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狂飙突起，恰逢此时，席卷全国的水旱灾害又不期而至，由此导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普遍困难。为了应对暂时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发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下到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中央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技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工业七十条”，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了六十年代前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广州市也积极贯彻中央的各项调整政策，制订了符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全面展开了对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的调整。

　　广州市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本文拟局限在1961年～1965年这5年时间里来加以阐述。理由在于，有关经济调整方面的措施及成果在这5年中最为显著，1961年之前的调整只是限于个别领域的零星措施，并未在全党形成共识。广州市委批转市计委《广州市国民经济调整规划》中，也将1961年作为调整的起点，认为：“1961年，本市国民经济各部门，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①]同样，1966年的前5个月一般也归入经济调整时期，但考虑到这一阶段广州市在经济领域里的调整动作并不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等多项思想政治领域的活动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有关经济调整方面的措施乏善可陈，而且至1965年底经济调整多项指标已达历史新高，可以说调整任务已基本完成，因此，本文的上限定在1961年初，下限则至1965年底。对于这5年，本文也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来分别叙述，即前两年的初步调整和后三年的继续调整，这种分段叙述一方面是为了写作的方便，另一方面也在于两个时间段内的调整思路略有不同，前两年可称作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初步而全面的调整、巩固，而后三年则是对国民经济的重点经济部门如农业、工业中的重点领域进行有重点、有层次的充实和提高，应该说两个阶段还是各有侧重的。而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前提和基础，调查研究运动理应作为本文的开篇：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准备：调查研究运动的开展。

　　1961年1月29、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了解情况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两篇重要社论，要求各地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广州市委随即于1月31日召开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工作组会议，对如何开展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认真加强对全市基本情况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市委决定，全市调查两个公社，一是荔湾区秀丽公社，由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秘书长王炎光负责；一个是越秀区大塘人民公社，由侯富山、罗培元负责。这两个公社调查工作组，必须在2月1日下到重点社，立即开始工作，春节前为初步调查研究阶段，春节后再搞半个月，在3月初写出调查研究报告。市委同时要求，在进行重点社的系统调查的同时，各区还要开展面的情况调查。

　　几乎与此同时，市委其它调查工作组也迅速成立，并下到各条战线上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有：工业系统，以广州第一重型机器厂、友光布厂、源裕隆化工厂、新中国机器厂、侨光制药厂等五个厂为调查重点，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焦林义负责；交通运输系统，由市委书记处书记曾志领导，开展全行业的调查研究；财贸系统，主要调查两个肉菜市场（一是海珠市场、一是下九市场）、一间中等饮食行业商店、一间服务行业企业（包括理发、缝纫）、公私合营美华百货商店和一间小型日用百货商店共六个点，着重调查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商业网的调整、商业管理体制等问题，由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市委常委杜祯祥负责；文教卫生系统，主要调查一间大学、三间中学（好的、中等的、差的）、二至三间小学（区办的、直属的、民办的）、二至三间医院（其中先行集中力量搞好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曾生、副市长钟明负责；统战工作方面，主要开展调查一个民主党派的阶级关系，重新排出民主党派左、中、右的政治情况，由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具体领导；郊区人民公社方面，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梁湘领导，调查两个生产大队。[②]我们能够发现，当时广州市委所有的在职书记和正副市长都至少有一项调查研究任务，几乎所有的市委常委都下到基层，响应中央号召，切实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3月1日，广州市委拟定了《集中力量，抓住重点，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方案》，提出要重点开展对工厂、学校、街道（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研究活动，做好工人、知识分子和街道居民的工作。全市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市委统一领导，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秘书长王炎光具体负责，各条战线上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各条战线的主管书记挂帅，组织力量，根据这个总方案的精神，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具体的调查研究提纲。该方案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③]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广州，与各大区、省、市的第一把手共商大计，力图扭转国家的困难局面。3月23日，会议的最后一天，为了继续给调查研究工作升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号召各地党员干部下乡了解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解决各地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次会议还起草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是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近三年来，中央制订了第一部有关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针对城乡人民公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关的政策调整，对于缓解当时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弊端，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的同时，历时近一个月的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也开幕了，正如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在讲话中所说的，市委召开这次三级干部会议，是为了传达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总结连续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贯彻党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根本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广州市的整个工作推向更高的阶段。4月1日，广东省省长陈郁在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点强调了调查研究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是毛主席领导的党的工作以来的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不做调查研究，就会情况不明。过去我们犯的错误和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做好调查研究。要做好调查研究，就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走群众路线，以同志式的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甘心当小学生来进行调查研究。”[④]

　　1961年4月10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临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提议将这次会议改为动员调查研究的会议。显然，不久前在广州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对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视，也影响到了与会的陶铸。他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主席今年六十多岁了，还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我们就更应该赶快下去，真正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一学，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光坐在上面做官了。他把调查研究工作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要求全体与会干部在会议结束后，下去搞一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针对广州市的实际情况，陶铸认为，“现在城市存在的问题不少，市委开这次会议来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好的。但是要解决的问题多的很，如何下手？主要问题是什么？应该首先摸透，抓住主要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要把问题摸透，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去搞调查研究。显然，陶铸的到来使三级干部会议的方向为之一转，会议的初衷，本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贯彻中央的经济调整政策。但在陶铸看来，“到底这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据武成同志讲，也还不那么明确。为什么不明确呢？就是情况摸的还不深。”因此，他希望广州市不要急功近利，而应先下去做深入充分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再来商讨有关经济调查的具体政策。这次会议，“叫做调查研究工作动员会议也可以，叫做提问题的会议也可以。”[⑤]毫无疑问，陶铸的提议是很有见地的，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一个长时期的积累与准备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下基层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更科学的政策调整。经过中南局、广东省领导陶铸、陈郁的一番动员，广州市调查研究的热潮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1961年4月28日，广州市委再次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包括大厂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做好调查研究，每年一定要有几次或者3～4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放下架子，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在此基础上，每年至少写出两篇较有份量的、有材料、有分析、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调查报告。一场前所未有的调查研究热潮由此在广州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7月，市委总结了上半年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效，认为必须进一步开展城市工作问题的调查，并计划按照中央的模式，在7月底以来，用半个月至二十天的时间，集中力量，进一步做深入、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广州市工作问题的纲要性“十几条”。如分别草拟出“工业工作几十条”、“商业工作几十条”、“街道工作条例”等文件。为此，市委组成了若干个调查组，着重调查以下六个行业的情况：工业方面，派出两个调查组，重点调查新中国机器厂和益丰搪瓷厂，分别由市委副秘书长刑刚明、江祯祥任组长；商业和服务业方面，派出由樊志刚和赵毅任组长的两个调查组；手工业方面，组成由林步云、江胜彪任正副组长的调查组，作蹲点调查；街道工作方面，派出调查组到越秀区大塘公社进行典型调查，由市委秘书长王炎光任组长；学校工作方面，黄明达、万骥领导的调查组以第十一中学为重点，进行蹲点调查；综合研究方面，由市委常务书记焦林义挂帅，组织一个综合研究组，负责各条战线上的调查成果，草拟“城市工作问题十几条”。[⑥]不久，市委又发出了《关于组织全市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轮流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委高干班8月份起暂停办，从现在起到9月中旬，各部、委及各局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正、副职），“应毫无例外地分期分批轮流深入到一个基层单位，真正蹲下来，至少进行半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各部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法”。[⑦]

　　不难发现，广州市经济调整的第一步——调查研究工作，是做得务实而有成效的，调查研究的覆盖范围广，包括了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领域等等方面，参加调查的人员配置也是高规格的，市委、市人委的领导都亲自参与，成效显著。找到了前几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症结所在，诸如城乡人民公社、城市工商业、手工业、文教领域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充分暴露，引起了市委、市人委的高度重视，这对于下一步具体解决问题，无疑是富有价值的。总之，广州市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于贯彻中央的决策是很坚决的，同时，也为之后的经济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1961～1962年）

　　就是调查研究的热潮在广州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经济领域的调整也已拉开了帷幕。1961年4月26日，广州市委发出《关于安排广州市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意见》，在肯定前一年工作巨大成绩的前提下，同时认为1960年的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摊子摆得过大，计划指标偏高，任务要求过急，层层加码，计划多变，对于国民经济中农业的基础地位体会不深，导致了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说，以上这些反思还是很深刻的。根据中央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州市1961年的安排原则是：大力支援农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安排好人民的经济生活，保证市场稳定；调整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充实薄弱环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61年的工作计划就显得理性得多了,农副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略有上调，工业生产指标都相应作了下调，确定全市1961年工业总产值为18亿元，相当于1960年总产值的92.29%，钢产量指标也有所下降。在全力支援农业的方针指导下，1961年计划的农用机械、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及日用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地提高，如化肥产量要达到前一年的五倍多，农药的产量也计划增长2～3倍。[⑧]

　　7月，市委召开城市工作问题调查汇报会议，会议指出，几年来，广州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若干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国民经济建设上速度过快；重工业发展过多，没有认真执行“农轻重”的方针；所有制改变过急，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产生了平均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企业单位规模过大；同时，对群众生活不够关心，民主作风、群众作风、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普遍削弱，损害了职工群众和非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会议提出了广州市今后的建设方针，即建成一个具有一定重工业基础、轻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我们有理由认为，市委已经找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这为广州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指明了方向。

　　（一）对农业的初步调整。

　　对农业的调整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的，即制止“共产风”、清理社队企业；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力图纠正人民公社中以“共产风”为中心的不良风气。广州市也随即开始了相关政策的调整，11日，市委就批转了市农委《关于三元里公社整风整社运动试点情况》、《关于堵塞“共产风”漏洞、贯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清理“共产风”中若干政策界限的规定》等三份报告，针对市郊农村“共产风”严重的实际情况，决定部分取消供给制、解散局部公共食堂，恢复三级所有制，坚持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4日，市委又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指示》，要求城市的整风整社运动，要切实改变干部的作风，彻底反掉“共产风”、命令风和浮夸风，克服官僚主义，制止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整顿提高现有的社办企业事业。经过试点，1961年春开始，整风整社工作在全市城乡人民公社中全面开展，抽调得力干部组织了农村、城市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领导小组，由书记或副书记亲自挂帅。

　　整风整社运动的铺开，充分暴露了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共产风”最为严重。市委于1961年5月13日批转了市委城市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领导小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清理“共产风”的若干政策界线的初步规定》，指出：广州城市人民公社从1958年至1960年都刮过“共产风”，以大办街道工业和大炼钢铁及1960年全面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最严重，没有坚决执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违反了党对城市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方针政策，搞了“一平、二调、三捐、四借、五占”。因而，《规定》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12条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的各种经济关系，认真克服平均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全市的退赔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据统计，广州市的平调总额为3.239万元，经过运动清算出2.739万元，占总数的84.6%；已退赔1.834万元，占平调总额的56.62%。[⑨]在纠正“共产风”的过程中，干部作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力地克服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初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逐步好转。

　　对于“大跃进”时期蜂拥而起的社队企业，广州市也进行了清理。对于亏损严重的企业和靠“共产风”刮来的企业，实行变卖厂房设备，破产退赔的政策。同时，为了限制社队企业的发展，抽调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农业生产，1962年6月，广州市委农村工作部提出了“停办、下放、转业、代替、收回”等五条处理办法，精简了大批公社或大队办的企业。同年9月，根据中央关于目前公社工业一般“不宜继续办下去”的指示精神，市委批转压缩人口办公室、农村部《关于进一步调整农村、大队企业的意见》，规定今后公社、大队一般不办企业，对现有企业采取关停、下放、转让、上交国营的办法进行调整，大队企业一般都要关停和下放生产队或转为社员家庭副业或手工业生产。

　　为了解决公社中基本核算单位过大，导致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的状况，中央在广州工作会议上，就对社队规模过大的问题达成了共识，认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过大，将对执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带来不小的困难，有代表还曾形象地描述：生产大队的规模应该是“转半天，跑到边，干部群众都方便”。生产队的规模应该是“望得到，喊得应，看得清，管得了”。[⑩]由于得到了与会者的集体赞同，因而，广州会议后，缩小社队规模的工作比较顺利地得以贯彻实施，广州市1962年2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原有的1379个大队调整为1388个，9000个生产队调整为10448个。同时，为了有效地杜绝公社中平均主义现象，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无疑，这对于解决人民公社中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遏制“共产风”的泛滥都有着很好的作用，使基层单位在所有权、使用权、生产权和分配权上得到统一，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单位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对工业的初步调整

　　广州市是全省的工业基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工业建设领域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正如1961年8月10日市委制定的《广州市的建设方针与工作问题（草案）》中所说的：广州工业建设中存在基本建设贪大贪多，战线过长；生产上管理混乱；分配收入存在着平均主义；对职工生活关心甚为不够，以致停产，资金积压，企业亏损，质量下降，职工生活下降，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由此看来，工业战线上的调整更为任重而道远！根据广州工业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市委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对症下药，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办法：

　　第一，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1年7月的城市工作问题调查汇报会议上就提出，今后的建设方针是将广州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重工业基础的、轻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根据这一定位，市委重新调整了工业布局，对原有的重化工业进行了重大调整，关、停、并、转了一批重工业企业。如冶金工业规模得到适当控制，原来在“大跃进”期间建立起来的钢铁企业，除了保留广州钢铁厂、山村钢铁厂外，其余都下马或转产，其中，八一钢铁厂建于1958年7月，1961年6月关闭；石井钢铁厂也被撤消。同时，将部分企业搬出广州，迁往外省或其它地、市，大大压缩了企业规模。据统计，1962年广州市的工业企业比上年减少了62户，比1960年减少了421户，是1960年全市工业企业总数3180户的13.55%。经过调整，保留下来的企业基本都属于全市的骨干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基本与当时的农业和燃料、动力的负担能力相适应。[11]

　　第二，调整劳动工资制，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从1961年开始，广州市直企业逐步恢复和扩大了“大跃进”期间取消的计件工资制，是年，市直属单位实行计件工资制的职工人数上升到14700人。1962年，根据机电、纺织、轻工、交通运输等8个主管局统计，实行计件工资的有32584人，占生产人数133467人的24.41%，其中，交通运输系统最高，达87%，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人数也逐渐回升，1961年约有2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0%。[12]

　　另外，作为工资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奖励制度也从1958年实行的“跃进奖”改行单项奖和综合奖并行的制度。单项奖一般以完成可以统计、核算的经济指标或解决生产关键问题而设，据1962年对重工、化工和纺织三个局287家工厂调查，有15%的企业实行单项奖，工人得奖面一般为60～85%，人均月奖金为5～7元。[13]综合奖则是根据劳动态度、生产成绩而设置的，根据1961年6月市委制定的《关于改进工业、交通、基建企业现行有关奖励制度的意见》规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部门职工可实行单项奖和综合奖并行制度，按行业不同，每季度奖金占职工月标准工资的18～25%之间。当年，广州市综合奖进一步发展为“三包一奖”或“四包一奖”，即包产量、质量、节约、安全，超额有奖。[14]

　　此外，根据中南局的指示，广州市从1961年11月至1962年第一季，对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企业职工进行了一次地方性调整工资，调整的重点是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这次地方性调整工资，获益的职工共310209人，调整后每月增加工资131.34万元，工资水平比1960年提高了7.08%。通过以上多种形式，在现有条件下，千方百计多渠道增加工人收入，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大力精简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自从中央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由于各地大搞基本建设，开发矿山，发展以煤、钢等为中心的重工业生产，对工人数量的要求剧增，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粮食及日常用品供应的包袱，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更为明显。陈云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三年来我们招收职工二千五百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亿三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因此，他提出：“凡是近三年来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15] 6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贯彻全力支援农业的精神，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同日，广州市人委印发了《关于压缩人口的范围、界线、去向和有关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要求凡在1958年1月以后来市的社会人口、职工家属及从农村中招来的新职工，应动员其回原籍；停工、半停工企业的职工另做其他安排或参加国营农场。至1961年8月底，全市共精简87225人，其中已离市56966人，占精简总数的65%，已离市者去向主要为：回原藉者31249人，参军11231人，退职退休回乡202人，到茂名顶替342人，到国营农场6434人，到其他城镇1919人，迁出港澳人，迁走五类分子1800人，其他迁出1958人。至11月底，全市共动员外迁人口12.16万人，其中职工5.89万人。[16]

　　1962年，市人委对此又做出新规定，要求凡在1958年1月1日以后由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体劳动者、小商贩转为国营企业职工的，原则上退回；由农村人民公社转到国营农场的农民，也应退回；一些1957年底前住在本市的无固定职业人员，应尽可能动员其回乡。1962年，全市实际压缩国家职工4.6万人，两年来，全市共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17.39万人，而在1960～1963年间，广州地区共精简职工24.6万。在职工人的减少，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工人的收入了有了一定的提高，据统计，1962年全市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1960年提高了8.03%，工资总额却减少了6649.35万元，1962年的劳动生产率比上一年提高了19.2%。[17]

　　大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减少了城镇粮食的供应量，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强了农业战线，切切实实地贯彻了中央提出的全力支援农业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对于工业而言，机构的精简和冗员的淘汰，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省了国营企业的开支，这对于发展工业，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文教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直至“大跃进”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起来，使科研、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大批业务人员、学校师生由于参加各种运动，打乱了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许多知识分子作为文教领域的业务骨干，受到了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地对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外，由于文教部门、尤其是中、高等院校增长过快，已超过了广州市的财政负担能力，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1年以后，市委开始对文教领域进行调整，首先从政治思想入手，加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提高工作质量，做到党政适当分工，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小学则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小学中党组织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和监督教学任务的完成；有党委的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教务处，把教务工作和总务工作分开，以加强教学工作，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少受政治运动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广州市继续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学术、艺术问题上，坚决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分开。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肯定了我国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陈毅副总理也作了深入人心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给广大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鼓舞。广州市也迅速将本次会议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注意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另外，市委对学校进行了合理的调整。省、市所办的高等学校，如有重复，作适当合并，或将市属院校撤消，原有的中学基本保留，同时整顿民办中学，办得好的可以适当保留，办得不好的则停办或改组。停办、合并、压缩市纺织、轻工、农技、园艺等15所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将广东水电学院、广州轻工业学院、广州高等工业学校合并为广州工学院；广州师院合并到广东师院；停办广州农学院。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明确了文教发展的方向，精简了机构，减轻了财政负担，同时，提高了文化教育战线队伍的凝聚力，对于调整文化教育系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对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初期，广州市的财政收支依然严重不平衡。具体而言，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的支出减少，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所占的比重却日益增大，已由“大跃进”期间的7%上升到26.82%。行政管理费用的不断增加，无疑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市财政雪上加霜，也成为影响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减少行政开支，就成为下一步调整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1962年起，广州市就开始着手精简机构，经过大规模的行政机构调整，全市的行政编制由18000名下降至11317名，减少了6691名，占全市机关干部的37.15%，约占全市人口的4.7%，其幅度不可谓不大。精简后的市委机构设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工业交通部、财贸部、农村部、统战部、监委和党校；撤消街道工作部，交建部与工业交通部合并，文教部与宣传部合并。市人委机构下设生产、基建、财贸、政法、农业、文教5个办公室，其他委员会保留。原有的5个工业局调整为4个，即轻工、纺织、化工、重工局，机电局并入重工局。原有农业3个局调整为1个局，即保留农林水利局，撤消农垦局和水产局。撤消物价局、监察局。对于市属区、县设置，重新做了调整，将黄埔、芳村和江村3个郊区合并为1个区，称郊区。同时，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精简。仅1962年，广州市的行政费用开支即由上一年的1926.9万元降至1712.3万元，1963年进一步降到了1693万元，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分别由26.82%下降为24.98%和13.93%，[18]为扭转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做出了贡献。

　　经过两年来的调整，到1962年，广州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得到了优化，农、轻、重比例由1960年的6.6：62.6：30.8调整为13.5：64.7：21.8。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由1960年的9.34：64.17：26.49调整至1962年的17.07：51.44：31.49。1958年被改组合并的1526户手工业合作社，到1962年恢复为1060户，1962年全市城镇人口比1960年减少了6.9万人（迁出人口与出生人口及迁入人口相抵），职工人数则比1960年压缩了16.22人，其中工业部门压减12.32万人，全市基本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755个压缩为306个减少了一半多，基建投资总额由1960年的3.04亿元压缩至6810.8万元。[19]1962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41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0.89亿元，财政收入4.35亿元，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8.54%，[20]农业生产也改变了前几年连续下降的状况。种种迹象及统计数字都表明，经过两年来的艰苦努力，农业战线得到了一定的加强，产值有所提高，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都有了很大的削减，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都得到较大幅度地压缩，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机构人员也大为减少，收支的不平衡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财政收支略有节余，市财政压力有所减轻，两年来的调整已初见成效。然而，另一方面，虽然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只表明严重困难局面有所好转，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然而，从整个经济状况来看，整个国民经济尚未根本好转，国家经济实力尚未完全恢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给经济、社会、文教等诸多方面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消除，市场供应情况也未根本好转，物资供应并不充足，物价继续上涨，城乡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为此，国民经济需要继续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层次的调整。

　　三、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1963～1965年）

　　中共中央也认识到，目前的调整工作尚需继续深入进行，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从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调整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21]

　　根据中央的决定，广东省提出了在3年调整时期全省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具体规划，即：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促进工农业的全面发展，加强战备工作，为“三五”时期国民经济更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注意安排好市场，改善人民生活。4月1日，广州市委批转了《广州市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提出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各项指标，要求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8.65亿元，比1962年增长6%，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8.21亿斤，比1962年增长4.72%。[22]广州市在更高的层次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调整，其主要思路及成就如下：

　　（一）全力支援农业，开展各项支农工作。

　　在中央全力加强农业的号召下，广东省切实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重点调整了农轻重的关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用于农业的资金、动力设备、化肥、农药和其他物资大量增加，轻、重工业都适当向农业的实际需求倾斜。1963年1月18日，广州市委召开了广州市支援农业广播电视大会，市委常务书记焦林义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全市各行各业职工积极响应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号召，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迅速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其他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也要积极转向支援农业的轨道。会后，广州市迅速掀起了支农热潮，并于24日在文化公园开办了支援农业展览会。

　　工业战线上支农产品的生产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1963年3月，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广州氮肥厂合成氨系统建成投产，4月22日合成车间首次出氨，生产出第一袋合格的硫酸氨，1964年4月，第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此后至1965年底，工程的其余各部分相继建成并顺利投产。[23]不久，广州农药厂制磷车间也建成投产，开始为农业战线服务。机械制造行业，广州市重工局所属的76家机械电器工厂中，直接支农的工厂1962年有27家，1963年第一季度就增加到了47家，农用机械和配件的生产吨数大幅度增加，农用水泵、农副产品加工等许多农业机械的产品数量，都有在成倍地增长。同时，还成功地试制和生产了许多农业生产领域的新产品，如育秧薄膜、六六六非丙体、塑料渔丝和浮杆、轴流水泵、潜水泵、小型农用柴油机、小型榨油机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63年1月至5月，从广州市运到农村的抽水机就有1000多台，启闭机、闸门等水利设施150多台。[24]大批支农产品投入到农村市，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缓解了农民的生产急需，无疑对农业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还可以下面的统计数字中找到答案：

　　表中数字来自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1983年，第461页。

　　不难发现，1963～1965年间，是农业生产发展较大的三年，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都有了大幅度地增长，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更是出现了迅猛的增长，表明工农业生产都有了稳步地提高，经济调整在这三年的成效是最为明显的。毫无疑问，这与前两年经济调整所打下的一个非常稳固而良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有了前两年扭转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艰难历程，才有了后三年国民经济快速而稳步地发展。

　　（二）工业领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经营管理。

　　1963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省工交部门的任务是：广泛地开展以“支援农业为中心，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3月，在广州召开的“1962年度社会主义建设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代表大会”上，市委常务书记焦林义作了《鼓足革命干劲，广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新发展而奋斗》的报告，号召全市职工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推行增产节约运动的过程中，广州工人提出了“一分一厘动脑筋，一点一滴不浪费”，“毫厘必计，分秒必争”等口号，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使产品的消耗降到最低水平。据统计，1963年5月，广州市的单位产品消耗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水泥熟料用煤减少9%，日用玻璃用煤减少31%，火柴用原木减少23%，铅笔用木料减少了31%。[25]1964年1月至6月，广州市的主要产品原材料消耗大大降低，工业可比产品成本下降了9.18%，节约了3500多万元，企业利润因此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1.43%。[26]使不少企业开始扭亏为盈。广州企业在节约的同时，也积极努力增产，做到增产与节约同步进行，并有机结合起来。广州市工业产品产量都有了较大的增长，据对151种主要产品的检查，1963年1月至5月份累计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的有108种，占72%。其中，自行车、保温瓶、缝纫机、塑料胶鞋等，增长的幅度达50%以上。[27]1965年1月至10月，广州市106种主要产品中，已有92种产品产量增加，大幅度增长达30%以上。

　　与此同时，提高产品质量也是增产节约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64年，广州市开展“两赶三消灭”活动，提出：全市工业358种主要产品以质量为主的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赶上和超过1963年全国先进水平，其中70种重点产品以质量为主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要提高到国内第一位的水平；质量已达到国内第一位水平的，要迅速赶上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1000余种产品中，质量完全符合技术标准、质量稳定、用户满意的一类产品要增加到70%。要消灭三类产品；消灭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低于本企业正常年份历史先进水平的现象；消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亏损。

　　提高产品质量，开展技术革新是一条必经之路，广州市在这方面也大力予以鼓励和支持。1964年，全市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为主要内容的比学赶帮竞赛，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学技术、搞革新的良好氛围，将提高产品质量提到生命线的高度加以重视。据统计，1964年1月至10月，广州市工业交通技术革新项目已达11101项。当年10月26日，广州市工交技术革新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参展项目784项。[28]1964年全年，广州市工业实现的技术革新项目共有14960多项，其中属于设备工具革新的占60%左右，属于改进操作方法和改进产品设计配方、调整工艺流程的占40%。[29]1965年，广州进一步加强对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更新，至年底，共有110个企业完成了技术改造任务。当年，广州市工业交通战线共完成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项目共32300项，比1964年增加了一倍多，改装和制造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设备共3690台，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共58项。[30]

　　由于企业树立了质量意识，广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使产品的质量得到了稳步提高。1963年5月，广州市的46种产品中，质量比1962年12月提高的有25种，占54%。截止1964年9月底，广州市70多种主要产品的103个品种中，已有50个赶上全国先进水平，占48.5%。[31]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努力，广州工业得到了巩固、充实和提高。

　　（三）试办“托拉斯”，探索新型经济管理模式。

　　托拉斯，就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的一种行业性经济管理组织，原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一种垄断组织，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有沿用其名，建立同行业经济管理组织的先例。建国以来，由于各地企业条块分割，企业管理体制不统一，现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都办成了“大而全”、“小而全”式的“万能工厂”，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协作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为了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刘少奇在60年代以来就多次提出要试办托拉斯，以克服原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探索新型经济管理方式。他认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搞大公司，办托拉斯，可以好好讨论一下……石油部就可以当作公司搞，不要搞石油厅了。”[32]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在全国试办托拉斯，并决定在工业、交通部分行业试办12个全国性质的工业公司，这类托拉斯，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经济组织，是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国家通过主管部门向它下达计划，它则对完成国家计划全面负责，并对所属分公司、厂矿以及科研单位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安排生产建设，综合利用资源，逐步形成产、供、销的紧密衔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密切结合、大中小工厂相互匹配的生产体系。

　　1964年，广州市的卷烟、医药、橡胶工业分别试办了“托拉斯”性质的工业公司。1964年11月，广州市化学工业局属下的广州市医药工业公司根据广东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将我省21家医药企业（西药）及广州市医药工业公司划交化工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托拉斯）统一管理”的通知，成立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管理当时广东地区21家西药厂（其中广州市15家，专区6家），直属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领导。中国橡胶工业公司（托拉斯）于1964年底成立，下设广州、上海、天津、青岛、重庆等5个分公司和北京橡胶总厂。以原化学工业部直属的广州第十一橡胶厂为骨干的中国橡胶工业公司广州分公司于1965年1月正式成立，按照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原则，将分散在广西和广州市的40家橡胶厂，全部接管过来统一管理，并按照合理分工、专业化生产的原则，对所属企业进行调整。[33]

　　用“托拉斯”的办法来管理工业，在其试办的领域展示了它作为经济管理组织的优越性，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企业由各级、各部门多头领导的状况，克服了企业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的现象，有助于充分发挥企业潜力，整合零散资源，节约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益。1965年5月，国家经委党组召开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决定在少数条件比较成熟的行业和地方，再试办若干区域性或地方的托拉斯。广州市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改革活动，1965年6月3日，广州市专业化协作领导小组成立，推行专业化和协作工作的开展。6月14日，市委批转了该小组《关于工业企业按行业、按产品归口管理和调整企业隶属关系问题的报告》，从调整企业隶属关系入手，按自然行业调整产品和合理分工，组织专业化协作，成立总厂或专业公司。至当年9月初，共成立了33个专业公司和31个总厂。同时，在紧固件公司、塑料制品公司和玻璃制品总厂试办地方托拉斯，进一步探索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道路。[34]

　　（四）进一步合理调整商业网和供应点的布局，加快商品的周转。

　　1963年6月，广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要把安排好市场和群众生活作为一项中心任务”，“积极做好工农业产品的购销工作”。[35]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干部职工大力组织收购和销售，组织工业品下乡，活跃农村市场，调整商业网点。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改善了商品供应，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64年和1965年，广州市零售物价总指数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94%和1.63%，[36]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逐步恢复正常。

　　四、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经过5年时间的全面调整，广州市的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由下降开始逐步回升，在相当程度上，广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1962～1965年三年间，广州市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正是在这三年时间里，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16.32%的速度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5.46%。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6.39%，到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已达26.22亿元，比1957年的11.89亿元增长了120.5%；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11.3%，196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已达4.68亿元。如果从1958年末开始计算，到196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递增速度达9.1%，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9.7%，农业平均每年递增6.3%。粮食生产方面，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达748340吨，已经超过了1957年747665吨的水平。[37]1962年起，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时加强了农业科研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先后推广了广场矮、珍珠矮、广二矮等矮杆高产良种，总结推广了潮汕的施肥技术经验，水稻单产和总产量都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1962～1967年六年里，平均亩产增加162斤，总产量增加7.9亿斤，分别增长54.2%和55.1%，平均每年亩产增长9%，总产增长9.2%，是广州市水稻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38]到1965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1084958吨，比1949年的589639吨增长了84%，比1957年则增长了49%。[39]在此期间，全市油料、蔗糖、水果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趋向正常，财政收支逐步平衡。1965年市财政收入5.99亿元，1963～1965年年均递增11.24%。[40]种种统计数据都表明，广州市的各项国民经济指标在1961年前后就已经止住了颓势，由不断下滑开始缓慢上升，并迅速达到或接近了历史最高水平（1957年前后的水平），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全面走上正轨，在调整、巩固的基础上，有重点、有层次地对相关产业进行内部挖潜和结构优化，各条战线的生产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很好地做到了调整、巩固与充实、提高的有机结合。

　　（二）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基本恢复正常。

　　随着经济调整在各个领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是否健康和稳定的各种比例关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主要表现为：

　　在工农业比例方面，工农业比例关系基本协调。由于采取了大力支援农业的政策，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广州工农业之间的比例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已从1960年的27.22：3.72调整到1962年的26.34：3.79，并进一步调整到了1965年的25.75：5.23。

　　在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方面。在压缩重工业规模和扩大轻工业生产的工业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广州的轻重工业比例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1960年广州市的轻重工业比例为66.77：33.23，1962年这一比例已调整为74.64：25.36，1965年，则调整到了70.07：29.93。[41]这些调整思路和成果，为将广州建成一个具有一定重工业基础、轻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的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广州市近几年极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强了日用品的生产规模。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协调，为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和保证。

　　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方面。自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国家到地方的积累率都积高不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重则不断压缩，极大地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工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日渐困难，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就是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关系中，一味重积累轻消费的恶果。六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调整政策开始有所成效，随着广州市国民收入总额的不断增加，以及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重工业生产政策的实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开始趋向科学。广州市的国民收入总额由1962年11.1亿元增加到1965年的16.06亿元，增长了45.6%，而1965年，积累率约占国民收入的30.6%，比“大跃进”期间下降了5.3%。

　　关于财政收支方面。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指导方针的偏差，在经济建设方面，摊子铺得过大，大搞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以致市财政难以负担，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严重。这种状况在60年代以后有了好转，这一方面得益于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建设思路转变的缘故。1965年，广州市财政收入为5.99亿元，比1962年增加了1.48亿元。同年，市财政支出4.88亿元，收支相抵，尚有节余。

　　（三）市场供应有所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过急过激的政策，从1960年开始，广州的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市场物资奇缺，不得不对主要副食品采取凭票凭证定量供应的措施。为了加强供应，繁荣市场，广州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61年，广州市对部分针织品、自行车、钟表、茶叶、酒以及高级糕点和糖果采取高价措施，以回笼货币。但总体而言，市场供应仍然紧张，副食品供应量下降。1961年猪肉零售量为10万担，比1957年下降了86%，家禽零售量263万只，下降了一半，鲜蛋下降93%，1961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60年再下降了6.4%。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1962年市场才出现了恢复的势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一年回升4.3%。[42]

　　直到1963年，广州市场才逐渐开始活跃，1965年全市社会零售总额为10.54亿元，比1962年的10.3亿元有所增长，其中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日用品和副食品的市场供应日趋好转。1963年上半年市场供应的日用品有14000多种，比1962年多了1000多种，1964年9月，原来只能凭票供应的肥皂开始敞开供应。副食品方面，1963年上半年猪肉供应量比1962年同期增加了3倍多，1964年9月1日，广州市区猪肉开始敞开供应，郊区居民凭证不限量，农民则凭卖猪留肉票供应，冻猪肉还出现了滞销的现象。1965年12月25日起，广州市零售猪肉还采取了降价措施，由每斤1.08元降为1元，原因在于当年的猪肉供应量比1957年增长了6成多。[43]鸡、鸭、鹅的供应量也增加了近1倍，鲜蛋的供应量则比1962年增加了10多倍。1965年7月15日，食糖开始敞开供应。随着商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市场供求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物价因此有所回落。1963年，广州市全年物价总水平比1962年下降了21.31%。[44]200多种日用商品先后降价，1964年6月，广州市六级大米议价零售价，由每担26元降为24元，花生油议价零售价由每担200元降为180元，面粉、豆类的议销价也相应调低。1964年5月22日，广州市饮食行业开始全面降低食品售价，降幅为1～3成，并对部分品种实行限价。

　　同时，这一时期的职工工资也有了一定上浮，1965年，广州市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为766元，比1957年增加2元。在市场物资供应较为充足、商品价格有所下降以及职工工资有所上升的背景下，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必然的了。广大市民家庭的平均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生活状况也有了不小的改善，不仅能在市场上购买到自己的日常用品，一些原来属于高档用品的家用电器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1964年1～4月，广州市收音机的销售额就达5600多台，市区居民拥有的收音机数量，从1963年底的14.4万台，增至15万台，平均每2.5户人家就有一台收音机。[45]广州市居民储蓄也有较大幅度地增长，1964年银行新增的储户达13万多户，年末增加储蓄存款达2294万元，“居民储蓄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46]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经过1961～1965年这五年的经济调整，广州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展了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广州市终于走出了以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十分艰难为主要特征的1959至1960年的严重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各项经济指标接近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生产开始走上正轨，以凭票限额供应为特征的市场供应体系逐步放开，多数商品实现了敞开供应，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所有这些，都是这五年经济调整的功劳。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调整的功绩远不止于此，它的意义不仅是结束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五年的调整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而良好的基础。在此后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市的经济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最终并未崩溃，除了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将政治运动对经济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外，这五年调整时期所打下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再推而远之，“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州经济乃至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全国先行一步，除了政策推动的原因外，广州原有的工业基础也是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内在动因，而五年调整时期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可谓功不可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五年来的调整对于广州经济二十年后的起飞，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排除干扰、克服困难、艰辛探索、成果卓著的经济调整之路时，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八个字来概括这五年，那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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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广州市计委分党组：《广州市国民经济调整规划》，1962年8月20日。

　　[②] 广州市委：《市委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纪要》，1961年1月31日。

　　[③] 广州市委：《集中力量，抓住重点，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方案》，1961年3月1日。

　　[④] 陈郁：《在中共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1日。

　　[⑤] 陶铸：《在中共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10日。

　　[⑥] 广州市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城市工作问题调查的计划》，1961年7月13日。

　　[⑦] 广州市委：《关于组织全市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轮流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1961年7月29日。

　　[⑧] 广州市委：《关于安排广州市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意见》，1961年4月26日。

　　[⑨]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近现代大事典》，广州出版社2003年，第536页。

　　[⑩] 《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情况简报》，1961年3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

　　[11]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10卷，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12]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9卷（上），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13]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9卷（上），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14]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9卷（上），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1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73～374页。

　　[16] 广州市委：《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情况》，1961年9月8日。

　　[17]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10卷，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18]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9卷（下），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19]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第9卷（上），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20]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近现代大事典》，广州出版社2003年，第538页。

　　[21]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2页。

　　[22] 广州市计委：《广州市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1962年4月1日。

　　[23] 汤国良主编《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2页。

　　[24] 曾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1963年6月26日。

　　[25]曾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1963年6月26日。

　　[26] 曾生：《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64年8月28日。

　　[27]曾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1963年6月26日。

　　[28] 广州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68页。

　　[29] 曾生：《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65年2月8日。

　　[30] 广州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89页。

　　[31] 《南方日报》，1964年8月13日。

　　[32]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375页。

　　[33] 汤国良主编：《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4页。

　　[34] 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35] 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政府工作报告（1949～1981）》，第547页。

　　[36] 广州市统计局编：《广州四十年》，第514页。

　　[37]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461～473页。

　　[38] 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186页。

　　[39] 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461页。

　　[40] 广州市统计局编：《广州四十年》，第459～463页。

　　[41] 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487页。

　　[42] 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272页。

　　[43] 广州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89页。

　　[44] 广州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52页。

　　[45] 广州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

　　[46] 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政府工作报告（1949～1981）》，第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