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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对广东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探索
  • 来源: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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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啸仙是广东河源人,生于1897年,1918年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随着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广东,阮啸仙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迅速成长,积极组织领导学生参加罢课和游行活动,成为校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并倡议组建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这个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2年秋,阮啸仙从学校毕业,他决心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将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工会组织。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广东的青年团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状态,1923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让阮啸仙负责广东青年团的具体工作,不久即取得较大成效,成为广东青年团的首任书记, 一直到1924年9月,他都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广东青年团的恢复与整顿,广东的青年工作也受到了团中央的称赞。1923年11月,在党的三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青年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均参加。” 之后,阮啸仙转而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担任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大革命失败后,阮啸仙任广东省委农委书记,建立仁化县苏维埃政权,被选为主席。此后,他还先后在江苏省委和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从事过审计工作,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直至1935年3月牺牲。

  从阮啸仙以上丰富的革命经历能够发现,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涉及的工作领域甚广,几乎涵盖了党所做的所有革命工作,包括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农村武装割据、宣传工作以及审计工作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在阮啸仙所从事的众多革命工作中,哪一项才是他最感兴趣的呢?在中央要他从事广东青年团的整顿时,阮啸仙曾在信中透露:“实庵(即陈独秀——引者注)又要我做SY工夫,他说青年运动未有适合而且努力的人,我本不舍得劳工运动,想在劳工下级再混一混。但在事实上,确有如实庵所言,现在不得不勉强注全力于SY的工作,而劳工方面也要兼顾,因为我乐趣所在。” 可见,阮啸仙最感兴趣、最愿意投身其中的是工人运动,当时受命从事青年运动还是颇有些勉强的。

  然而,阮啸仙从事工人运动的时间并不长,从1922年秋毕业算起,到1923年5月,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全身心投身于工人运动当中的,1923年5月至1924年9月,他主要从事青年运动,只是偶尔兼顾工人运动。因此,满打满算,阮啸仙一生从事工人运动的时间也只不过两年左右而已。那么,在这两年时间里,阮啸仙在他所热爱的工人运动领域做出了什么成绩,又留下了哪些印迹呢?

  一、阮啸仙在工人运动理论方面的贡献

  阮啸仙在校期间,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进而对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处境有着更深的理解。1922年2月,他在《青年周刊》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资本主义今天的发展,完全是“征求生产剩余价值的收入”,因此,“资本主义一天未有打破,旧经济的组织一日未有铲除,则平民的痛苦也一天加紧一天”。 同年5月1日劳动节这天,阮啸仙发表了《“五一”运动略史》一文,对劳动节的由来及其发展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呼吁全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给中国劳工以新生命,全国劳工的携手机会也到了,‘五一’纪念的今日,就是全国劳工组合的庆典”。同时,阮啸仙还为劳动者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即“不是罢工、增薪、减时的问题,乃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问题。简言之,就是社会革命”。 这段论述,触及了工人运动的核心问题,让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通过罢工争取达到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目的,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工人斗争的终极目标就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乃至社会革命,一语道出了劳工问题的本质,对于教育、启发广大工人群众提高觉悟,增长见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5年5月,阮啸仙参加了全国工人代表团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团及广州各界群众联合举行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在这次会上,公开树起了“工农联合”的旗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而阮啸仙在其理论著作中,也注意到了工农联合的问题,并在党内较早系统阐述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等问题。阮啸仙号召工人:“希望我们工友大家与农民联合起来,向前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革命成功,是不难的了。” 不久,他再次指出:“工农是天然的同盟者。” 科学地阐明了工人必须与农民结合,才有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国民革命开始后,阮啸仙依然将工农视为最坚定的革命力量,他认为:“除了工农能够始终革命到底之外,其余各阶级时常有妥协的倾向……所以,在国民革命中,要有工农的联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革命意向的分析,已较为科学。此外,他还对工农联盟中工人与农民的各自地位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农民就是工人阶级长期奋斗的革命同盟者。” 突出了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将农民定位为革命的同盟者,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与后来党的理论家们对于工农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并无二致。

  此外,阮啸仙还懂得利用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并试图利用这一力量影响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促成国际工人阶级的大联合。1926年1月6日,阮啸仙参加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72次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其中重点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我国东三省,妄图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并要求大会通过决议,“领导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出兵并通电告日本无产阶级的工农兄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出兵”。 表明阮啸仙对工人运动理论的研究已颇为深入,且视角宽广,试图唤醒日本国内的工人阶级,起来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这在当时还是颇具有新意的想法。

  显然,阮啸仙对于工农联盟的理论认识是较为深入的,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对于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促成工农联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阮啸仙在工人运动实践方面的探索

  1922年秋,阮啸仙进入当时广东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和冯菊坡、周其鉴、刘尔崧等领导人通力合作,联络油业工会、车轮工会、革履工会、机织工会等团体,在广州惠福中路玉华坊中约二十号之二创办了“爱群通讯社”,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的公开活动机关,与各地工人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指导广东的各界劳工开展罢工斗争。同时,还出版《星期报》,对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进行宣传和报道,发行了《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等油印小册子,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宣传。在他们的组织发动下,广州的盐业工会、配兑工会、车磨玻璃工会和省港劳动同德工会广州分会先后建立起来,并改组了广州的酒业、米业、柴炭、碾谷、手车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到1923年春,成立了广东工会联合会,下属200多个工会组织,占全省工会的三分之一,扩大了广东工人的联合阵线,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3年5月,阮啸仙接受整顿广东青年团的任务,决心全力投入青年工作,但又不忍放弃工人运动,此时,“爱群通讯社”已被迫解散。为重新加强广东工人的联合,他搬入广东工人联合会会址——广州仙邻巷44号居住,在处理团的工作的同时,使自己更方便与下属工会联系,与工人打成一片。他还指派干部调查广州市建筑工会,并将建筑工会划分为五个片区(东关、西关、河南、老城、长堤)进行调查,每区派出工人干部两人,“以促工人跑上国民运动的战线上”。

  此外,利用任团广东区委书记的便利条件,阮啸仙发动青年团员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工人运动理论。阮啸仙还鼓励青年团员到各个工厂企业中去做调查研究,课题包括工人和工会的状况、男女工人的待遇及援助办法、工人的住宿问题等关系工人切身利益和生计的问题,不仅使青年团员有了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亲眼目睹了工人所遭受的苦难,而且让广东的工人提高了觉悟,增长了知识,有力地促进了工人智识的启蒙,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经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阮啸仙等人的多方联络与协调,1923年10月13日,广东各界代表在省教育厅召开了一次反对曹锟贿选的国民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广东的党、团组织外,还有来自广东各地及香港的工会组织代表共200多人,阮啸仙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显示出阮啸仙在粤港两地的工会组织中,拥有较高的威望。而他本人也对香港的工人运动相当关注,认为:“香港工业较为发达,工人甚多,直接被帝国主义榨取压迫之下,比之本国万感痛苦,同志应努力向劳动阶级宣传。”他还主张,在香港工厂中“扩充女工补习学校……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1924年2月,广东工会联合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二七”罢工和追悼列宁纪念大会,到会的有广东油业、建筑、辗谷、洋服、缝业、纸业、土墨工会及机器工人维持会、农工协会等11个工人团体的代表共1200多人。阮啸仙在会上作了《“二七”之前后事略及军阀摧残工人之残毒》的演讲,号召广大工人“追悼列宁及纪念‘二七’,须继续列宁及‘二七’死难工友未完之革命工作,努力奋斗,达到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方能争得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与民族独立”。

  当月,阮啸仙还以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身份,前往往东莞、新会、顺德、香港等地考察青年团的工作,开展学生运动。然而,他却始终未忘当地的劳工,在开展青年运动的同时,对工人运动开展的状况也较为关注,花费了不少心血。比如在顺德,他看到当地的工会组织人员来历不一,思想驳杂,即开始着手准备改组顺德总工会。他深入各个工会组织中,从每个工会中挑选富有革命精神的工人积极分子2人以上,然后向他们宣传工人团结斗争的必要性,获得这些积极分子的支持后,再召集各个工会原有的成员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改组,将富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吸收进工会,许多积极分子后来都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增强了当地工会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阮啸仙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不久,他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动员进步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当时,不少的工人都对国民党的革命性有所疑虑,害怕“工农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化,于阶级斗争不利”。针对这些担忧,阮啸仙耐心细致地做工人的工作,他认为,国民革命必须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完成,而只有大量进步工人、农民加入到国民党中,才能进一步加速国民党的革命化,“因为国民党未有群众,所以不能完成其历史的使命,正要造成群众的国民党才可能实行我们国民革命的决议案”。而且,广大工人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发生阶级的觉悟,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才有政治的觉悟”。 经过阮啸仙耐心的解释,许多工人群众打消了思想顾虑,纷纷加入了国民党,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对广大工人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国共合作实现后,阮啸仙作为团广东区委书记,根据国民党“一大”所制定的“扶助农工”政策,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有利形势,采取了几项主要措施。一是设立了团广东区委农工部,后改为农工运动委员会,直属团区委领导,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二是在一些工厂建立了工人教育机关,提高工人的革命理论和各方面素质,仅在建筑工会,就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8所,在顺德建立了青年工人俱乐部,此外,还在广东兵工厂建立了青年工人补习学校,学员达500多人。三是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共产党和青年团小组,专门开展基层工人、农民的工作,为国民革命的开展进行准备。

  1925年6月,广州、香港两地的工人为了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发动了省港大罢工。此时的阮啸仙已接受新任务,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主要致力于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但他仍时刻关注着工人运动的进展。23日,省港罢工工人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阮啸仙立即组织了广州市郊的农民数千人参加游行队伍,声援罢工工人。罢工期间,阮啸仙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指导罢工的具体事务上,他多次深入到罢工工人中间,发展演说,鼓舞工人斗志,号召他们坚持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1925年9月12日,阮啸仙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23次大会上作报告,要求广大工人不要孤军奋战,要与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倘农工能够实行联合起来,在前面的一切障碍物,都可把他铲除,中华民族一定可得到解放,国际帝国主义一定可打倒,省港罢工一定可得到胜利”。 1926年2月8日,阮啸仙代表省农会参加了广东各界慰问队,前往省港罢工委员会慰问罢工工人,了解罢工工人的思想及生活状况。慰问期间,阮啸仙还代表农会向罢工工人赠送了“民族解放先驱”、“反帝国主义健将”等锦旗,并表示:“全广东农人皆愿与工人携手,打倒帝国主义;沿海农民皆愿与工人合作封锁港口,以抵制帝国主义者。” 给罢工工人予莫大的精神支持。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人才,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罢工期间创办了劳动学院、劳动妇女学院以及各类工人补习学校,阮啸仙被聘为教员,讲授《农民运动》课程,深受工人欢迎。此后,广东党组织决定吸收部分表现积极的罢工工人进入党组织,便举办了培训班,对罢工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培训,阮啸仙也担负了培训班的授课与辅导任务,为培养工人运动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

  总之,阮啸仙作为广东工人阶级早期领导人之一,无论在工人运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为广东的工人运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提出工人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乃至社会革命,而不是为了增加工资等蝇头小利,同时他看到了工农联合的重要性,在党内较早提出了工农是天然的同盟者的主张,并初步认识到了国际工人阶级间的大联合的趋势。同时,阮啸仙长期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指导建立了广东部分行业的工会组织,实现了广东工会的大联合,成立了广东工会联合会,支持广东工人的罢工斗争,努力提高工人素质,培养工人运动干部,为广东工人运动的高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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