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州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而进行的武装起义。广州市委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策划与发动。在广州起义前夕，广州市委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起义的宣传组建宣传队，在广州市内做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工人赤卫队在广州市委的领导下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并秘密接受市委领导的军事训练，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基本武装力量。广州起义爆发后，广州市委的多名同志参与了起义的军事技术指挥工作，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还与各路起义部队与工人赤卫队一起，到前线指挥战斗。虽然，广州起义最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广州市委在广州起义中发挥的领导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它是党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而进行的又一次革命斗争。众所周知，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的，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中共广州市委在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参与发动了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拟就广州市委参与领导广州起义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 中共广州市委的成立

　　广州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地方组织的城市之一。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广州地区的组织是省、市合一的，并没有市委的独立建制，广州市的基层组织都直接由广东区委领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正当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关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为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决定单独组建中共广州市委。四月十七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区委机关暂时迁往香港，另在广州成立中共广州市委，继续领导广州地区的革命群众坚持同敌人斗争。四月二十二日，在广东区委书记赖玉润和区委组织部长穆青的主持下，广州市委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告市委正式成立。广州起义前，广州市委书记由吴毅担任，但为了有利于广州起义准备工作的进行，省委（此时区委改为省委）加派了省委常委黄平任市委书记，工委书记周文雍、宣传部长徐彬如、组织部长麦裕成，上述人员及季步高、罗登贤、何振武、沈青等为市委委员，充实了广州市委的力量。

　　广州市委创立伊始，面对的就是敌人疯狂的搜捕何屠杀。会上，市委作出了四项决定：⒈重新整顿市区各党支部、各工会组织；⒉依照区委决定积极进行工作；⒊在"五一"劳动节时，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各工会举行纪念集会；⒋以广东济救会的名义，救济、营救被捕同志何工友。市委成立后，即深入基层，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领导各工会与官派的"改组委员"作斗争，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还秘密发动工人组成"自救团"、"义勇团"、"剑仔队"、"工人利益维持队"等工人武装。

　　二、 广州市委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九月，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广东省委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撤离广州到香港，准备在起义胜利后才迁回广州，因此，广州起义的大量筹备工作都由广州市委组织实施。广州市委参与广州起义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广州起义的宣传与发动

　　粤桂战争爆发在即，广州兵力相对薄弱，广东省委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争"的策略，制定了广州武装起义的计划。

　　广东是大革命时期的根据地。中共广东省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革命舆论与夺取政权的密切关系，极为重视宣传工作，并在暴动的策略中提出"要注意宣传工作，不要因军事而疏忽之"  。中共广州市委积极响应省委的号召，印发了大量的传单，要求"工农兵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暴动，消灭为个人抢地盘的军阀战争！" 。广州市委还在印发的传单中提出"要求自由、和平、有饭吃！工人要求保障职业、改良生活！农民要求土地不纳租、不还债！兵士要求发清欠饷、不为军阀当炮灰！" 。

　　为使起义时，广大市民知晓苏维埃政权的政纲和共产党的政策，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召集了一次有团省委、团市委、劳动童子团、妇委及各区工代会的负责人会议，要求他们组织宣传队、少年先锋队、青年赤卫队，准备起义用的红布标志、横额和各种标语、传单 。广州市委提出的要求，立即得到妇委及其他工会的革命青年的响应。在陈铁军、李淑贤等人的带领下，工会的女工及"执信"、"女师"等学校的女学生，以办喜事为名，纷纷到各布店购买红布，分头赶制起义用的红标志、横额，绣制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宣传队的队员们也印制了大批传单、布告和标语。

　　起义前夕，广州市委之际响应中共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的号召，在广州市内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为广州各界市民能自觉投入武装起义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工作。

　　2． 工人赤卫队的组织与训练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广州处在白色恐怖中，为了反抗敌人的屠杀政策，迎接新的战斗，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倾注全力去组织工人武装。周文雍和市委委员沈青、李源等同志一起，在工人中挑选了十多名精干的党、团员作为骨干，组织"市委手枪队"，这支队伍又被称为"市委保卫队"，在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后，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他们秘密恢复革命工会和组织革命武装，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力量。

　　八月二十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之后，为了统一指挥和加强领导，周文雍进一步改编了这支地下武装，统称为"广州工人赤卫队"。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夺取广州政权，并发表了暴动宣言。之后，广州市委即着手把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和"海员义勇队"等改编，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月底，工人赤卫队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再次改编工人赤卫队。这时，工人赤卫队总人数达三千多人，共编七个联队，联队下分大队、中队、小队，设有联队长、党代表等领导职务。他们以省港罢工工人为骨干，包括有各种产业、手工业的工人和店员，并组成了一支拥有一百辆汽车的交通队和近百人的敢死队。

　　工人赤卫队大部分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党派广州市委工委书记，起义"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周文雍担任赤卫队总指挥，市委委员沈青、陈郁、罗登贤、季步高等亦积极参加了工人赤卫队的领导工作。广东省委还派了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徐向前等人对工人赤卫队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教他们怎样利用地形，怎样投手榴弹、冲锋等军事知识。由于广东省委已撤离广州，这个重担自然落到广州市委的肩上。十一月中旬开始直到起义前，张太雷、杨殷、周文雍、沈青等省、市委负责同志多次出席和主持召开海员、手车夫、洋务等工会会议，向工人们讲述起义的意义。通过起义政纲和制定起义计划，对工人进行纪律教育。经过广州市委的领导与训练，工人赤卫队严密了组织，充实了军事力量，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基本力量。广州市委在起义前作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3． 参与起义的策动与领导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规定暴动的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并下令"取消广州暴动委员会，统一于市委，市委指挥军事同志一人或三人专做对工农军事训练之工作"  。十一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举行广州起义，派黄平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以加强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力量，分头积极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由香港抵广州，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准备夺取广州政权"。会后，广东省委成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由省委书记张太雷，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市委委员周文雍组成的三人"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广州起义的总机关，下设参谋团，作为军事技术的指挥机关，并有多名市委委员参加。之后任命叶挺为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

　　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作为广州苏维埃最高权利机关，并正式决定十二月十二日举行广州起义。但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中共广州市委设在市区小北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叛徒告密，汪精卫在上海风闻广州即将发生事变，急派其夫人陈璧君衔命来穗，并于十二月九日三次驰电张发奎、陈公博、朱晖日等头目，催促他们立即解散教导团，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封闭工会和禁止工人活动，搜查苏联驻穗领事馆等 。十二月十日，"护党军"敌前总指挥黄琪翔奉命从前线回穗商议镇压起义事宜，同日，省会公安局长朱晖日宣布广州全市特别戒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至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点半举行。

　　十二月十日晚，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召开会议，向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部署了作战计划，分别下达了作战任务。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点半，教导团的枪声划破夜空，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各路起义部队与工人赤卫队在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领导下，按照作战计划，奔赴预定目标，如万箭齐发，全城沸腾。在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听到起义的枪声后，纷纷举起红旗，系上红领带和红臂章，手持各种枪支、铁尺、手榴弹等武器，向敌人发起进攻，夺取各区的敌伪机关，控制了观音山。

　　十二日后，整个形势发生逆转，情况严重恶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发奎、李福林等连夜从江门、韶关各地调兵回广州镇压起义。反革命武装力量逐步聚集广州，开始从四面八方围攻起义部队。中午，李福林部的小股敌人已越过观音山向吉祥路开进，苏维埃政府和起义军总指挥部都受到严重威胁。在总指挥部工作的陈赓奉叶剑英之命率队前往观音山增援，市委委员沈青与徐向前等亦奉命带领工人赤卫队增援观音山。起义部队经过几小时的勇猛杀敌，终于击退了敌人，夺回观音山阵地。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广州起义的英雄们经过三天的英勇奋战之后，决定把一部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这"光荣的战斗"中，广州市委所体现出的组织领导能力，对广州起义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