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在对广州起义的总结意见上产生分歧。本文分别对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产生不同意见的原因及争论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大量的篇幅去论述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只用很少的文字去分析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过分服从，使得其未能在起义刚失败后立即意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共产国际把广州起义作为其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而加以肯定；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宣传的需要。广东省委过于批评错误和追究责任，表示对起义组织者的不满和愤激的原因在于：起义失败后的激愤情绪；中共中央与李立三领导下的广东省委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而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还原事实的真相，促进了党内民主建设。

　　关键词： 广州起义  分歧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1月1至5日，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以李立三为书记。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广州起义问题，通过了《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以下简称广东省委决议），内容虽然肯定了起义的意义和影响，但是重点却在于批评错误和追究责任，表示对起义组织者的不满和愤激。在广东省委讨论总结广州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于1928年1月3日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以下简称中央决议）的决议案。决议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述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只用很少的文字去分析失败的原因，而讲失败原因时，则又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由此开始，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认识上的分歧争论在党内开展起来。直到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五号通告，将党内在广州起义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的经过通告全党，并针对省委仍保留态度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结论性的意见。通告最后指出："望广东以及各地党部都须根据中央这一补充通告和原决议案，继续在党内外作广大而明确的宣传，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导" 。至此，党内关于广州起义的争论，逐在广东省委服从中央决定下结束。

　　本文拟就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就广州起义在意见分歧上的原因及争论的意义作初浅的探讨。

　　一、 中央决议偏重于暴动意义的原因

　　1、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过分服从，使得其未能在起义刚失败后立即意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一直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1927下半年，共产国际采用的是工农武装直接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的策略 。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共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并号召中共党员起来纠正自己领导的错误。共产国际为此召回了鲍罗廷，改派罗明纳兹来华全权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罗明纳兹在华期间，根据斯大林"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其理论认识逐渐形成了"无间断革命论" 。罗明纳兹的革命理论与当时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产生了强烈的理论上的共鸣，并引申出了他的"一次革命"论 。瞿秋白认为："现在中国城市之中，客观的条件多多少少都是足以造成群众个革命高潮的，"并推断："城市的暴动，将要在这种革命高潮的普及于广大群众的过程中，生长出来，而成为工农暴动在大范围内胜利的中心和指导者" 。八七会议在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坚决、果断地结束了党中央在此之前奉行的妥协和退让政策，确立土地革命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但是过分强调武装进攻，在政治上没有很好地控制党内早于八七会议时就已产生的"左"倾情绪。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一方面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悲观情绪，同时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涨的，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11月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围绕实现总暴动这个总策略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在全国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在武汉、上海、天津、长沙、广州等大城市布置举行"总罢工""总暴动"计划。广州起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进程中爆发的。

　　而具体到广州起义，联共（布）、共产国际一度把占领广州，取得革命在广东的胜利当做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在广东"速胜论" 思路的指导下，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都非常重视广州起义，派出多名代表直接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在一个时期内，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层的会议中，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同他们的上级机关电报、信件往来中，讨论广州起义是最重要的内容。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在广东一省速胜寄予厚望，作出了很大努力。联共（布）、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及其驻中国的代表是广州起义的指导者和决策者，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然而具体指导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在起义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没有接受叶挺立即撤出广州城，到海陆丰与农民起义军汇合的正确建议，从而使广州起义最终失败。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的革命思路为思路，以共产国际的斗争策略为策略，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决议，无论是对的还是错误的，均完全照搬，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自主。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被完全神圣化了，更是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还处在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待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一切指示和决议。因此，当在共产代表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亲自决策并参与的广州起义失败时，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立即意识到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瞿秋白及其领导的党中央决策者们自身就陷在"左"倾的策划"中心大暴动"的工作态势之中，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因此，不难理解在广州起义刚刚失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中只用很少的文字去分析失败的原因，而讲失败原因时，则又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

　　即使在广州起义的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仍未进行认真的反思，审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指导了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在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中国问题预备会上，为了推卸责任，他把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起义没有发动总同盟罢工，起义军不谙巷战，没有构筑街垒，叶挺政治上动摇，指挥不利等。美驻共产国际代表佩佩尔则认为是"组织准备不够"，"时间选择不好"，"争取处于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不够"等等。布哈林则认为是共产党人"没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来举行一次胜利的起义" 。

　　2、共产国际把广州起义作为其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而加以肯定

　　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关于中国革命的某些理论问题，在共产国际内部和苏共(布)党内，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长期存在着分歧。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恰好在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之间斗争最激烈的阶段发生。蒋介石叛变前几天，反对派从根本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奉行的政策，并预言这将导致无产阶级的失败。在蒋介石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反对派的批评更加尖锐。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似乎证明反对派的观点是对的。所以斯大林处于越来越难堪的境地。为了证明自已的理论是正确的，斯大林不得不加紧在中国的实践。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召回了鲍罗廷，派出了斯大林路线的执行者罗明那兹来中国，就是为了实践他的理论政策的。而当时中共的领导由于盟友的叛变以及共产国际的批评双重影响，在思想上也容易接受共产国际中斯大林的理论，所以中共中央在自己仍能指挥的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击，来证明当时的革命形势仍然高涨，大革命并没有真正失败。广州起义就是无数次反击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正如西班牙人费尔南多·克罗丁所说的："中国几次革命暴动无论怎样短暂，都可以用来宣传莫斯科的目的，并用来做为打击反对派的辩证法的武器，就这样，该党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即由左倾机会主义转向了左倾冒险主义，其代价是新的失败和新的牺牲者。最悲惨的插曲是广州起义，这是由共产国际的几位代表直接组织的，……它与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同时举行也不是偶然的" 。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黄平在回忆广州起义时也说过："记得纽曼曾经说过，苏联就要开大会，如果广州能坚持几天，也可以在大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 。罗明那兹则说："广州暴动正是这样的行动，这是一次极重要的历史的试验" 。中共中央则在决议中写道："这次胜利的暴动的基础，无疑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原来政策之正确"，"广州的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国际前期政策之正确的事实上的依据，这亦就是完全证明苏联共产党中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政策的批评是不正确的" 。

　　因此，广州起义后，共产国际认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尝试，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的极其伟大的英雄主义范例" 。对中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样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国际基本上没有作任何评价，而对广州起义则备加赞扬。表明了共产国际不仅认为广州起义是其指导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成果，而且它认可的是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革命和在革命中建立的"广州公社"一类的城市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而不是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农村工农苏维埃政府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的高度重视和其意义的高度评价，自然是秉承其思想的进行重要的宣传。在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就写道："要千方百计解释广州和海陆丰的教训并宣传苏维埃。"

　　3、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宣传的需要

　　广州起义爆发前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暴发前临时中央已经确立了"旗子仍用国民党的" ，"继承国民党正统"的指导方针。所以，南昌起义虽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但仍然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暴动胜利后成立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个以C. 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 。这个政权实质上是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的新的国共合作形式的革命民主政权。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着一些幻想，依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因此，秋收起义爆发之前，即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秋收起义爆发后，还成立了市县一级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秋收起义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种政权形式，实质上与中共中央实施左派国民党策略，在南昌起义中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相同的。两者一的区别是，南昌起义建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试图作为全国性政权机构而设立的，而湖南秋收起义建立的是其下属的省级和县级革命委员会分会 。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转而确定了在苏维埃旗帜下，以建立下农兵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举行暴动的原则，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举起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国共合作后对待国民党策略转变的基本完成的标志，是中国开始苏维埃革命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有着重大的意义，"最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事实上更加证明了中央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的阶段" 。中共中央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广州起义的宣传来达到鼓舞革命士气和革命热情的作用，"……可是广州暴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上实在有极大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意义和成绩"，"所以中央决议案便重在说明这个伟大暴动的全部构造，……以达到群众在其客观可能上都能闻风兴起，使中国普遍走入苏维埃的革命时期，亦即是使这个决议案能给工农群众以积极的影响并将他领导起来！"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中央通过的宣传性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是用欣赏、赞美的笔调去描述起义的经过。 "中央这个决议不容讳言少许带有了一点宣传作用，因为这个决议不单是要普遍散发至全中国，并且要发到各国去。" 以至广东省委揶揄的认为"这个决议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差不多有列宁创造俄国'十月艺术'一样" 。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的宣传意义不仅表现在《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中，还表现在后续一系列要求宣传、纪念广州起义的文件中。如1928年1月12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中就要求"各地党部应当切实研究'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议（决）案中所规定的党的最近任务，研究广州暴动中优点和缺点的教训，正确和错误的政策之经验，而切实的利用到当地斗争的规划和工作上去" 192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一号--举行"广州暴动纪念征求期"的办法》中认为"广州暴动以后，工农贫民信仰我党、倾向我党了，革命的形势越开展了" ，并要求各地征求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党"六个月内增加二万新党员" ， 广东公开征求党员的名额为8000人。此后，就广州暴动的纪念和宣传，中共中央下达了《广州暴动纪念的工作方法》、《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暴动宣传大纲》、《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暴动纪念宣言》等一系列文件，对广州暴动的意义、宣传方法等做了阐述和规定。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署《劳动法》，明确规定12月11日为广州起义纪念日。

　　可见，中共中央以《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为纲领性文件，展开了一系列对广州起义的宣传和纪念。

　　二、广东省委决议案中偏重于批评和追究责任的原因

　　1、起义失败后的激愤情绪

　　南昌起义后，广州起义的准备就开始进行了。至12月11日爆发，经过长期的准备，却在短短的三天就失败了。起义失败后，面对失败、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同志在广州起义进行总结时更多的是带着愤激的情绪从事件本身的一些事实出发来进行总结和批评。"关于政治纪律的决议，确是代表当时一般群众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尚包含有若干失败时的偏激感情" 。"所有材料都证明，工人们中间没有绝望情绪，而有很多怨恨" ，"从广州逃出来的一些人中有这样的情绪，说什么离开那里就要"给资产者留下一堆瓦砾"  。

　　12月19日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汇报中就曾提到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有："尤其是群众不满意的，就是没有随地枪决反革命……这是事实，也是同志及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十二日，已预备推，但退路办法都未明令负责人，致有敌人来时几乎全部被消灭之事实。这是尤令经过危险的同志及群众不满意的"

　　一些参加过广州起义并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写的材料中，也能看出起义失败后的激愤情绪。如《蔡升熙关于广州暴动情形的报告》中写道，"对此次事的感想：……既以捣乱为目的，就不该种种机关如总司令部、炮兵师、步兵团等等，应该痛痛快快抢一次，抢完后多组些放火队烧成一片空土，如以长久占据为目的，那就一切的计划都不对了，这是负责人员应该不辞咎的。没有一个完整计划退却，各个逃避。致被捕的工人达如许数。"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于香港召开了新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广东省委的同志们由于对广州起义中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极端仇恨，由于对实际指导工作一些失误的强烈意见，形成了极为普遍和一致的愤怒情绪。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罗登贤、沈青、王强亚等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认为暴动委员会的二把手黄平应对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最重大的责任，有人甚至提出要枪毙黄平。会议的主持者李立三不仅未能引导同志们正确对待革命失败后的种种问题，而且导扬了这些错误情绪 。

　　周恩来后来在谈及这次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争论时说："这次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 ，说明当时广东省委确实带有失败后的愤激情绪来评价广州起义。

　　2、中共中央与李立三领导下的广东省委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

　　在中国革命形势问题上，从大革命失败到联共（布）"十五大"召开，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处于高潮。斯大林于12月3日在联共（布）"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

　　广州起义失败后，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 。据当时在武汉决策两湖暴动的李维汉回忆，广州起义失败后，党中央给他的信中对于暴动的认识，已经趋向正确，至少不再是盲目地"进攻进攻再进攻"了。因此，李维汉获得了如下一个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印象：认为当时党中央和瞿秋白"在暴动问题上的认识比原来提高了一步" 。

　　而李立三领导下的广东省委，继续全面贯彻执行11月会议的各项"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的遗毒"、"使党的干部工人化"三项任务 。"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他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利等等。会上，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还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确对待这次牺牲了几千名同志的群众起义，但是李立三根本就听不进去。最后，他采用了惩办主义，决定处分大批同志" 。因此在对广州起义的决议中，李立三领导下的广东省委表现出的更多的在于批评错误和追究责任，表示对起义组织者的不满和愤激。这不仅与前述起义失败后的激愤情绪有关，跟李立三个人的领导也不无关系。李立三自己都曾说：" 省委会议后中央来信有两个意见：第一，认为省委会议是受当时参加暴动的同志一时激愤的反映；第二，我个人对这个决议有所影响 。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谈到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决议时认为，广东省委的决议之所以偏重于批评和追击责任是因为"首先是希望找到一个罪魁祸首，使某个人来为失败负责并承受工人们的正当批评，其次是新的领导（李立三）希望在左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甚至在没有机会主义的地方也同机会主义进行过火的斗争" 。

　　这里固然有李立三个人主导的作用，但这种不统一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个人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内指导思想的不统一。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4月下旬接到这个决议案后，立即开会讨论，并于4月30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决案之一般方针" 。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等没有亲自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预备会和全会的讨论，同时由于客观形势要求中共中央街道第九次全会决议后在尽短时间内贯彻下去，他们没有能仔细领会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的转变，因此，尽管中共中央在4月30日的通告中明确提出了制止盲动主义问题，但是在思想认识上，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任务等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以至有后来的立三路线的出现。事物总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也是如此。中共中央与李立三领导下的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不同评价正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它最终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熟。

　　二、 争论的意义

　　1、有利于还原事实的真相

　　在中央与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讨论的过程中，有许多事实的争论，尽管中央认为这些不合事实的地方"大都是程度的浅深数量多寡合言论上出发点的差别，或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尚未有做到，并非是原则上的冲突或是故意造谣" 。但历史事实应该被还原和尊重。在《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中就曾指出16条广东省委认为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在《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中，就单独列出了"事实问题"一节，就一些事实问题进行阐述。对于事实的争论不仅仅是在这两个文件中就得以还原，在争论过程中所有亲历者的表述以及为此而召开的各种讨论会，都在相互的质疑、对照中，使得事实得以还原（具体事实不属本文探讨内容，在此不详述）。

　　2、促进党内民主建设

　　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就被迫全力投身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也许注意到了如何严格组织纪律，如何发展党员人数、壮大党的规模，而对党内的民主建设问题却没有过多精力去考虑。稍后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使党内民主建设更成其为薄弱环节。但是瞿秋白较早地注意到了党内民主建设缺位的问题，中共四大以后，他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通过改译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在党内首倡民主与集中的思想。当然这种理论育传对当时党内民主建设进程的影响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大革命期间的党内民主空气并非浓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民主建设又而临新的问题。1927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但普通党员对党内民主问题的理解颇为偏激，以为党内民主生活就是各个同志可以自由行动、一般同志各自发表与党小同的意见，才算是"活泼泼"的气象，既要民主化，便不可以批评，等等 。

　　1927年12月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贯彻11月扩大会议关于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精神，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指出："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务「必」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争论无疑是11月扩大会议后，党内民主得以发展的体现。争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争论的态度是郑重的，是通过组织的渠道来发表意见和申明观点的，有关的文件、通信，多数已在《中央政治通讯》和《广东省委通讯》发表。中共中央还将分歧、争论的原委通告全党。中共中央在做出决议案后，仍致广东省委信中指出："关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惟有一个声明：根据广州暴动的全部事实，中央、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均保留一个批评权，因为国际代表所根据的事实还不是全部。因此，中央亟望省委速讲广州暴动的全部材料及省委扩大会的结论寄来中央，以便做这个议案大纲的补充" 。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的讨论过程也是充分体现了民主的，不仅召开扩大会议，并且要求"各县、市委必须详细将此次会议对广州暴动决议和讨论的经过在各支部报告，省委并尽量让同志讨论，并造成决议寄来《省委通讯》上发表，如有不同的意见，并可尽量的发表" 。中央与广东省委在关于广州起义讨论的书信来往回合，体现了上级领导机关与下级之间的民主。因此，李立三说"过去党内很少政治的批评，甚至不敢批评，尤其是对于高级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此次会议，一扫过去小资产阶级碍于情面的把戏，彻底批评，从错误中找到正确的教训。能够自己批评自己，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在群众面前，才能得到正确教训，从这些教训中产生正确的策略" 。

　　尽管在争论的过程中是民主的，但是这种民主不是无止尽的民主。争论的结果是"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 。无疑这次争论是对党内民主发展的又一促进。

　　1928年初，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广州起义的争论，是因为广州起义结束不到一个月，作为一个事实，它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许多问题，由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冷却或沉淀，看不清事实。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从各自的立场去分析和评判，难免会产生分歧。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过分服从，使得其身陷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而未能意识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其曾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实践的一个检验成果，因此对广州起义共产国际给予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所未有的肯定。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言，广州起义标志苏维埃时代的到来，因此具有鼓舞革命热情的宣言意义。从一个政党的首脑角度，中共中央更多的将广州起义作为一面宣传的旗帜。因此，中共中央的决议更多的是强调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而就广东省委而言，许多人亲自参与到这场起义，更了解和关注起义本身的许多事实性问题。在失败后的愤激情绪中，更容易展开批评和追究责任。这里面，不能忽视个人--李立三的作用，但是更是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的不统一，所造成广东省委有着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分歧。而这场争论本身，它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还原了一些历史的原本。争论的过程更是促进了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向前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