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陈炯明，一个是赫赫有名的民主斗士、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一个是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粤系军阀，两人虽然立场、地位迥异，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其人生轨迹产生过一段意味深长的交集，这种交集，从最初的惺惺相惜，到后来的短暂合作，最终分道扬镳，演绎了一段曲折的历史交往，而这一交往过程，又在客观上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政坛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现状，同时，也为那个年代党组织的成长环境与发展背景提供了别样的历史注脚。

　　（一）

　　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生于1879年，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生于1878年，两个年龄相差不大，而且都出生于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在长辈的压力之下，走上了参加科举求取功名的道路。1896年，陈独秀考中秀才，两年后的1898年，陈炯明也考中秀才。之后，两人都激愤于国内形势的危亡，放弃了旧式科举之路，告别妻儿及家乡的安逸生活，远赴他乡追求各自的理想。陈独秀到日本留学，陈炯明则到广州入读广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任秘书长，直至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来到上海，开始以手中的笔作武器，发表时评，宣扬思想革新，直至1915年创办开风气之先的《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陈炯明则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并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中担任副都督、代都督，并在二次革命中宣布广东独立，1916年在惠州附近成立了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参加护国运动，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1920年10月，陈炯明率军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占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成为孙中山所信赖的革命伙伴。

　　二次革命失败后，二陈的人生道路开始了各自的转折，陈独秀逐渐偏重于新思想的宣传和传播，而陈炯明则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并成为主政广东等地的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说，30岁之前，二陈无论从成长环境还是人生经历，都有颇多相似之处，而30岁以后，二陈的发展方向变得大相径庭，陈独秀更多注重思想文化的宣传和发动，并逐渐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陈炯明则成为一个地方实力派，在与孙中山的合作过程中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

　　陈炯明就任广东省省长后，决心从发展教育入手，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进而实现自己的“联省自治”理想。而要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关键在于创立一个独立的教育行政机关，因此，陈炯明撤销了由省长以政治性质委任的教育厅，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广东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最高之教育行政机关，纯粹教育事件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干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长也由委员会直接委任，因此，由谁来执掌教育委员会就显得尤为重要，此人必须是现有行政官员体系之外的人。陈炯明在一次学界集会上也主张“聘法、美大教育家与国内贤豪来广东，从根本上讨论研究，始收实效。” 1920年底，陈炯明向陈独秀发出了邀请，12月1 6日  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陈炯明表示同意，陈独秀遂由上海动身赴广州。

　　据陈炯明的老部下梁冰弦的回忆，陈炯明在漳州时，曾采纳梁的建议，拟聘请陈独秀到漳州充任教育局长，“去信上海挽人征其同意，旋得复称陈锐意办《新青年》……不欲他去”。 最终由梁冰弦任教育局长。为什么陈炯明一再邀请陈炯明来自己辖区兴办教育呢？事实上，在此之前，尽管两人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交情，两人至多只是慕名而神交而已，陈炯明之所以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除了看中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与日俱增的声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陈炯明对陈独秀的新教育思想极为推崇，二人的教育理念相当接近，因此，陈炯明才会邀请陈独秀前来主管教育，以便将新式的教育理念付诸实施。

　　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提出，新教育的方针应贯穿“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主张新教育的内容应包括“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1920年初，陈独秀再次提出新教育的精神，应包括“（一）教育要趋重社会；（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三）要讲究实际应用” 。是年底，陈独秀抵达广州后，曾将新教育分为以下三类：（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虽分期使其绝对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补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 。显然，陈独秀对于新教育的精神和方针是早已成型并不曾改变的，他的这些关于教育的思想和观点，都与重视教育、立志以新式教育改造广东的陈炯明不谋而合。

　　陈炯明作为新式军人，对教育颇为重视。1919年9月，陈炯明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认为“教育为国家根本事业，关系最大，头绪至繁，必先察酌情形，妥定计划，乃能措施得当，以应时势要求”，提出要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三者与陈独秀所提倡的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内涵基本相同，陈炯明还要求“推设半日半夜学校、社会教育，实行通俗讲演，编印白话报，筹设通俗图书馆和职业教育，推设乙种实业学校，筹设各种职工学校及工艺厂” 等，也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高度契合。在实践中，陈炯明也在经费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漳州时，为支持学校建设，“曾以千金助之”， 后到广州后，曾亲自为广州女子职业学校募捐，“思有以扩充该校，以为职业教育倡”。

　　而且，此时的陈炯明对陈独秀所追求的民主思想甚至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不陌生的，他甚至还与当时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苏俄有过多次接触，列宁于1920年就派信使波达波夫秘密抵达陈炯明当时的驻地漳州，与陈多次会谈，对其表示敬佩和鼓励。陈还在复列宁函中声称：“我更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将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 同年，陈炯明还发表《致旅俄中国工人弟兄书》，表达了建设强大共和国家的决心书，他号召旅俄的中国工人，“如能重回祖国传播俄国革命种子，则国人必起而共同奋斗，建立一崭新之社会主义中国。” 不论陈炯明此番表白是由衷之辞还是为获取军援而刻意为之，陈炯明思想上的进步趋向是有目共睹的，以此为基础，他对陈独秀所信仰的思想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也不会如保守军阀一般视陈独秀之流如洪水猛兽，这其实就构成了二陈日后交往的基础。总之，相似的出身和早年经历、教育思想的强烈共鸣以及政治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促成了陈独秀与陈炯明的渐行渐近，两个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人，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合作。

　　（二）

　　1920年12月底，陈独秀抵达广州，随即与维经斯基一起面见陈炯明，这是二陈第一次见面。陈炯明与一般武人不同，他颇有文采，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在工作、生活方面都相当严谨，因而，初次见面即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的良好印象，并敏锐地察觉到，陈炯明“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这应该也能部分代表陈独秀的看法。

　　当时，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本就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对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陈独秀早已神往多时，此刻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便都想一睹他的风采，遂要求各自的校长邀请陈独秀来做讲演。再加上省长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夸赞和宣传，各校校长便纷纷来到陈独秀的住处，极力邀请陈独秀，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来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本就想在广东开展教育革新，况且面对青年学生，因而有求必应，一一应承下来。1921年1～2月，他先后在广东高师、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广东省教育会、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和理发工会作多场演讲，而他在广东高师题为《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更是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更像是自己的施政演说。在演讲中，陈独秀再次诠释了他的新教育观点，即同“主观的、个人的、教训的”旧教育相比，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启发的”，“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 。陈炯明在获悉陈独秀的演讲内容后，大为赞赏，认为正好与自己的教育理想相合，便勉励陈独秀尽力实施其教育革新思想。

　　1921年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出任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总揽委员会事务。在陈炯明的支持下，陈独秀开始了具有进步性的教育改革。他先是针对广东当时相对混乱的教育现状，提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教育模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宣传和普通马克思主义，造就未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陈炯明对于宣讲员养成所的工作也给予多方关照，如1922年2月，因宣讲员养成所月底第一学期通俗班学生已毕业，第二期学生尚未招录完成，陈炯明亲自向各县县长发出训令，要求“唯尚有应由各县选送者，必须速令选送，庶免延误” 。二、首倡男女同校。陈独秀力排众议，在陈炯明的支持下，任用袁振英为省立一中校长，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招收女性插班生。三、创立注音字母教导团。四、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在他的倡议下，广州成立了机器工人夜校，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五、开办俄语学校，由维经斯基手下的工作人员米诺尔及其夫人担任教授，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这一系列措施既体现了陈独秀的新教育思想，又反映出他的社会主义教育观。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广东高校的学习风气焕然一新，混乱的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陈独秀为实施新教育而采取的措施和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使得广州保守势力异常恐慌，他们开始酝酿“驱陈”。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诬蔑陈独秀散播“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 ，对陈独秀进行诬蔑和攻击。正如3月17日《广东群报》一篇文章所言：“现在广东的空气，都充满着反对陈独秀的声音。” 不久，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为了回应反动势力的攻击，3月18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一文，声明从没有说过所谓的“禽兽学说”，并认为“广州底言论界及学生界都有辟这种谣言的责任” 。陈炯明十分信任陈独秀的所作所为，他对高师守旧派的呈文搁置不理，坚持原议，强调“所有省中各校当然受其管辖”。然而，陈炯明还是担心陈独秀为流言和诬蔑攻击所累，放不开施行新教育举措的手脚，与广东财政厅长古应芬商量后，决定增选委员，扩大教育委员会，“而免反对者成集矢于一人” 。此举既是对陈独秀的保护，也是对他的支持和信任。

　　然而，反对陈独秀的声浪不久再次高涨，1921年7月27日，旅沪粤人组成的“广肇公所”领衔致电广东，激烈批评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革新，认为“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 ，要求把陈独秀驱逐出粤。为跳出广东这个是非漩涡，再加上此前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党内同志急切希望他返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8月中旬，陈独秀向陈炯明请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此时尚在广西督师，闻讯即刻回电劝阻，希望陈独秀“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 并在陈独秀的辞呈上批下“该委员长真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谓辞职，应无庸议” 等语，未接受陈独秀的辞职。延至9月，陈独秀以治胃病名义请假返回上海，结束了他在广东历时9个余月的教育改革。陈独秀在广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广州的教育演讲，对广州的教育界、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他在广州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及俄语学校，冲击了保守、沉闷的教育体制；他尤其重视对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及社会教育，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革命的后备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促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

　　1922年5月初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参加了两个会议并起草了大部分会议文件。会议期间，陈独秀还在陈公博、陈秋霖以及陈炯明秘书黄居素的陪伴下，前往惠州陈炯明的司令部与之会面。那时，陈炯明因为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已经被孙中山免去除陆军总长以外的各项职务，退居惠州。陈独秀等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达惠州。

　　据梁冰弦的回忆，陈独秀至惠州见陈炯明，“劝竞存（即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陈炯明则“暗示他正怀疑马克斯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法则”  ，婉言拒绝了这一建议。无论此说是否确有其事，但陈独秀此行是以朋友的身份劝说陈炯明理智行事应能成立，这当中，既有陈独秀对陈炯明的敬重与私人情谊的成分，同样也有陈独秀自己的考虑，即他希望通过说服陈炯明与共产党合作，能使党获得一支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而据陈公博回忆，在去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到达司令部后，陈独秀看到陈炯明的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着一张张军事地图，便对陈公博说：“陈炯明不像下野样子……恐怕广东不免有事。” 未能说服陈炯明的陈独秀回到广州后，遂率领参加“团一大”的部分代表返回上海。这是陈独秀与陈炯明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他们的命运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陈独秀与陈炯明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合作愉快，在教育理念上相互欣赏、产生强烈共鸣，在私人关系上也相处融洽、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陈独秀对陈炯明在数次倒陈风潮中所给予的支持与理解一直心怀感激，陈独秀也用出色的工作回报了陈炯明的信任。因此，当陈独秀发觉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紧张时，才会连夜赶往惠州，苦劝陈炯明，这就是他们保持有良好私人关系的表现。

　　（三）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连夜登上永丰舰避难，孙陈彻底决裂。“六•一六”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各派政治力量众说纷纭，支持孙中山、抨击陈炯明者有之，同情陈炯明、批评孙中山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就包括陈独秀的好友胡适。对于此次事件，经过5月的惠州之行，陈独秀应该不会感到太过惊讶，只是此时陈独秀需要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次事件表明态度，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做出抉择。陈公博曾回忆，陈独秀从惠州回到广州后，曾对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是应当联孙，论力量是当联陈。”然后，“默然一回，说我们看罢”。 显然，此时陈独秀未下定决心在孙陈之间做何选择。

　　陈独秀尽管与陈炯明个人私交不错，但无论从共产国际的态度还是中共今后的结盟对象考虑，孙中山显然是比陈炯明理想得多也可靠得多的同盟者，正如陈独秀所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找不出一个比国民党更进步的人来” 。而且，高度评价孙中山“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 。因此，陈独秀多方权衡后，迅速做出了抉择，坚决反对陈炯明的行为，并批驳胡适等同情陈炯明者是“一个很大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 。

　　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选择，声明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背叛行为，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将断绝与陈炯明的一切联系，“陈独秀先生当即向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 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陈独秀遂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批判联省自治主张，指出：“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 其后，陈独秀还代表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陈因此退党），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的职务。

　　然而，广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甚至到了1922年底，马林在征询各地党组织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时仍然提到，“只有广州方面反对——因他们支持陈炯明” 。而实际上，“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 ，“以至‘二七’后中央移广东，广东同志始觉悟他们之错误。” 显然，广东党组织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违背中央指示，支持陈炯明，以致孙中山都抱怨：“广州的共产党人反对他……广州工会已经脱离了他。” 其中确实有陈独秀在广东时与陈炯明结下的良好关系有关。而且，当年陈独秀在创立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时，或多或少都借助了陈炯明的相关力量和资源，陈炯明也给予广州党组织以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尽量的方便，因此，广东党组织才会在中央明令支持孙中山后，依然保持与陈炯明的友好关系。这从一个侧面也能说明，陈独秀在广东期间与陈炯明维持了较好的关系，受其影响，广东党组织及工会与陈炯明的关系要好于孙中山。

　　“六•一六”事件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因此，孙中山决心与共产党合作，陈独秀亦在张继、林伯渠等陪同下拜见孙中山，随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联手合作，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此后，陈独秀将声讨的笔锋直接指向了陈炯明，先后发表《陈炯明与政局》、《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联省自治的下场》和《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对孙中山》等一系列文章，点名批评陈炯明及其联省自治主张，认为“陈炯明本是一个险滑的野心家” ，对陈炯明的言行大加鞭挞，并对其军事失利、步步退守极尽调侃讽刺，公开质问陈炯明，“到底为什么要反对中山先生？” 至此，二陈已成为两个阵营的政敌，陈独秀选择与孙中山站在一起，而与陈炯明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陈炯明对中国共产党及陈独秀，同样开始了反击。陈炯明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后，“党决定支持孙中山，不与陈炯明合作，停办‘群报’、‘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同时，“陈炯明叛变后，抱怨共产党没有与他合作，于是转而憎恨广东党组织。他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出版发行……广东党组织转入半公开半秘密活动。” 1923年，陈炯明被滇、桂、粤联军赶出广州，退守东江，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将陈炯明的残部打垮后，陈炯明避居香港，1933年在贫病交加中病故。据说，陈炯明晚年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有过反复，其旧部兼好友马育航曾称，陈 “晚年博览群书，而政治思想大变……近正编撰《统制生产》，内容系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由于陈所撰之《统制生产》直至其临死前都未能完成，仅通过他人的转述，尚无法确定。然而，即使陈炯明果然倾向社会主义，也不应太过诧异，因为早年他与苏俄就颇有渊源，其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过从甚密，或会受些影响，也未可知，由此看来，当年陈独秀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与陈炯明一样，陈独秀也逐渐淡出了政治的中心舞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领导岗位，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在贫病交加中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与陈炯明的晚年岁月同样极其相似，前半生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晚景却很凄凉，经济困顿，乏人问津。陈独秀与陈炯明过世后，因家计困顿，亦都草草安葬，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为其送行。之后，二人棺木都于数年后辗转迁返回乡，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在一片落莫中回到家乡安徽，1934年，陈炯明灵柩也在一片萧条中，归葬惠州西湖。不知冥冥之中，早年经历相似、壮年皆搅动时局、晚景又同样凄凉的二陈，会否同时感叹世事无常！

　　1922年5月惠州匆匆一别，陈独秀与陈炯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两人经历了同样曲折而又落寞的晚年，陈独秀一生重感情，尤其珍视朋友之情。但他与陈炯明，却从神交已久，到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朋友，再到反目成仇，直至各自凄凉离世，两人的命运都令人嘘唏不已。与其说这是陈独秀与陈炯明两个人的悲哀，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