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正确的认识四一五后的广东形势，是发动广州起义关键。广州起义前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广东的形势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这些分析与认识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工"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最终催生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关键词：广州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共产国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对广东寄予厚望，希望这个曾经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能够重整旗鼓，迅速发展，重新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从1927年"八七"会议后，至同年12月广州起义发动前，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对广东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这些分析和认识对广州起义的发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所提供的档案资料，考察中共中央，特别是广东省委对这一时期广东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一、广州起义前中共对广东形势的分析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广东当局于4月15日实行"清党"，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五"事变期间，在广州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21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600多人，被秘密杀害的有100多人，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众多革命领袖，惨遭被捕杀害。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8月3日中央制定了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开展秋收暴动的计划，并指出：在广东举行暴动，发动土地革命"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前途"。 在中共"八七"会议后，广东被确定为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重点地区之一。从这时开始，到广州起义爆发前，广东省委密切关注广东政局的演进并做出判断，为革命行动提供依据。

　　"四一五"之后，以李济深为首的桂系集团和张发奎集团相继控制广东，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矛盾日趋激化。"广东政局最近已经日形纷乱，政治舞台上之明争暗斗时有所闻，近日蒋(介石)与李(济深)之互相暗斗尤烈。" "七一五"事变后，广东省委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当局内部矛盾加剧，广东局势处于"军事紧张时期。"同时"蒋、李矛盾复由暗斗而至于明争。""宁汉合流"对广东的影响，"不过是沪、宁同一粤之各政客、各军阀互相斗争之开始，将来之局面必为军阀各据一方。"而且省委认为敌人内部只有争权夺利的战争和冲突，从来不能团结合作，稳定统治局面。"现在沪、汉、宁已经妥协了！但是，是否能团结起来以造成稳定的反动局面呢？决不能，反动派是从不能团结起来的。" 而"广东桂系与蒋系的冲突更加厉害，在广东将有更大的战争爆发。"  11月中旬发生的粤桂战争似乎印证了省委的预见。此后广东省委对广东政局的认识更加乐观：粤桂战争"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斗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

　　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有功于广东革命根据地。"清党"后，广东省委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己公然反动，并企图与国际帝国主义乃至一切反动的封建势力谋妥协，从而使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挽救此危机，他们的行动只能加紧此危机，使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并且他们自身的冲突和矛盾绝不能在此危机下得到丝毫的解决。而事实上南昌革命军的起义，湘、粤等省农民、工人的暴动，进一步证明了反动的白色恐怖政策实在是帮助了革命潮流的高涨。 广东省委把大革命的失败，看成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背叛，堵死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路。

　　敌人之间相互争斗，加剧对人民的压迫，迫使人民进行反抗斗争，而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剧了统治内部的危机。有了这样的认识，其结论必然是广东形势有利于发动起义，夺取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广东的农民运动在部分地区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发展的态势。省委对这些地方的武装暴动予以肯定。"自广州四月十五日事变后，各地农民奋起暴动，两个月以来，表面上虽然反革命派次第镇压摧残，然已给反革命派以重大打击"。甚至认为"现检查各地农民势力并未有若何损失，反而因反革命武力之摧残，而益加其奋斗之决心。"有这样好的形势，自然要求地方党组织加紧工作，省委认为各地党组织工作不力，"未能积极领导农民群众，继续进行有计划的暴动，转使反革命派在政治上暂时得到安定，从容向民众革命势力进攻，此实目前非常危险现象。"所以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应该不断地实行革命恐怖，使资产阶级政权不能稳定。我们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即在严重压迫下农会军已受重大摧残，工作艰难之地，亦须设法进行各种形式农民秘密组织，实行各种破坏工作。" 遵照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继续顽强地领导群众武装斗争，组建工农革命武装。

　　透过这些认识可以看出，广东省委对"四一五"后的广东局势的基本认识是：广东国民党当局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未来广东将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而广东的政权为军阀豪绅所把持，工农群众受剥削压迫，因此，要抓住时机，进行反抗斗争。可以说，广东省委一方面注意到这一时期广东政局不稳，军阀相互攻伐的基本政治特征，加紧进行革命活动。另一方面省委的分析只注意了反动势力内部的冲突，没有看到他们还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不论是桂系还是粤军内部都相对稳固，而且粤桂冲突的强度不高，双方都没有严重的损失，反革命的势力依然强大。

　　基于上述认识，中央和省委认为广东发动普遍暴动夺取政权的条件趋于成熟。首先，从1927年8月至11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出了全省武装大暴动，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策，制订了广东暴动的大纲和计划，成立广州、西江、北江等暴动委员会，并要求各地、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暴动的指挥机关。省委还派人到各地直接领导暴动，从而掀起了广东武装暴动的高潮。从1927年8月至11月，广东全省共有30多个县（市）举行了武装起义，有10多个县（市）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

　　为了加快暴动的步伐，省委批评地方党组织工作不利，"党的领导非常之弱，也可以说没有。"要求地方党组织加强领导促成暴动，形成全省革命的高潮。甚至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加快农村党员的发展，省委在给罗家县委的信中提出："极力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宣传。于最近时期发展党到各乡村去，勇敢之工农分子尽可能的介绍入党，…………一个月内最少发展五十个人。"

　　其次，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是以苏联革命为范例，因此，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一开始就确立了夺取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在对城市情况的估量中，广东省委对攻占广州的估计比较乐观，8月间，张太雷在向中央报告中提出："广州暴动即在我军进攻石滩时，沿三条铁路之工农及市内罢工工人，工代会工人同时动作，定可成功也" 9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夺取广州，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的部署，多次致函广东省委，谓"中央对于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贺、叶军队至来。" 并指示广东各地农军应"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此后，张太雷在上海，与中央研究广州起义的问题，决定"把广州暴动立刻造成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来完成并保障广州的胜利" 。可见中央一直是把夺取中心城市广州做为主要革命目标，省委也把夺取广州做为中心工作，特别是在11月下旬后，广州的各种工人运动明显增多。海员、铁路工人相继走上街头，显示力量。八七会议后，广州各地的农民暴动都是围绕着广州起义发动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目的是策应广州起义，为达此目的，以至于"军事计划因为想急取广州，所以行军很快，沿途抛弃枪支套炮无数，死亦多。" 成为南下部队失利的重要原因。部队南下失败后，中共中央曾一度决定取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省委认为"中央及省委为什么决定广东暴动?这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李、黄、张己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并之期愈近。" 省委在粤桂战争爆发后，认为此次张发奎、李济深的冲突，只是两派军阀互相争地盘加重屠杀剥削工农群众的战争，而且，李济深、黄绍竑与张发奎的军阀之间矛盾激化，造成广州非常空虚，"现在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在这般军阀自己的冲突中间，发展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使更多的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要使他们能够一致奋斗，以摇动敌人的武装势力，根本毁灭反动军阀的基础。" "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一切军阀，消灭一切强盗土匪的战争，推翻国民党军阀反动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因军阀战争而使广州起义的时机、条件成熟。

　　二、中共对广东形势认识的依据、方法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以八七会议为开端，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其特征是认为"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对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之间自身的冲突矛后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  因此，"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否认中国革命形势总的来说是处于低潮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现实。在革命的总策略上，反对有秩序退却，主张继续进攻，发动武装暴动。强调以工人暴动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搞城市中心论；同时，不顾主客观条件而普遍发动城乡的武装起义。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认识就是省委对广东省情认识的理论来源与依据。

　　在实践中，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了论证革命形势的发展，甚至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错误。由于广东等省工农暴动，中央从而认定群众是革命的，是革命形势高涨的标志，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等，所持的就是这样的认识，"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 广东省委也认为，"群众忍不住的痛苦，要起来暴动推翻反动政权，这是最科学的规则" 并且群众所受压力愈大，革命抗力也愈强，只要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加之敌人统治的危机，从而造成了革命高涨的形势；而革命形势是高涨的，又造成不间断的革命形势，据此制定的方针、策略，必然又反过来要求各地武装暴动的发动，这种认识上循环论证的错误，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

　　此外，还表现为不懂得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懂得革命发展具有不衡性，从而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局部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海陆丰及海南的农民暴动，夺取了政权，这是当地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意味着全省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也不能掩盖大革命的失败，革命高潮已经退去的事实。省委却以此为例证，证明革命还在向前发展，鼓动各地发动工农暴动。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中央和广东省委为尽快实现在广东夺取政权，在急躁情绪的支配下，加之广东政局动荡的情形，中央及省委对形势的分析，主要是对表面现象肤浅的分析，夸大了革命的有利条件，对国民党广东当局的统治作不切实际的估价，蔡和森在中共六大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是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 在军阀混战期间，普遍暴动、夺取广州实现全省夺权的所谓有利时机，更是被夸大。这种认识不仅没有考虑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革命低潮，主张直接革命，更没有认识到革命力量需要长期准备的过程。正如广东省委后来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的党是在革命高潮中生长起来的，所以一般同志的心理，大都希望一干成功，不会艰苦的长期的做地板下面的工作，离开实际，幻想革命高潮马上到来；同时一受敌人的进攻压迫便不顾主观客观的形势而计划暴动，甚至不愿做群众工作，只是'暴动通知群众一声'，使党完全成为群众的尾巴。不顾虑敌人势力优越，故意夸张主观的力量。"

　　八七会议后，张太雷是广东省党的领导人，当时省委机关设在香港，直到11月下旬才迁到广州。张太雷在广州起义前，先是前往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善后工作，后于10月22日到上海开会。直到11月19日才回到广州。由于中央缘故，起义总负责人张太雷长期没有在广州负责，还花了许多时间处理南昌起义遗留问题，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省委对广东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广州起义的准备。

　　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前广东形势的分析与中央是基本一致的，由于指导思想来自于共产国际，因此，与共产国际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广东省委对革命高潮论始终坚信不疑，在文件报告中不断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中央在1927年11月份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对广东的局势作出的分析是，"广东的政局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表面是广东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战，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高潮的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 共产国际也认为，"目前，党已在广东着手建立苏维埃，广东的五个县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证明，这个省显然出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现在可以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了。看来，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该省开展大规模革命行动的见证人。" 既然革命形势大好，就要抓住时机发动起义。省委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催生了广州起义。

　　三、结  语

　　选择在12月11日发动起义的时机是正确，此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很不稳定：陈铭枢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对付陈铭枢。于是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庆、悟州一带与黄绍竑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武装起来，城里还有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及一部分警察武装;敌人内部非常空虚，加之张发奎得报已知起义的消息，汪精卫也知悉起义消息，再不下手就要成为釜中之鱼了。张太雷领导起义军利用敌人内部空虚，夜晚戒备松懈，11日又是周末休息日，打它个猝不及防，三小时消灭城内大部分敌人及占领大部分地区，并占领敌总部市公安局。但由于指导思想上，认识上和策略上的问题，照搬苏联经验，起义后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组织有效的退却，叶挺等人撤出广州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使广州起义遭受到更大的损失。选择起义和坚守广州，都可以说是前述中央和省委对广东形势认识的必然结果。

　　广州起义的失败的说明，在对广东形势的认识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脱离了中国实际，照搬苏联的经验，发动城市暴动，靠夺取城市取得政权，是不能成功的，只会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而处于最前沿的广东省委始终在共产国际和中央"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不能深入实际，做长期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制定符合本省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为尽快取得成绩，省委甚至夸大革命力量，试图通过主观上的努力，迅速达成客观上革命的成功。广东省委在这一时期，很少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为完成共产国际和中央制定的广州起义的计划，不顾客观实际，指责基层党组织工作不利，很少听取基层党组织的意见，从而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只有自上而下的领导，没有自下而的情况反映，被动执行的结果，是脱离实际，导致革命的失败。

　　广州起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初期，此时中共还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思想路线，更没有形成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盛行，造成严重的危害。广州起义的失败告诉我们：只有在深入实际、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才能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认识符合实际；同时对变化的形势，要进行及时的分析、研究，从而及时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以此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准绳。凭主观臆断或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以此制定的方针政策，必然会对革命事业产生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