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民与工人、士兵被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柱石。然而作为以工人为重要力量的中心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实际采取的是军队做前锋，工人为主力，农民响应配合的战斗策略。农民暴动在牵制敌人兵力、掩护广州起义部队安全撤退方面固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广州起义本身的成败影响却微乎其微。广州起义的失败，恰恰证明夺取中心大城市，力图在一省或数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仿苏模式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也正是在广州起义后，广东省委意识到城市的革命已经低落，提出农村割据、保卫广州的策略，为走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

　　农民与工人、士兵被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柱石。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的起义者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在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树立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称"十二月十一日晨四点半钟，有一大部分雄壮的农民革命军武装入城，反革命军队开始有些反抗，随即缴械投降" ；"在十二月十日夜至十一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当时的报纸也纷纷报道说"十一早，广州共党突然发难，占据各机关……同时东西南方农军蜂拥入城"、"参加此次革命者，为共产党系农民军、总工会纠察队、第四军教导队等。"  这就给人一个印象：大批农民参与了广州起义，且在起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细阅史料，发现真实情形与此仍有所出入。本文拟依据现有史料，对农民参加广州起义的人数、装备、经过、作用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一探讨。

　　一、 农军的人数及装备

　　参加广州起义的农民武装有广州市郊一区农民自卫军、广州市郊四区属下的聚龙村农军、花县农军、南海农军和清远农军等5支队伍。关于参加起义的农军人数，向来有两千和几百二种说法。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1928年1月通过的决议案中写道，"暴动时候立刻有几千农民群众加入，他们有许多参加赤军的组织，参加革命的斗争，对于苏维埃政权有非常宝贵的赞助" 。广东省委则说"实际上只有几百人，没有到一千" 。虽然随后中央将"几千附郊农民"更正为"几区附郊农民"，却没有再谈及参加农民的数量问题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在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则报告说，（此次暴动人数）"第一日参加者，工人约二万，军队一千六百余，农民二千。第二日参加者，工人约一万，军队约二百，农民不知。" 笔者认为几百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兹引材料证明如下：

　　1、何清在《起义中的市郊一区农民自卫军》一文中回忆，市郊一区农军在筹备起义时"被编入第六联队，即与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和南海铁路沿线农军合编为工农赤卫队，联队长是赵自选"。"起义的那天凌晨，赵自选领导我们攻打石围塘火车站及芳村花地的警署。我们百多农军围歼了李汉魂驻守车站的一连人，很快便攻占了车站。" 按此说法，农军一百来人中包括了市郊一区农军和部分南海农军，则市郊农军的人数应在几十名左右。

　　2、聚龙村农军成员林杨珠、叶汝棠、林就胜、林焕明等人在回忆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时谈及，"我们把武器擦得油光发亮，以林成佑为中队长，三十多人到横窖集中"。

　　3、卢克文在《广州起义前后的花县农民自卫军》一文中说，"十二月十日晚，我们接到了上级关于参加'广州起义'的紧急通知，欣喜若狂，立即集中三百多人，摸黑分批急赴广州"。

　　4、南海农军方面，农运特派员梁复然在回忆吴勤时谈到，攻打佛山普君圩时吴"身边只有十多个人，枪也不多" 。南海 县委委员谢颂雅在回忆出击大沥的经过时说，他率领三十多个农军从农溪出发，划小艇到窖口与周侠生的徒弟回合，"队伍当即由三十多人扩大到七、八十人"。在与周侠生率领的农军一起挺进大沥后，除选派精悍的农军至石围塘，随同黄谦作战外，"我们在大沥的武装只有二百人" 。可见，南海农军的人数应在400以下。

　　5、清远农军，赖德林等数十名农军又奔赴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的战斗，其中郭金广、白金荣、唐明鉴、陈田、黄丽生、白景辉等6人光荣献身 。

　　6、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谢苗诺夫在1928年 2月15日在莫斯科所写的《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中谈到，"广州周围的农民组织大约有700名成员。暴动时，他们都到广州来了，占领了广三车站，在那里夺取了金库，得意洋洋地用推车把钱运到革命委员会来。

　　综合以上材料可见，农军的人数应在1千以下。有学者曾考证过起义时我方的武装力量，"计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枝；工人赤卫队3000人，手枪数十枝；警卫团300人，无枪械；特务营200人，枪160枝。总共5000余人，1500余枝枪。" 当时作为广州起义主力的工人和军队都分别只有二、三千人，以此为辅证，说明这个农军的数量是比较接近的。

　　至于武器，目前尚无详细的统计资料，但是从"我们农军把十多支步枪收藏在村头的 大松树洞里，到晚上便进行秘密集中活动。"、"周侠生部一个个挥动着大刀砍杀过来" 、（吴勤）"身边只有十多个人，枪也不多" 、" 现市内商店一律闭门，市中除腕缠红带之武装工人、农民，及手持锄斧头之农民外，绝无行人。" 等资料来看，农军手中的枪支数量应该不多，仍以木棍、锄头、大刀、剑仔、尖串等"冷兵器"为主。

　　广州起义的枪声一打响，黄谦、源基、赵自选就率领南海农民赤卫军一团第一营、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一起攻占了石围塘车站，接着，黄谦率领部分赤卫队员和部分市郊一区农军队员一起分散渡河到广州市区参加战斗。另一部分则留在石围塘，继续进攻芳村警署等地。12日凌晨，南海县委委员周侠生和谢颂雅率领农民赤卫军二、三两团攻打大沥。聚龙村农军在王岳峰、林成佑的带领下，赶到公安局，参加了攻打观音山、搜捕土豪劣绅的战斗。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有部分队员参加了敢死队，与敌人在象岗山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花县农军在刘绥华、刘胜侣等人的带领下，星夜赶赴广州，参与攻打省长专员公署，正法了省府参议员、花县恶霸冼少甫。随后又连夜赶回花县，拆毁了粤汉铁路的部分路基，阻止国民党反动军队从韶关回师广州，掩护广州起义部队安全撤退。综览农军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可见由于人数不多和装备的简陋，农军从军事意义上讲只是起到了破坏交通线和军事助威的作用，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对比中央常委"广州市郊及中路各县农运，须注意各地暴动向广州方面之会合及水陆交通之破坏与各乡村暴动之蔓延相并而行"的部署 ，仍有很大差距。邓中夏在总结广州起义的教训时，也把未能发动农民暴动视为失败的原因之一，"市郊及中路农民运动一向未做好，差不多市郊农村中没有共产党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这次暴动市郊农民由数百人占领广三铁路车站，兵工厂附近亦有百人起来，然而没有立刻发动几十万的市郊农民暴动，围护广州并截击白军，……于是广州的暴动便陷于孤立。"

　　二、农民未能广泛参加广州起义之原因

　　广东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的旗帜下，在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领导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迅猛。1926年5月，有组织的农民已由二十一万人增加至六十二万人，有农民组织的县已从22个增加至61个，农民武装队伍已达三万余人。在中路方面，广州市郊、南海、花县、中山等十三个县地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十万一千多人。 广东农民的人数众多，为何在起义时只有寥寥千人参加呢？笔者以为，其原因有二：

　　（一）四一五清党后，广东农民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清党一开始，李济深就出动军警查封农会，逮捕职员，收缴农枪，搜捕农军。土豪劣绅和民团也借机对农民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中路各县更是遭受摧残最烈的地方。 在广州市郊，一区农会和二十四乡农会遭军阀李福林第五军及民团的摧残。农会被封闭，村庄成焦土，农会会员被杀害者不计其数。南海发生民团串匪焚掠农村的惨剧，光上塘一乡就被焚毁房屋百余间，所有衣物、谷米、耕牛等洗劫一空，会员失踪及烧死妇女幼童无算。中山县的容炳文、容联芳等人，率领民团大肆搜查农家，胁迫农民将自卫枪支一律收缴，私刑枪毙1人，重伤10余人，"现各乡农民流离失所，为状至惨，田野间一种荒凉景状，为从来所未见" 。顺德杏坛乡附近的农民，假借"讨赤"的名义，率领匪徒六、七百人，拥入该乡上下各约洗劫，放火焚烧百余家，伤毙男女多人。"难民万众，无家可归，连日携扶老幼，分逃来省，络绎不绝"。 为此，省农会改组委员会向总司令部呈报称"现值政府肃清共产党时期，各地防军民团土豪劣绅等不肖之徒，假借共产党之名义，实行焚烧农村，掳禁农民，围剿农枪，抢掠焚杀，种种残害，冤惨万分，若不迅赐维持，则恐无噍类等情"。 省农会也说"关于这种事件，省农会每日接到各县区乡农会的报告，最少也有三四件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革命时期所培育出来的农会组织和农民武装早已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大多农会被土豪劣绅接管，许多农会骨干和会员流落他乡，少量农军武装被迫"逃到山沟田头，昼伏夜出" 。反动派则得意洋洋地宣称广东各属之"农会农军已经肃清，可无阻碍抵抗之虞"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广东省委一早就开始筹备进行农民暴动，然而广州起义爆发后，市郊及附近各区县仍然只有少量幸存下来的农民武装能够及时投入到战斗中去。

　　（二）广州起义的时间提前，使原拟与之配合的农民暴动事实上多在起义即将失败或失败后爆发，发挥的作用有限。广东省委对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向来都极为重视，在广州起义的筹备过程中曾多次提出"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 ；"为要保卫广州之胜利，则须各地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有把握。尤其是海陆丰暴动必须向惠州之南部平山、淡水发展，直趋广九路，与东莞、宝安之农民联合，以保护广州之暴动胜利"的意见 ，并派专人到广东各地发动和指挥农民起来革命。中央常委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给陈独秀的信中也说"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其经济问题……但是，据报上的消息推测起来，这次广州的暴动，大概是敌方（汪精卫的青电）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们不能不早先动作的，因为农民协会的大会还没有能开，四乡农民暴动的发动还没有起来" 。可见，农民暴动和广州起义同时进行，把农民暴动作为广州起义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当时党内从中央到广东省委、广州市委都一致赞同的观点。然而，由于形势急迫，原定12月12日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经历短短的三天迅速失败。而各地支援和响应的农军根据广东省委的通知，集中在12月13日-15日起义。例如宝安的农军，原准备在广州起义的当天乘火车直抵广州参加起义，但欲起事时已得悉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只能临时将支援广州起义的计划改为攻打深圳和县城南头；东莞农军，原拟攻打虎门，因广州起义爆发后敌军加强了戒备，只能放弃暴动计划；顺德农军400人按原计划乘船开往广州参加起义，途中探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被迫折返；澎湃在得知起义后，曾率领海陆丰的农民武装兼程前往广州支援，在进军途中就听到失败的消息，才又折回海丰。由此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各地随后而起的这些农民暴动在牵制敌人兵力、掩护广州起义部队安全撤退方面固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广州起义本身的成败影响却微乎其微。

　　三、结论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尽管从共产国际顾问、党中央到地方都把农民暴动作为广州起义胜利的先决条件，然而作为以工人为重要力量的中心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实际采取的是军队做前锋，工人为主力，农民响应配合的战斗策略,使农民的力量完全没有得到发挥。广州起义的失败，恰恰证明夺取中心大城市，力图在一省或数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仿苏模式是行不通的。也正是在广州起义后，广东省委意识到城市的革命已经低落，提出"要夺得全广东政权，当然不是马上在广州暴动，而是要东、西、北江各县极力发展暴动，形成割据局面，并向广东包围"，初步确立了农村割据、保卫广州的斗争策略 ，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