币市场的稳定，增加了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的难度。显然，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执政条件是严峻的，早期实践也非一片坦途。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广州的接管工作仍取得显著的成绩，并创造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首先，入城前做好充分准备。解放战争后期，华南党组织一直在为解放和接管广州政权作着各种准备工作。1949年9月召开的赣州会议，决定了接管广州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接管广州市的具体意见。经过学习，与会同志统一了思想，全面武装了接管干部。其次，坚持按系统接管和接与管紧密结合的方针。在接管过程中，军管会针对不同系统、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接管方式。第三、做好宣传工作发动工作，取得群众的真心实意支持，是保证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第四、坚决贯彻改造旧人员的政策。既可以发挥旧人员的技术专长，又可以解决干部奇缺的困难，有利于各项事业的开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第五、着重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和金融问题。广州市委、市管会和市政府需要解决的事情很多，主要是抓了接管、治安和金融这三项互相关联的最迫切的问题。

　　城市接管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提供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无现实的借鉴价值。广州城市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既是此前长期准备和正确决策的逻辑发展，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城市工作方针运用的成果。透过历史的比较可以说，这是党中央和华南分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借鉴兄弟城市的经验，从广州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结果。在接管广州的过程中，叶剑英和华南分局根据广州的地情特点，提出了某些不同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政策”，多获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和肯定。其中经常纳入考量的地情特点主要是：毗邻港澳与华侨之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良好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