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广州工人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地位一直是党史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目前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多偏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本文主要针对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至广州起义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广州工人力量的实际状况作一些分析。

　　1927年四一五之后的广东党组织经受了其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在政治上国共合作由局部破裂发展到彻底决裂，党组织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开始从公开转入地下；其所领导的工会组织和工人力量也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工会的蚕食，工人力量严重萎缩；经费极度匮乏；在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受到党的联合左派的策略限制而常常陷于两难处境，在党员的发展等问题上则常常处于发动更广泛的工人群众和专注发展失业工人力量的两难选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广东党组织，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境地，广东党组织能掌握的唯一的工人力量就以失业工人为基础的广州工人赤卫队。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工人赤卫队在广州起义中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环境的强大生命力和逆境中求发展的昂扬斗志。

　　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兵联合武装起义，并第一次在中心大城市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因此，关于广州工人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地位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目前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多侧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拟就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共同编印的《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1927年四一五清党至广州起义爆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下的广州工人运动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四一五清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困境

　　（一）清党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基本情况

　　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由于得到了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革命政府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东党组织的力量也迅速壮大，在广州，工人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至1926年2月，广州工会总数超过150个，其中120多个隶属中共领导下的工人代表协会，有组织的工人190000多人，其中有150000多人属于工人代表协会，占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的四分之三，机器工会和广州总工会分别只有不到20000和27000人，其控制的工会也分别只有6和30个。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共在广东工会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当时掌权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人部的大部分领导人均为中共党员，任何工会的成立都须经过他们的批准，于是新成立的工会加入工人代表协会成为一种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此 "工人代表协会主要靠政治上的力量建立起来"，"工人代表协会不是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而成立起来的，而是靠我们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 。同时，由于缺乏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广州工会的组织力量很弱，到1926年夏中共领导下的15万工人中，仅有300名党员，组织基础薄弱，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夏《广州工会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如果有一天发生政局变动，这些工会就会马上解散。" 。另外，这一时期的广州工会运动存在较大的盲目性，这一方面表现为工会多而分散，常常发生工会纠纷，武装冲突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组织性，工会罢工频繁，工人经济要求过高，以致经常与各种社会力量发生对抗、冲突，在广州社会上引起了种种担心和不安。因此，1926年3月15日李宗仁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建议，这"事实上能代表广东的公众舆论"。

　　（二）四一五之后中共领导下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困境

　　四一五后，中共遭受到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也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及其所属工会的办事处、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等革命工会先后遭封闭和解散，刘尔崧、李亦愚、李森、何耀全、张瑞成、邓培等一大批共产党工人领袖被杀害。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这一时期，许多工会组织的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如海员工会组织，"广州六月二十九日，广州政府第一次清党，捕去二百余人（工人），海员亦十余人被捕，二百余人中同志若干"，"情况仍甚严重，故我们的工作暂未规定" 。为达到解散和改组革命工会的目的，广东国民党当局又采取了"驱逐罢工工友到黄埔荒岛"、"逮捕工人，撕毁罢工工人证章，不发罢工津贴，禁止集会结社" 等各种手段，工会力量遂急剧萎缩。

　　与此同时，国民党广东当局利用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等右派和左派工会，成立"改组委员会"，没收工会财物并占据工会会址。机器工会常强指某工会为共产党组织，施用体育队去工人工作的地方强制入会。同时，利用广州工人担心失业的恐慌心理，强占各工会。例如，四一五后不久发生的汽水工会、汽车工会、火柴厂联合罢工，"被政府明令机器工会做工"，致使"大多数火柴工人失业" 。

　　在国民党左派纷纷右倾的背景下，国民党左翼由于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采取与军事力量相妥协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左派青年团把持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进行攻击和吞并。"9月14日，工人代表会再被搜捕13人，文件被收"，各工会工人经此后，多数投到革命工人联合会。 张发奎入粤后，广州工人运动得到了短暂的部分恢复，但同时其利用国民党左派工人组织革命工人联合会控制工会，仍将对工农运动的控制权掌握在手中，革命工人联合会的力量也更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虽经广东党组织极力宣传，揭穿张发奎左派的假面目，但"工人仍未十分相信"。

　　在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支持下，一些反动资本家亦趁机煽动中小商人，宣布大革命时期与工会签订的协议无效。仅1927年4月底，"东家方面推翻条件，不断的来，计此时被改组工会有四十三间，被推翻条件三十一间"。

　　至广州起义爆发前夕，国民党控制的与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及工人力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广州工会则各占一派势力，互为相抗。以前陈孚木霸占了革命工人联合会及广州工代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与钱大均、邓彦华之走狗广东总工会斗法，互相争夺工会为己有"，"革命工人联合会、罢工委员会均被右派大肆活动"，"惟在广州之群众中，仍属海员、同德、手车夫等之工人与金属业产业工人，且机关尽失去，而群众仍归我们领导"。 据罗登贤、黄平于1928年1月关于广州暴动前后情况的谈话，起义前夕国民党控制的广东总工会所属工会已达100多个，同期工代会所属工会仅为60多个，而其中"内有没有同志的工会"。从召集工农群众的力量来看，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所属各工头恶东御用工会为1万人左右，处于地下党地位的广东党组织将近2万。但这仅仅是以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工人代表会所属的工会人数来统计，不能代表广东党组织的号召力。以罢工工人的情况为例，罢工工人领取津贴的人数将近5万，但实际在广州的不过3万余人，而"能至街上者不过万人"，到11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解散后留在广州的只剩不到一万自谋生路，其中近一半成为有牌照的小贩，另一半失业留省找工，广东党组织实际能召集的人数只有解散后的罢工工人纠察队二、三百人而已。整个广州起义能发动的群众"不过三、四千人，其中手车夫为最多，能达千人" ，广东党组织能直接控制的实际只有广州工人赤卫队三、四千人。在广东省委给中央另一份报广告中，分析指出，广州起义前广州"产业工人分类：一为机器工厂工人，二是手工业工厂，一半属于我们，一半属机器工会；机器工会原有一万余人，但自强夺了其他工会，约有二万三千人"，比较起来这个数字是比较实际的。 因此，192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在报告中指出"暴动前，指导机关的确曾以极大的力量发动群众的斗争和罢工，但完全不能起来"， 省委对中央关于"广暴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决议"）。中共广东省委在1927年12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如煽动广州工人起来总同盟罢工，只"海员、油业、手车夫等是有把握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策略的变化

　　1927年四一五事件发生之时，国共合作的在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还继续存在，因此在发生清党事件后，中共广东省委仍坚持国共合作的政策，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的策略，直至1927年10月中，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已经计划发动广州暴动以后，这种策略才发生战略性改变。在中共广东省委1927年8月发布《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中特别提到"国民党工作"问题，明确要求联合左派分子重组各地国民党部，并要求"工农尽量加入国民党"。

　　这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基本策略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民党在广东、广州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共广东省委不得不给予重视。中共广东省委1927年9月23日发布的通告中讲到为何要将暴动"组织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之旗帜之下"时明确指出，"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之中，已建立有一种革命的威信"，"我们不可将此国民党送诸于革命叛徒之手"。

　　在这一时期，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工农群众围绕联合国民党左派这一策略，在政治上与李济深，以及"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张发奎等广东的国民党新军阀行径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国民党右派，避免对国民党进行整个打倒、攻击。工农运动主要打出"打倒李济深""打倒新军阀"，"打倒背叛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反革命派"等以反对国民党右派为内容的口号。1927年6月15日，中共广东特委发布通告，明确将"打倒蒋李，拥护武汉"作为农民秘密组织的宗旨 。1927年7月6日，中共广东特致中央常委信中谈到对粤局的具体政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反李（济深）宣传，同时希望中央令张发奎部工作同志造成反李（济深）空气" 。10月11日，海员罢工集会期间，"一路高呼打倒李济深、打倒改组委员会"、"工会工人自理，反对改组"等口号。 七一五事变后，中共广东省委明显加大了反对汪精卫的宣传力度，在当时广东省委的有关文件中"打倒蒋、汪及西山会议派等反革命派"等口号频繁出现，在广东省委对各地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反汪、反蒋的宣传要扩大"，将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等一起作为打倒对象。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没有全面否定国民党，而是要求各地重建革命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真正革命的党"，"尽可能使国民党民权化"。

　　中共广东省委这一策略具体到工会和工人运动上，则主要是领导工人开展反击工会改组委员会和"打工贼"、 反对恶东和御用工会的斗争。如旅业工会打工贼；秤尺工会打东家工会等；另一方面领导广州工人开展经济斗争。由于考虑到联合左派的策略，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专门指出在工人经济斗争中"尽可能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不没收工厂作坊" 。

　　但从1927年10月中旬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新的决策，中共广东省委的斗争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从联合左派转变到全面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上来，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加紧了广东暴动和广州起义的部署，开始在广州工人群众中扩大苏维埃的宣传。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系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工作方针，与前大不相同"，"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要改用红旗" 。同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通告，宣布"国民革命军只名义立即废除"，认为国民党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军阀的玩具，要求"各地工农立即用种种方法，扩大本地政治的或经济的斗争。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复广州市委的信中，特别要求广州市委"特别宣传汪精卫及左派……罪状"，要求市委领导工人"自动进行种种斗争，在每次斗争上都要揭破他们的欺骗。" 11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反抗军阀战争宣言》，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和士兵"打翻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工农兵联合起来消灭军阀的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等口号。

　　在工会和工人运动问题上，在确定广州暴动的基础上，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尽量发展农民协会与工会" ，并正式确立了工人运动的重要原则，要求广州市委"组织扩大之职工运动委员会"，"极力提高工人夺取政权的政治行动"，恢复与发展工会运动，"提高工人经济斗争"，"组织训练工人武装"，指示广州市委要领导工人群众"暴动夺取工会"，尽量发展工人之政治、经济斗争"以推翻发动政权"。同时，召集全体工人同志一致行动，筹备以领导暴动为目的的总同盟罢工，组织广州赤卫队，武装工人队伍，为广州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非常时期的工作方法

　　1927年四一五之后，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面临经济的严重匮乏，可控制工会组织和工人力量的萎缩，以及国民党广东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广东党组织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作时，常常陷于两难的处境。

　　（一）工作方法上的困境

　　如前文所述，四一五以后，在国民党广东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广东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会组织遭到解散和改组，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工会转入地下，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和革命工人联合会等反动工会伺机抢占工会，甚至是武力霸占工会，工厂主和商人借机撕毁协议，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而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在国民党清党的打击下，已不允许公开，也无力进行公开的抵抗。尤其是在共产党战略转变前的这一时期，广东党组织在进行工农宣传和运动的时候一再强调除了名义上"党的机关应该公开"，包括党的文件、会议、组织及办公机关以及负责同志的住所仍照旧绝对秘密 。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广东党组织及工会组织为了生存，开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工作方法，如暗杀、恐怖工作，杀恶东、打工贼，以显示出反抗的力量，破坏国民党在广州的统治。

　　1927年9月14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潮梅暴委的信中指示"恐怖工作现在仍须小规模做"， "偶尔来一个炸弹亦是必要的，敌人决不会因我们一声不响即认为共产党已经跑了而不加压迫的"，"破坏电线及无线电工作仍须准备做"，而且在广州方面也已经安排黄平等同志"领导工人做争取政治自由运动，及组织广州市三条铁路上之恐怖工作"。同时 "不断进行扰乱敌人统治的一切工作"，包括造谣、恐怖工作等手段 。转入地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除了领导各工会开展打工贼、打恶东外，也将国民党信军阀、国民党右派领导人以及反动工会头目列入开展恐怖工作的对象，先是"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会职员俱乐部，第四军司令部抛放炸弹，适李济深汽车开行之后就爆炸"，"使李济深以后出街用铁甲车出街"，同时"在后方总司令部对开之海面（珠江），候正李济深坐电船时，施放水雷"。同时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开展"暗杀开除工人的恶东"、"烧开除工人之商店"的斗争。在省港罢工委员会遭解散当日，"时起骚乱，放炸弹，放火烧宿舍"，是晚十处起火，烧铺210余间" 。在对待改组委员和工贼问题上也采取了"不应丝毫退让"的态度，积极发展群众的经济斗争，以至杀工贼改组委员，夺取工会，一直达到最高点工人自己起来暴动。

　　从客观现实上来讲，在这个非常时期，广东党组织采取这种斗争方式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给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带来了不少危害。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方面容易导致当时党组织和工会住址专注于恐怖工作，而忽视了更努力地扩大更广泛的职工运动。在1927年11月广州起义前夕，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中，谈到"省委的决议，虽然市委已经接受，惟实际行动还未能有什么工作，只得扩大经济斗争做宣传，占据、恢复工会，打工贼等运动"；另一方面，容易在工会和工人群众中造成一种投机气氛和极端情绪，认为开展工人运动就是使用极端手段，就是打倒反动工会，杀工贼，使工人忽视群众斗争行动而变成依赖个人的恐怖政策，将职工运动简单化。以致于广州起义爆发后，工人群众"不喜欢到前线与敌军对垒，而喜欢三三五五去搜屋，击杀反革命"，"反动派亦杀了不少，并火烧去反动派住宅及商店，据报道百余家店"，将没收反动工会，占领他们的工会作为起义的重点 。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事前安排不周密，恐怖工作往往带来的国民党广东当局更严厉的反扑，导致秘密机关暴露，给党组织和工会造成更大的困扰。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在11月1日铁路工人市委活动被逮捕后，给广州市委职工运动造成一时无人主持的局面。为此，1928年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决议"停止有组织的成为一种政策的恐怖行动，免至工人群众与得力同志之全力集中于恐怖工作，以为这是唯一无二之办法，而忽略了领导工人政治的行动"，但同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又非用此手段不能调动工农的革命情绪，因此又强调"有时杀一、二工贼例外" 。

　　另外，由极端方式衍生出来的口号问题，也需要提上一笔。革命口号是党组织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在党组织开展工会和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的口号，如"暗杀开除工人的恶东"、"烧开除工人之商店"、"赤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恢复罢工工人原有权利"等，固然在发动特定人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给广州工人运动和广州起义的筹备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反映了一种狭隘的群体主义观念。尤其是"对反动派工会整个攻击，因此他们的群众不能同情我们，而反动派仍能利用此点，以欺骗群众，巩固地位"，同时，容易造成其他工会工人的恐慌，"一般机器工友谓共产党本无可反对，惟恐共党及工代会保持，打破机器工友饭碗，又谓苏维埃没有机器工友" ，因此站到了广州起义的对立面。因此，在广州起义爆发后，机器工会工贼及御用死党，亦挂起红布混进我们的队伍，驳壳武装向我们进攻，除机器工会的工人外，还有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也有很多帮助白军 。而诸如"烧开除工人之商店"的口号，则表现了当时广州党组织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只考虑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没有顾及到烧毁商店将带来更多的失业，引起更大范围的失业恐慌，因此也将失去更多工人群众的同情。广州起义爆发后，其他工人群众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们不仅不反对，而且同情政府" ，这或多或少与这都有些关系。这也反映了当时广东党组织的两难处境。

　　（二）发展工人党员问题困境

　　四一五后，广州党组织遭受到惨痛打击，大批党员遭到逮捕或杀害，党组织遭到破坏。仅9月上旬，广州党组织就连续有六七个秘密机关被国民党破获，50多名同志被捕。8、9月间，惨遭国民党枪毙的同志达七八十人 。尤其是刘尔崧、李亦愚、李森、何耀全、张瑞成、邓培等一大批工人运动领袖的遇害，更使广东党组织内的工农运动力量被极大削弱。同时，由于早期党组织不很严密，指导机构亦多并不健全，致使在当时广东党组织内"投机妥协消极反动的也不乏人" 。因此，发展工农党员，充实和扩大党组织的指导力量显得十分迫切。

　　1927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应注意党的发展的通告"指出，自四月十五日广州政变以来，"我们的同志死的死，囚的囚，逃亡消极，力量损失甚巨，若不积极补充，实不能领导新的工作"，要求各地党组织"恢复充实并扩大本党的指导力量"。此后，多次要求各地党部"提携工农加入党的各种委员会指导机关"， "注意党的发展，特别是在工农军中"。

　　出于迫切发展党的组织的需要，广东党组织不断将工农加入党组织的标准降低。同样在1927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布的"应注意党的发展的通告"中，省委明确提出广州工人自救团中的勇敢分子，"虽未填写志愿书加入本党"，"只要他们真能勇敢奋斗牺牲，并热烈拥护农工利益的分子，可以无条件吸收他们入党，以充实党的指挥力量和扩大党的真实基础"。但事实上，在当时工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勇敢"。在192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就提出"尽量吸收在此次暴动中勇敢的工农及知识分子"。1927年11月3日广州铁路工人示威活动发动后，中共广东省委立即提出"在工人群众高呼加入C.P.口号的底下，我们必当尽量吸收其勇敢之分子，以增加今后运动之力量" 。有些时候，广东省委甚至要求各地党部"工农中之勇敢活动分子全数加入党"，"勇敢之工农分子无条件大批介绍入来，尤其是在某一次斗争后" 。因此，在广州，就出现了"油业工人常有全体加入共产党"的口号 ，或者"以职业单位，那几个同职业而又接近的就成为一个组织" 。

　　客观地讲，在当时的环境下广东党组织要快速地发展党员，壮大指导力量，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就增加党员人数来看，也的确取到了很好的效果。清党前，广州党员也只有2000人，而到1927年10月底11初，广州市党员数仍然能保持到1000人 ，实属不易。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过分降低入党标准，甚至出现批量入党的情况，导致党员阶级觉悟参差不齐。这也使得广州一般市民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消极看法，起义后甚至认为"共产党抛下了红领带和我们一样，挂起又来捣乱" 。

　　另外，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这一时期广州工人赤卫队可以说是唯一真正由广东党组织的掌握的一直工人力量。这是因为广东党组织一直很注意在失业工人发展力量。1927年8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就指出"必须将失业工人组织为有力量团体"。 广东党组织在省港罢工纠察队解散后，迅速将"无工作者，均设法留在广州加入赤卫队，共约二百七八十人" 。

　　四、经费缺乏及其带来的的困扰

　　经费是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真是非钱不行"，"尤其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暂时稳定，工农群众感受严重的白色恐怖" 。大革命时期，广东省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国民革命政府拨款、中共中央的津贴和工会自己的收入。

　　在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得到了左派控制下的国民革命政府的支持，中共广东区委开展工人运动经费很大程度上依赖国民政府的拨款。北伐军胜利到达武汉后，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后方不断掀起反共逆流，一再发出限制工人活动的"布告"、"决议"，但这时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左派仍能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左派宋子文在财政上尚按月照付30万"（ 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中提到 ，作为省港罢工津贴。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后，由于武汉国共合作的政权还存在，中共广东特委仍能得到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的拨款。1927年7月6日，中共广东特委致信中共中央，仍请"促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人部赶紧拨给广东农民运动费和职工补助费"。

　　工会收入主要包括会员每月缴纳的会费以及工厂主所出的公共福利费和商业费，因此四一五清党前广州工会大部分财政状况都很好，甚至出现了"把建立工会作为致富的捷径"的情况，由广东党组织控制的油料业工会"总计有六万美元的基金"，"该工会的领导人每月的月薪达二百二十美元，而他还花费掉几千美元的公共资金"。 但这项经费来源在四一五清党后也基本断了，省港罢工存储在广东银行的活动基金，也被改组委员"利用政治势力下令广东银行将此款封了两万元不能提起" 。

　　在这两项经费来源相继失去后，中共中央的津贴成为广东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唯一经费来源。而中共中央的津贴又不十分可靠，这主要反映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央的津贴与省委的预算需要有相当的差距；二是中央的拨款经常拖延。在这一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与中共中央的通信联系中，经费是一个经常提及的问题。1927年7月，当时中共广东省委预算每月需12000元，而中央津贴仅2300元，而且至当月广东省委已3月未获中央津贴，只能"向俄国同志请求补助，但据复经济困难，无力帮助" 。到1927年11月广州起义前夕，中央将广东省委津贴减至1200元，而省委预算需要13500元，仅广州一项就需4500元 。因此，中央的津贴刚到，广东省委就出现"立刻分配罄尽，现已一文都无"的状况。同时，各项经费的拨给经常因各种原因而拖延，因此在省委给中央的信件中，催促各类款项成为重要内容。1927年11月28日，在张太雷给中央的信中就要求"请中央决定职工运动预算，并即汇下党费"，12月8日省委再次致信中央，要求将"十一、十二月党费及职工费速寄来"。由于经济紧张，中共广东省委甚至通过借贷来维持工作。自四一五以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津贴各地的款项，"只有一纸虚文，但他们尽量的向农友借，所以因钱的问题便发生了很多不好的现象"。 而更基层的党组织，催促经费甚至成了一项重要工作，省委在《1927年十一月份各地报告的统计及批评中》指出各县市党组织"不可因有时要领经费，便敷衍作一报告来"。

　　经费的日趋紧张，对广东和广州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带了很大的困扰，无论是宣传、交通与情报传递都受到很大的影响。1927年11月28日，张太雷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交通处规定办法来回坐小轮，要五、六天，要改进，请中央无论如何多给十元坐邮船，再往来派人要经济，不要一点不甚重要的文件，就派一人"。这也导致各项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如广州士兵运动工作1927年11月开始后，"仅工作人员三人，并无确定经费" 。由于经费匮乏，广东、广州党组织对工人的组织、发动、训练和武装等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至广州起义爆发时，工人的武器"炸弹只有约20个，手枪15支" ， "由钢铁工会定做了刺刀约五、六百把"，工人赤卫队军事技术训练亦无法正常开展。

　　1927年四一五之后的广东党组织经受了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在政治上国共合作由局部破裂发展到彻底决裂，党组织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开始从公开转入地下；其所领导的工会组织和工人力量也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工会的蚕食，工人力量严重萎缩；经费极度匮乏；在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受到党的联合左派的策略限制而常常陷于两难处境，在党员的发展等问题上则常常处于发动更广泛的工人群众和专注发展失业工人力量的两难选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广东党组织，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境地，广东党组织能掌握的唯一的工人力量就以失业工人为基础的广州工人赤卫队。虽然没能得到更多工人力量的支持，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工人赤卫队在广州起义中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环境的强大生命力和逆境中求发展的昂扬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