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前，增城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富农所占有。据1951年89个乡调查，共有耕地391803亩，占人口10.1%的地主、富农占据了总耕地的27.1%、地主操纵的公尝田占有42.6%；贫雇农以及其他阶层占人口总数的89.9%，但仅占有总耕地的30.3%。从人均耕地统计，地主为5.28亩，贫农0.29亩，雇农0.15亩。有些地区的占有比例更为悬殊，如第七区的大墩乡，共有耕地4610亩，地主户227人，占有耕地3386亩，占全乡耕地73.5%，人均占14.9亩；贫农户1073人，只有耕地168亩，占全乡耕地的3.6%，人均0.15亩；雇农户118人，仅有耕地8.9亩，占全乡耕地0.2%，人均0.07亩。该乡地主人均占地相当于贫农的99.3倍，雇农的212.8倍。农民缺少或没有土地，为了生计，只有向地主、富农租地耕种和替他们打工，不少农户是全佃农。

　　地主、富农除雇请长短工外，其主要剥削形式还有以下几种：

　　（一）收取地租。地主、富农将耕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耕种，凭借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地租剥削有3种：一是实物地租。这种最为普遍。有定租，建国前，每亩水田年纳租谷，上等250～300斤，中等200～250斤，下等100～200斤（旧秤是司码担，100斤相当现在的120市斤，编者注）有分租，按当年收益，比例分成，一般是佃四业六或佃业各半。二是货币地租。多在旱地实行，建国前，每亩旱地年纳租金，上等5～6元（银元），中等3元，下等数毫至1元。三是劳役地租。承佃者给业主付出一定的劳动量，或耕作，或家务杂工，以抵偿部分或全部地租。

　　（二）高利贷。建国前，高利贷形式有3种。一是借粮还粮，借期是春借夏还，夏借秋还。本息有借一担还担半、一担还两担、一担还两担半的，最高的是借一还三。较为普遍的是采用“九出十三归”，即九斗借出，到期归还十三斗。二是借钱还钱。一般是月息3分，也有月息4分的，最高的是月息5分。三是利上加利，即是借粮或借钱到期无法偿还，本息合计作本金续借，若期满再不归还，以同样办法计算本金再续借，以此不断延续，直至债务人破产。其中也有暂不还本，只还利息的。以上几种借贷方式债务人通常要把自己的土地或房屋立据给债权人，以作清还债务的保证。

　　（三）买青苗。在青苗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无法养家，又无土地房屋抵押，只好出售青苗度荒，地主、富农则用相当于产值四五成的价格买下来。

　　（四）开当铺。穷人把土地、房屋或贵重衣物典押给“当铺”换钱，但典金很低，只有物价的二三成，典期一年、二年或三五年的，期满不赎回，即断典，财物归当铺所有。

　　建国前，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国民党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广大农民长年累月在贫困、饥饿、疾病中挣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严重地扼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推行了“二五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地主阶级凭借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的关系仍未被消除。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

　　增城解放以后，县委和县军管会大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388团，对潜伏和盘踞于增城境内的土匪特务进行全面清剿，坚决地镇压了一批与人民为敌的土匪、特务、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猖獗一时的匪特团伙全部瓦解，县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广大农村初步建立起乡、村基层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久，相继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些法令、通则和决定，是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文件，明确地规定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年10月28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学习和贯彻《土地改革法》，号召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准备工作，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奋斗。同月，副县长王国祥以及宋岳、卢章容等一批县区级干部，参加广东省土改工作团，赴龙川县进行土改试点工作。1951年3月龙川县土改试点工作结束，省土改工作队第一批队员来到增城。为有利于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县人民政府调整了农村行政区域，将全县32个大乡划分成105个小乡。5月，上级党委派中国人民解放军44军132师396团政委卢慎斋，率领部队干部支援增城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县委领导成员做了第一次调整，卢慎斋任县委第一书记。

　　1951年6月，全县进行土地改革运动。6月2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县委第二书记王达宏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完成一九五一年的土地改革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东江专员公署专员叶锋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当前要大力开展“八字运动”，即清匪反霸，退租退押。

　　6月5日，成立增城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简称土改委），县委第一书记兼任土改委主任，第二书记兼任副主任，县委委员都参加土改委，领导全县土改运动的开展。土改委设有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和调研组等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人民政府设立巡回法庭，审理在土改运动中发生的案件。土改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清匪反霸、退租退押（俗称“八字运动”）；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土地，分配斗争果实；第三阶段，土改复查，查田定产，颁发土地证，组织大生产。增城县的土改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共35个乡，人口95200多人，每个区选择3—5个乡作为先行点。县委、县土改委选择第一区的清燕乡，重点在隔水龙、中岗、金星村作为试点乡，地委与县委合作试点在陈桥头乡，先走一步，带动全面。第二批全面铺开，共有200800多人口。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分批分期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县委、县土改委共调集干部825人，其中解放军干部111人，省、地委派来干部31人，县、区、乡干部683人，组成强大的土改工作队，经过短期集训后，分赴广大农村开展工作。

　　在土改运动第一阶段中，工作队进驻农村后，坚决贯彻中央规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首先是进行调查摸底，摸清农村各阶层对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对土改运动的反应。二是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向广大群众宣传土改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忆苦思甜，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组成贫雇农核心小组，建立和健全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发动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土改第一阶段历时3个月，全县共计斗争地主恶霸分子410名，逮捕反革命分子197名，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近2000支，子弹10万发。获得退租退押果实600万斤稻谷，有14万名农民分到了果实。

　　7月28日，县土改运动试点清燕乡进入第二阶段，划阶级，没收征收土地，分配斗争果实。

　　9月7日，土改工作队干部712人集中县城进行“整队”，传达贯彻华南分局和东江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委第三书记容克作了题为《为纯洁巩固提高革命队伍而奋斗》的报告，在工作队内部开展批判“右”倾思想，清除了一些“思想不纯”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队员，纯洁队伍，为全县铺开土改运动第二阶段做准备。是月15日，县委第一书记卢慎斋作了题为《关于增城县八字运动的总结报告》，总结第一阶段工作，部署第二阶段工作的开展。10月上旬，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出席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258名代表，通报全县土改运动的情况。由于这一年秋天久不下雨，受旱农田很多，10月12日，县土改委发出《关于抗旱除虫救灾的紧急通知》，指出抗旱已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要求各级党政和土改工作队立刻组织群众抗旱。11月中下旬，全县各地连续下雨，禾苗受淹，低地成灾，高地稻谷出芽。县土改委于同月25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行秋收抢救工作。为此，增城的土改运动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在1951年冬开始，33个区试点乡先走一步，随后全县铺开。

　　土改第二阶段是整个运动的核心。经过八字运动以后，广大农民思想觉悟提高了，各乡村普遍建立和健全了贫雇农核心小组和农民协会，土改队有了依靠对象，工作开展起来比较顺利。第二阶段的主要步骤是：

　　（一）建立农村权力机构。

　　1952年春节后，土改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农民协会组织原则》和县土改委制订的《关于建立农协的工作计划》。以“八字运动”组织起来的贫雇农小组为基础，建立小乡农民协会，并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通过农民大会，选出乡农协委员组成贫雇农主席团，由县统一发下四方印、长条印和农会主席私章各一枚，原有的农民协会宣布取消。是年5月，全县有101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99个乡建立了贫雇农主席团，53个乡建立了乡政府，在土改期间，新组建的农民协会是农村的权力机构。

　　（二）划分阶级成分。

　　按照家庭人口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关系划分阶级，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准确地划分阶级成分，是土改运动的关键。1952年6月，土改工作队严格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县土改委《就划阶级中的一些问题指示》，首先组织农会骨干进行学习，明确划分阶级成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接着召开各种会议，原原本本地将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向农民解释，让每个农民特别是户主，清楚地知道划分阶级成分的唯一标准，是按照解放前三年（1947～1949年）家庭人口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关系，而并非按照生活质素、政治行为和为人好坏来判别。三是组织队伍对每户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进行调查，登记造册，交贫雇农小组、贫雇农主席团和土改工作队审查。四是由贫雇农主席团主持，召开农民大会，划分本村的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对一般的地主、富农，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法令的方式进行，不但农民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还允许地主本人进行申辩。对大地主、恶霸、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则采取开斗争大会的方式，发动群众控诉他们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行为，在政治上斗垮斗臭，并交由群众管制。罪恶严重的扣押法办，交土改巡回法庭审理。各乡村定为地主成分的，报区土改工作队审查批准，如果定为华侨地主成分的，再上报县土改委员会审查批准。定为地主分子的，交地方群众管制，对大致守法的中小地主分子，只训令其守法，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大地主、恶霸和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则采取特殊管制，按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申斥、斗争、罚劳役等处理，构成犯罪的，则扣押法办。但对不是地主分子的家庭成员，一律作人民对待，不用管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五是划分农民内部的阶级成分。由村贫雇农小组成员主持，分成小组，由户主自报家庭成分，通过群众公议，民主评定，贫雇农小组、农民协会、乡土改工作队共同审查，三榜公布，报上级审批。由于贫雇农都是依靠对象，中农及其他阶层都是团结对象，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工作队依靠农民骨干，深入做好思想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大多数乡村只花了15天左右时间便搞好。

　　（三）没收征收土地、生产资料、房屋和财产。

　　土改工作队依照国家的土地法令，结合本区乡的实际，具体制定没收、征收的具体原则、方法和注意事项。没收、征收的主要对象是地主的土地和公尝田以及富农出租的土地，在具体做法上，以小乡为单位，成立清查委员会，按照“先处理土地，后处理耕牛、农具、房屋、粮食、财物”的顺序，逐一清点造册入库。由于过去的土地契据都掌握在业主手里，各地隐瞒田亩数相当普遍，为较公平分配土地，没收征收土地以后，各小乡都组织丈田队伍，重新丈量土地面积，按土名分区绘制成图，逐一把土地实际田亩记录下来。据统计，全县已进行土改的89个乡当中，土改前有耕地面积391803亩，经丈量核实为404312亩，共增加了12509亩。其中没收、征收的耕地有274593亩，耕牛4023头，大小农具88815件，房屋21227间，经济果实折谷300599担，家具515844件。

　　（四）分配斗争果实。

　　分配斗争果实包括没收征收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财物等，最主要的工作是分配土地。在分配过程中，土改工作队严格执行县土改委有关规定，以小乡为分配单位，按田亩、产量进行分配。分配的原则是“原耕基础，抽肥补瘦，自报公议”。目的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变动，有利生产。分配的次序是先满足雇农、贫农的需要，适当照顾中农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同一阶级范围的，抽签定先后，提倡天下农民一家亲，干部带好头，互让互谅。对于地主及其家庭成员，同样按其人口分配土地，促使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至于耕牛、农具、房屋和财物的分配，分配原则是“先无后缺”，最后是富农和地主，不搞平均分配，尽量做到皆大欢喜。

　　1952年11月中旬，县委召开县委委员和区委书记会议，决定集中县土改工作队和县直属机关干部共923人进行整队，清除贪污腐化，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人员，在这个基础上，评功选模，建党建团，提拔干部，转入土改复查。12月6日，卢慎斋代表县委、土改委作题为《增城县土改基本总结与今后复查工作的报告》，全县土地改革运动第二阶段基本结束，胜利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土地改革运动的第三阶段，主要是进行总结复查，组织农业大生产。1953年1月初，土改复查的8个试点乡已转入第二步工作，元月31日—2月4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乡、村干部358人，土改工作队干部101人，会议主要是总结土改复查试点工作经验，培训土改复查工作队伍，部署下阶段的土改复查工作。会上，对土改工作队人员进行调整，乡土改工作组组长以上干部互相对调，一般不在原负责的土改乡搞复查；一般土改队队员，不在原开展土改的村里进行复查。各乡政府和农会主席，回本乡配合土改工作队开展运动。会议结束，土改复查工作全面铺开，主要分以下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

　　土改工作队按照县委、土改委的工作部署，深入农村宣传，讲清楚土改复查的重要意义、土改复查的内容和做法。2月15日，县委发出《关于结合复查运动建立宣传网的指示》，指出教育农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各区应在土改复查时建立宣传组、读报组，以此教育农民。为此，各乡村普遍办起了宣传墙报、识字夜校，帮助农民读书识字，学习时事政治和生产技术。

　　（二）查阶级，处理遗留问题。

　　主要做法是对地主分子分“守法、半守法、不守法”三种类别进行排队。首先是把地富分子召集一起，进行自报和互评，再由乡农民协会进行审查。对查实有破坏活动的不法分子，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教育广大农民克服太平麻痹思想，树立敌情观念，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对于错划、漏划成分的，给予修正，如果有漏划的要补划，划错的要纠正，总的原则是不要扩大打击面。例如第七区的下境村，通过自评、互评和评审，认定守法的地富分子为30%，半守法的占57%，不法的有13%。通过评审以后，农会对不法的地富分子加强了管制，强迫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改造自己，但不强迫他们做无偿劳动。第一区的廖村乡，通过复查，发现了40户地主成分之中，错划了6户，其中1户为富农，2户为中农，3户为游民，土改工作队及时上报复核，给予纠正。

　　（三）查田定产，颁发土地证书。

　　土改工作队按照县委《关于丈田发证工作意见》的要求，一是宣传发动，做好思想动员，端正思想认识。二是组织丈田队伍，进行培训教育。三是依靠乡村和农会干部，以乡为单位全面铺开查田定产工作，做册上报。通过查田定产，全县有定产耕地708320亩，分为20个等级，定产折合稻谷280.81万担。四是召开村民大会，颁发盖有增城县人民政府印章的新的土地和房屋所有证，当众销毁旧的土地契、屋契、债券等旧契据，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分得的土地和房屋所有权。群众鸣放鞭炮，舞着醒狮，欢庆千年土地还家。

　　4月20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宣布增城县土改运动胜利结束，全面转向生产建设，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增产运动。

　　增城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1年零10个月，由于是以小乡为单位分期分批进行，每个小乡实质性的改革运动时间大约只有七八个月。土改成绩是显著的，对全县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而且深远的影响。

　　（一）土改胜利完成，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也翻了身，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耕牛、农具，农村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分得一份，取得了经济独立的地位，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革命性和生产积极性，农村中到处呈现一派崭新的面貌。劳动生产光荣、剥削可耻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大多数农民全力以赴投入到生产中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改完成的头一年，虽然全县遭遇特大洪水，共淹农田20万亩，受灾人口达11万人，但水稻总产仍达127363吨，比1949年增产1738吨，增1.4%。原农村中的二流懒汉、赌徒，大都改邪归正，参加生产劳动，凭劳动吃饭。勤劳的农民，大量垦荒种植，增加生产，创造财富，提高购买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通过土改，彻底摧毁了农村封建统治，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建立和健全了农村基层组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土改运动中，全县有800多名干部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他们经过了工作实践锻炼，改变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共产党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空前高涨。农民代表大会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农村的重大问题都通过农民代表大会讨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和乡人民政府，行使对农村的行政管理权，全县共有1658名农民骨干，通过群众选举当上了农会干部和乡政府干部。农村基层的党、团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1953年，共吸收了286名新党员，成立了31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发展了1800多名青年团员，建立了94个团支部。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农民协会、民兵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全县有农会会员71492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5%，参加民兵组织的有7979人，共培养贫雇农组长和民兵班长8616名，涌现出土改积极分子11260人，占农村总人口4.2%。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农村的政治体制，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村变成了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农村，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

　　（三）农民学文化、学时事政治，爱国热情普遍提高。翻身农民渴望劳动发家，生产致富，迫切要求学文化，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新技术。在党的指引下，各个乡村普遍开办了农民学校，组织文化俱乐部。在土改运动中，农民上民校，上俱乐部，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时事政治，唱革命歌曲，排演粤剧、山歌剧，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蔚然成风。在生产上，农民学习农业新技术，引进了一批农业新品种，学会了使用化肥，开展水稻小株密植和晒田实验等。这些变化，虽然是农村文化变化的开端，然而，却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土地改革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在增城，存在主要问题是土改工作队先后两次“整队”，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一批干部受到批判，有的还受到处分，导致在工作中也出现“左”的偏差，把一些华侨、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经营者、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阶级成分，例如福和乡，错划为地主的有19户，错划为富农的有16户。这些误伤，一部分已在土改复查中给予纠正，一部分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