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在党组织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致力于广东农民运动，做出了不懈努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参与领导广东农民运动，推动农民运动发展

　　（一）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领导早期农民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缺乏历史的和客观的认知，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中心任务、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的地位作用等，都存在着错误的看法，并未认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工人运动上。因此，广东早期的农民运动主要是由团广东区委领导和直接指挥的。

　　阮啸仙在1923年5月广州地区各团小组长会议后，担任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并代理团广东区委书记的职务，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工作。为了扩大青年团的社会基础，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6月，他组建了广东区团委的外围组织“广东新学生社”，并担任该社执行委员会书记。

　　阮啸仙较早认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从事青年运动时，开始注意开展农民运动。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运动。他教导青年学生，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广泛发动青年，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他认为“劳苦群众是中国的新的真势力，这种真势力得到学生的诚心的引导，这可以做革命运动的重要分子，而且是最重要的分子；如果没有这真势力，学生自身也不能成为一种新势力。” 青年团的重要工作，“在于深入群众，和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宣传与组织”。在青年团的指导下，广大青年和新学生社社员努力投身农民运动，到农村去搞调查，办教育，做宣传，传道理，大大启迪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使他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许多青年和新学生社社员后来成为农运的骨干。

　　阮啸仙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出经验，认识到：“知识界在团体不见得好，总是变动，靠不住，尤以高等专门学生，因读歪书太多之故，变动更是容易”， 因此他提出要“变更方针”，“专注重青年工人（产业中工人）和农民”。 他开始注重去农村建立团组织，在青年农民中发展团员，开展农民运动。1923年9月，他写信给邓中夏、卜世畸，汇报了团广东区委与广东党组织共同开展西、北两江农民运动的情况：“本区西、北两江的农民运动，现正和西校合作，从民团方面着手。北江如花县、高塘等民团，已由我们同志在中指导；西江如鹤山、广宁等处民团，已有我们同志跑进去做教练，成绩亦不错。” 在阮啸仙的领导和推动下，1923年10月14日至16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决议：以粤汉、广三、广九铁路三处为重点区域开展农民运动，先以三路各团支部为基础，努力农民宣传，并使铁路工人与农民建立密切联系；首先在东、西、北三江及韩江中心地点设立地方团组织，加强对农运的领导。随后，1924年5月下旬，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广东农民运动问题，明确指出：广东农民运动问题，是“目前最重要问题，此后区委会应注全力于农村活动之实行方法” 。大会还通过了《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区直辖支部及各重要地方发展组织决议案》等14个决议案。《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拟定了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32条“实行方法”。《发展组织决议案》对团广东区委所直辖各支部，以及顺德、广宁、花县、鹤山等地农民运动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重要决议推动了广东农运深入发展。

　　阮啸仙领导的团广东区委，为早期广东农民运动做了大量工作，为广东农运率先在全国开展起来，走在前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亲自指导花县等地的农民运动，促进全省农民运动迅速发展

　　阮啸仙作为广东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除了统一领导全省的农民运动，进行统筹谋划，全局指挥之外，还特别注意身体力行，深入花县、顺德、惠阳等县和农民中间，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帮助组建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带领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

　　花县是全省较早开展农民运动、取得较大影响的县份之一，它离不开阮啸仙的重要帮助和指导。1923年初，在还没有国民党的工农政策前，作为广东区团委支持人的阮啸仙便开始关注花县的农民运动，亲自到花县去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当地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教育青年农民加入党团组织、投身农民运动，支持建立农民的组织，花县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始做起来了” 。1923年夏，他率领“新学生社”的骨干黄学增、韦启瑞、张善铭、高恬波等人再次来花县，先后深入到花东的九湖、联安、推广，花山的元田、宝珠岗、杨村，新华的公益等地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他还帮助花县农运领导人陈道周等人，在广州收集有关海丰建立农民协会的文件资料，在宝珠岗、元田、豸边、九湖、杨村等地小学里设立小型图书馆，通过读报讲报等形式宣传学习海丰的经验。 在阮啸仙为首的团粤区委的指导下，1924年4月社会主义青年团花县支部成立，领导花县农运迅速开展。至6月，全县“加入农会者已达六百户。可以成立两个区农会，县农会筹备处也可以设立” 。在花县农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为了统一领导全县农运，阮啸仙指导陈道周、王福三等在天和墟设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

　　在花县地主豪绅仇视攻击农会，指责农会是抽收田亩捐机关的时候，阮啸仙接受委派前往解释，向农民说明农会是以共和精神和自由结社原则为前提而设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谋求乡村自治。由此粉碎了地主豪绅企图破坏扼杀农会的阴谋，使农民明晰了农会的真正性质，改变了质疑甚至仇视农会的态度，开始赞成支持农会。至7月下旬，加入农会者已不下千余家，成立村农会的有九湖、宝珠岗、元田、广岭、仙阁等十余村，其他各村亦闻风兴起，迭向县农会筹备处请愿派人前往组织。 1924年10月19日，在阮啸仙的主持下，花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二五减租，取消佃耕批头金、田信鸡和送租苛例，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并制订《会员须知》，作为会员行动纲领。花县农会成立后，带领广大农民展开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保卫了农民的利益，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阮啸仙直接参与了花县农民运动的发起和组织，之后也一直关注着花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在选拔骨干参加农讲所学习，抗击“田主维持会”破坏围攻农会，帮助运送武器、加强农民武装等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外，顺德、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得到了阮啸仙的亲自指导和具体帮助。他亲赴顺德，给县农民协会予以具体指导，使顺德成为中路地区农民运动发展最快，会员人数最多的县份。在惠阳，他指导筹备并由始至终参加了惠阳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负责起草了《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宣言》，正式成立惠阳县农民协会。惠阳农运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并推动了附近的紫金、博罗、河源等县的农民运动，使东江农民运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推动国共合作，担任农运机构职务，制定农运政策，领导、筹划农民运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8月，南京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坚决拥护党的“三大”所确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团员可以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阮啸仙分别作为广东党和团的代表出席了这两次大会，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目标和形式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会后，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在香港、广州的团员中传达会议精神，发动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积极支持和贯彻国共合作方针，踊跃加入国民党。10月，阮啸仙参加由苏联代表鲍罗廷召集的党中央驻粤委员、团中央驻粤委员、广东区党委委员、区团委委员的联席会议，并作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等问题的报告。11月上旬，党区委和团区委共同成立了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专门研究、制定有关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展。阮啸仙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他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筹备和试验工作，当选为国民党临时区党部执委会常委，积极从事宣传、组织、选举和其他活动，与国民党保持频繁的接触和联系，推动了国民党改组的成功和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充分肯定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谋农民之解放，确立了全力扶助农民运动的政策，揭开了广东农民运动新的篇章，由此农民运动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全省农民运动，渐入发展时期”。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成立了中央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划和办理农民运动事宜。颁布了孙中山总理批准的《农民协会章程》《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加紧制定了《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地指导农运，并给予经费支持。在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和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各县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进行反封建斗争。

　　阮啸仙作为广东地区重要的农运领导人，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担任了一系列农运机构的领导职务，充分行使职责，领导、筹划全省农民运动事务。在农民部任职期间，阮啸仙在林伯渠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处理农民部繁杂的日常事务，搞好农民部工作，履行好农民部职责，认真拟定农民运动相关政策和计划，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1925年10月，阮啸仙和彭湃联名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着重阐述了农民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以促使广东各级政府和国民党组织重视并切实予以解决。这份提案被提交至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提案专门讨论了农民运动问题，并通过了与提案一字未改的《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还决定以此提案为基础，起草一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以使引起全党的重视而给予妥善解决。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依据上述的广东提案，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还专门讨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的民团屠杀农民问题，通过了“解散团匪”等多项有利于农民运动发展的决议。

　　1924年，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指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广东省农民协会、各地支部的农委以及农民运动特派员。他积极筹备和领导广东省第一次、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并根据广东全省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与时俱进，认真规划，制定出适合形势的方针和策略，保证了农民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二、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农运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

　　在从事农民运动实践中，阮啸仙深刻认识到农民运动的干部培养对农民运动成败的关键性作用。他认为，农民中绝大多数都教育水平低下，要想把数量庞大的农民动员起来，必须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农运骨干。随着革命形势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农运骨干培养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紧迫性。1924年6月18日，阮啸仙和彭湃就广宁农会遭地主武装捣毁和劣绅流氓围攻花县农会办事处两事，向团中央作书面报告。报告中指出了农运人才缺乏的问题：“本区经济困难，人才缺乏，诚恐有坐失事机之虞，甚望宗菊诸兄指示方法为盼！”。 他与彭湃一起积极倡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以成功。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阮啸仙的积极协助下，7月3日，由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至1926年9月，一共开办了六届。阮啸仙担任了第三届农讲所主任和一至六届的教员，主要讲授农民运动相关课程。在讲课过程中，他合理安排课程和教学内容，科学运用方式方法，注意提高课程的质量和实效。他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善于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农民运动的实践，运用典型案例，教授农民进行农民运动工作的方法。为培养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做准备，必须要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和团体行动，因此阮啸仙还特别重视对学员的军事训练和组织训练。他把学员按军队组织编成一连，称为农民自卫军模范连，进行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又按照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假设县农会，以学员地理上关系和语言不同，分为若干区、乡，组织各级农民协会，使学员实习团体生活，讨论各自地方的农民问题 。经过3个月的培训，学员们“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功效” ，对如何组织各级农民协会，进行武装斗争有更深刻的体会，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能力。

　　第三届农讲所114名学生结业后，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多数被派回原籍从事训练农民自卫军、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等一系列农民运动工作，成为广东各地“农民运动之推土机” 和“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 ，涌现了众多的优秀学员代表。学生林道文，在听说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后，主动请求回海丰做策应。同时，他借助东征军的声威，大力开展农民运动，成效显著，被选为海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并以第二区特派员的身份在第二区成立了农会。学生陈克武、卢耀门、杨日良、伍腾洲等，均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1925年3月高要县发生地主残杀农民的案件以后，被派到高要县，加强对该县农民运动的领导，率领农民与地主豪绅作有理有节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此外，阮啸仙还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训练所、广东北江农军学校等各种培训组织的教员，向学员们传授农民运动的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大量的骨干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进行农民运动理论研究，指导和推进农民运动

　　阮啸仙不仅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同时也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他善于分析思考，研究总结，在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同时，也进行理论研究，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广泛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各个地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特点，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并将理论研究成果去指导实践，推动农民运动走向高潮。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文章和材料，1926年完成的《中国农民运动》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阮啸仙深入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农民的力量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力量；提出工农是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农民阶级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工农为主体的“国民联合战线”，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成功；论述了建立农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建立和农民武装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同时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和策略。

　　阮啸仙的农民运动思想和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指导广东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有力推动了大革命运动，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我党以后制定领导农民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政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结语

　　阮啸仙是广东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之一。在中共党组织建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了艰苦的农民运动实践和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推动广东农民运动费劲了心血，取得了光辉业绩。他的农民运动理论及其在广东的农运实践，奠定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优秀人才，并壮大了党在农民阵营中的力量，这些都是我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他不朽的功勋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