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伊始，广州就出现了严重的工人失业问题，失业人数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从广州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的，通过一系列举措，不但基本解决了工人失业问题，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稳定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为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失业问题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大量工人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

　　1、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使旧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帝国主义长期勾结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击和排挤民族工商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末期，面对已成定局的失败局面，蒋介石集团更加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强行将大批工厂机器和运输设备拆迁，将黄金银元和外汇储备全部带走。而此时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大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民族工商业面临灭顶之灾。据统计：失业现象最严重的是织布业、针织业、树胶业和火柴业等。织布业原有70多家工厂，针织业200多家，火柴14家，树胶业320家，当时全开工的各只剩1家，而且都是为军需局生产军用品，失业工人高达2万多人。

　　2、经济改组与市场秩序的整顿

　　广州过去是一所专供官僚资产阶级享乐的消费城市，商业畸形发展，以生产高级消费品和迷信品的工业、专供官僚地主阶级淫乐的服务业、以放高利贷和买空卖空专门投机的为目的金融业居多。广州的解放使得原有的服务业失去了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商号约3万多间，而休业歇业的共约100多间以上，分类统计有：旅业、京果海味，酒楼茶室、茶居粉面、百货、成药、金融银行、洗衣、疋头绸缎、戏院、屠猪等行业。

　　同时，中共广州市委还对工商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要把这个消费的城市扭转面向生产。除了对上述工商企业或服务业进行取缔和转产外，又对大批旧的企业机构进行整顿，落后的、生产过剩的工商业被淘汰。截止到1950年5月，烟草业全部厂数约22家，开工的只有3家，失业工人共1000人之多；榨油业工人总数1400人，失业900人；手工业原有工人数约1.3万人，失业的8300人；五金制品业全部厂数约百余间，开工的只有4间；机器业差不多全部停工；印刷业失业人数则约在1500人左右。 需要提出的是，由于当时正常的工商业暂时未能走向正轨，而长期的通货膨胀，又被港澳占领了整个市场，特别是在禁用港币之初，一般市民长期受伪币的影响，尚未对人民币确立信心，在这过渡期间，商业的暂时清淡是必然的。

　　3、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紧张

　　建国初期中央展开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斗争，对经济恢复和城乡人民生活的保障都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政策制定时过多考虑了国营工商业的发展，税收公债任务畸轻畸重，导致私营工商业负担过重。在政策执行中，一些干部带有私人情绪，明显歧视私营工商业，很少向资本家进行宣传教育，资本家不了解党的政策，从而加剧了公私关系矛盾。

　　另外，虽然解放后劳资关系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各行业的劳资关系仍然存在着很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工人由于长期受到剥削与压迫，一旦翻身，容易产生偏激的语言和行动，过早提出了“算旧账”、“反剥削”、甚至“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有的提出不合理的工资要求；有的把资方当作敌人谩骂、威胁。另一方面，资本家对我们的工商业政策不了解，怕分厂，以为迟早也是工人的，不如及早吃光，或者心存观望，不敢大胆投资生产事业。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私营工商业停产歇业，产生了大批失业工人。

　　4、交通破坏严重加之美帝禁运，阻碍了城乡交流和贸易往来

　　广州由于毗邻港澳，解放时间较晚，在解放初期仍有大批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利用国民党飞机进行轰炸或地面破坏我铁路、公路、桥梁、码头等公共设施，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实施经济封锁，使得原本外销的产品无法运出，滞留国内，加之当时三江水灾，使农村购买力大为降低，又因城乡关系尚未搞好，而有些商品又因为成本高，品质较差，无法在其他商场竞争，于是产品滞销，堆积。如织布业，过去产品多运销台湾、南洋一带，及广西湖南两省，目前既未有这个销售市场，而在港澳与南洋市场又无法与外货竞争，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产、倒闭，加重了工商业的困难。

　　二、广州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的具体举措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广州市委市政府主要从三方面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解决了解放初期由于经济恢复和改组而产生的大量失业现象。

　　（一）防止产生新的失业人员

　　1、包下来的政策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其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公开提出：“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给予维持。十分困难时，饭均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 根据中央的指示，广州市人民政府对愿意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旧人员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登记，随后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使他们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改变不良作风和陋习，使他们要求进步，起劲工作。这种包下来的政策，虽然看似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但是若未经过教育改造而直接进行遣散，如果他们衣食无着，国家也得救济，而且还容易导致社会混乱。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有利于国家经济的恢复。

　　2、以保护劳动达到发展生产为目的，正确处理公私、劳资关系

　　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尽量防止这些企业停工倒闭，造成工人失业。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广州市人民银行加大对私商的贷款力度并降低还贷利率，向市场投放了资金近2000亿元以上，帮助了20多个行业中的1千多家厂商解决了资金周转或经营上的困难。 市工商局在管理上放宽尺度，简化手续，与有关各国营贸易公司密切联系，调剂供求。而市内的各国营企业通过加工、换货、代销、委托加工、收购等方式解决了广州市私营工业目前生产上的困难，市百货公司调整了零售价与批发价的距离，使本市百货及粮食零售商获得较大的利润，增加了不少经营的信心。

　　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首先在各行各业普遍召开劳资协商会议，通过协商端正劳资关系；其次，敦促私营企业与工人签订集体合同或生产合同，以使劳资关系正常化。至于对个别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则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判刑，教育资本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工人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主动团结资方进行生产工作，有效的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3、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市场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交通断隔，城乡交流受阻，一方面是人民的购买力很高，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尤其十分迫切；另一方面是大城市里工业品存底丰厚，有充分满足人民需要的可能。因此，人民政府于1951年开展了城乡物资交流，由工商局设立工业器材、油粮、牲畜柴炭3个交易所，把分散在全市各主要工商行业和来自各地数以千计的批发商人零售商人小挑贩和农民等组织起来，当面进行交易。各种货样详细标明价钱、规格，公开买卖，自由议价。交易所又经常介绍关系，沟通有无，协助成交，因而缩短了商品流转过程，减少了许多商业纠纷，杜绝了买空卖空等投机行为。在国营经济领导，各合作社和私营企业鼎力协作下，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帮助了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

　　（二）采取措施，救济原有失业工人

　　对于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在1950年4月30日首都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提出：“既然某些经济事业的缩小、停工和转业是不可避免的。在各大城市中，在可能范围内，救济失业工人就是完全必要的。”“从来中国的政府是不救济失业工人的，而人民政府虽然今天还处在困难之中，对于失业工人就要规定并实行确实救济的办法。” 中共中央并于5月19日发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要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将“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列为当时八项任务之一” 。广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当时广州市失业工人的实际情况，成立了专门救济失业工人机构，把救济和安置相结合，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由1950年5月起至1952年底，有51000余名失业工人获得了救济。

　　1、紧急发放救济金粮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的精神和中南局的指示，失业救济粮款主要通过上级人民政府拨款、政府强制征收社会救济金和社会自愿捐助的方式获得。广州市在5月至7月间进行了紧急救济，主要的对象为一般家庭手工业失业者和三轮业者、码头工人等失业人员。一共救济了30339人，每人50市斤，共发出救济粮1516910市斤。 除一部份由救济站主持发放外，并委托各区人民政府代为发放。从8月份起则转为经常性救济，主要是针对老弱病残等生活特别困难又无法通过工作获得报酬的失业工人。

　　2、以工代赈

　　失业工人救济处为正确执行救济政策和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自1950年5月起，开始组织失业工人工赈队，到1952年底先后组织了132个中队。在失业工人救济处的领导下，工赈队参加了广州市各项较大的市政建设工程，如越秀山人民体育场、越秀公园、环市公路以至市郊的农田水利建设，获得了很大成绩。实行以工代赈，既解决了许多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使他们安心等待就业，又促进了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3、生产自救

　　小手工业者大都具有一定的技术专长，在自愿的原则下，市总工会生产部组织他们参加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或进行个体生产，从事陶瓷、小五金、针织、缝纫、制鞋等劳动。采取的主要形式为劳动部门从失业救济金中拨粮款给生产自救组织，他们自产自销或接受其他部门的加工订货，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归还贷款，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截止1952年8月，共组织了100多个生产自救单位，借出粮食356000斤，拨款300万元作为资金，容纳了2600多名失业工人。

　　4、转业训练

　　转业训练即进行技术训练，创造条件以便就业。要求必须根据国家目前经济建设的需要来进行。举办训练班以有出路为原则，在训练中，必须尽可能与用人单位订立合同，以便训练出来的人能得到安置。截止1952年底，广州市筹办了各种训练班，如：失业老师暑期进修班、行政干部训练班、失业女工训练班（两期）、师资训练班、邮电失业工人训练班、食品业失业工人训练班等。在程序上先是举办技术工人的训练班及知识分子的训练班，培养工人干部；其次是尽可能通过各业工会举办小型训练班，采取分散方式，给失业工人进行政治上和专业上的教育，使其能在再次就业后在工厂中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5、还乡生产

　　这项举措主要是在因经济改组而淘汰的行业中的失业工人（如橡胶业、手工业、三轮车等）和其他行业中文化程度较低又没有专业技术的失业工人中展开的。市委市政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大范围的宣传教育，大力动员这些失业人员还乡生产，支援农村的土地改革。通过工会与各县级人民政府取得联系，使其重视安置还乡工人的工作，保证他们能分得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并拨调了大笔款项作为资助他们还乡之用。因此，还乡工人抵达目的地后大都很快便得到了安置，迅速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去，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扩大就业，安置失业人员。

　　劳动局于1950年6月开始，就按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一面救济失业工人，一面帮助失业工人就业、转业。为了打开失业工人就业出路，加强职业介绍工作，于1950年10月成立了劳动介绍所等专业机构，并在11月14日发布的《关于介绍失业员工就业工作的决定》中对介绍失业人员就业做了部署：（1）凡在本市之公私营工商业有新设或扩大生意与营业单位需要招雇或增添职工时应将招雇职工人数、种类、条件、时间待遇等先向本局劳动介绍所接洽磋商确定用人事宜；（2）各招雇职工单位所需要的职工在同等条件下，劳动介绍所应先就登记失业之工人中介绍之，在同等条件下，烈军工属之失业工人有优先权；（3）复工复业之工厂、商店原曾在该业复工复业厂店工作者，因生产与营业发生困难时被遣散的职工有优先就业权；（4）各招工单位，自行招工时，必须向劳动局备案，并登报声明。 由于救济处、各产业工会和劳动介绍所的积极配合，一般失业工人及技术员工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后，大都获得介绍到本地的公私营工矿企业工作，部分技术员工则获得介绍到东北、西北、江西、云南等外省地方工作，截止1952年7月，共介绍了47181人就业或转业。

　　三、经验启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仅用了3年时间，就大体上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其成功经验对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城市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要建立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整体观点，促增长保稳定。失业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以及政权的稳定，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处理失业问题时始终坚持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全局设想，从实际出发，从当前要办能办的事着手，积极的发展生产和其他建设事业。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贫富差距过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我们应倡导“就业优先”的战略原则，将就业结构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系中，把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其次，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失业问题的解决是一件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广州毗邻港澳，有良好的华侨基础。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提出号召全市各界人民及华侨同胞踊跃捐款捐输，并通过政府文件向企业和在业工人征收失业工人救济基金，又通过会议、演讲、座谈等各种形式，广泛向人民群众宣传，使他们了解人民政府全面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政治意义，为劳动就业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同时更加注重对失业工人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旧职员、工赈队员、转业训练班以及回乡生产人员都要接受政治理论学习。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在业工人纷纷捐出自己的工资以支援国家救助失业工人，失业人员则亲身体会到广大在业职工对他们的无私援助，增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密切了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党和政府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法律法规来推进政策的贯彻落实，忽视了各级各业工会和新闻媒体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所应发挥的重大作用。

　　第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广开就业门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采取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三管齐下的方式，大力促进就业。人民政府通过包下来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的坚决贯彻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大力开展移民垦殖、整修土地、修筑道路、手工业生产、垦荒、植林、修水利、筑路等等办法活跃城乡经济，缓解劳资矛盾，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为失业人员扩大就业面的同时，又使私营工商业者了解了党的政策，拥护党的领导，积极扩大生产；使劳动者感受到党的关心与爱护，努力为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当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解决失业问题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许多政策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的特点，存在了一些弊端：第一，在安排就业方面有一定的盲目性，过于重视数量而忽视了实际需要，在农林业、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等方面就业门路不够宽，而是偏重于向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增人。第二，实行还乡生产,将城市失业人口向农村转移,这种通过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办法,但是后来却通过户籍制度将它固定下来,导致了我国城乡二元制模式的长期存在。第三，此时形成的劳动力招收调配工作统一归劳动部门负责的制度，虽在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满足了对劳动力的需要，但助长了以后我国劳动力统包统配制度，使劳动者养成了依赖政府分配的习惯，出现了政企不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