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其历史意义极为深远。但这次起义也留给历史许多的遗憾，让后人在缅怀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之时，也不得不去分析其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本文只想从当时广州工人阶级的状况这一角度去探究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的阶级根源，从而揭示只有得到最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武装革命才能成功这一硬道理。

　　关键词：广州起义，工人阶级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工农武装起义，至今虽已过去80年,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重要地位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广州起义作为中国城市暴动的一次伟大尝试，虽败尤荣，意义深远。但无论这次起义意义如何深远，作用如何重要，其失败的结果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当时广州工人阶段的状况这一角度阐述其失败的箇中原因。

　　列宁曾经说过："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 。从苏俄等国的革命经验看，工人是城市武装暴动最重要也是最先进的阶级力量，只有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得到广泛而充分地发动，暴动成功才有社会基础。然而当时广州工人阶级队伍成分复杂，组织派别众多，相互间纠纷不断，加上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广州起义的失败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 广州工人阶级队伍成分复杂，新式产业工人所占比例较低，导致其阶级觉悟较低

　　广州自古以来，商业气氛就很浓厚，这种状况到近代就对产业资本的发展造成某些负面的影响。1912年,广东旧式金融资本为2004万元,工业资本为538万余元,前者是后者的372.4%,高于全国300.8%的平均值。而这种比例在山东、河北和江浙仅为102-121%。 由此可见,广州就不是一个近代工业社会，虽然近代工业得风气之先，起步较早，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却远逊于商业。另一方面，广州由于缺乏煤、铁矿及棉花等重要资源,极大制约了广东重化、纺织等支柱产业部门的发展,造成近代广州的工业格局是以轻工业为主的小型企业居多，而大中型骨干企业则较少。正是由于广州"新式生产企业非常之少，现有的仅仅限于交通事业、军用事业及公用事业……除此之外，则为手工工厂，虽然采用机器或电器，只不过为手工之助：如榨粉，辗谷，火柴，榨油，织造，印刷，小机器厂之类。大部份仍系手工业" 的状况，导致广州工人阶级的成分异常复杂。著名工运领袖邓中夏在其《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一文中，是这样分析当时广州的工人状况的：

　　(一)产业工人--为数约近一万七千人，占广州工人全数百分之八·五。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最有觉悟。不过他们的工资比其他工人高得多，各有职业介绍所，为其职业上之保障。因此，他们中间一部份很容易养成"工人贵族"之观念。

　　(二)手工工厂工人--约二万五千人，占全数百分之一二．五。他们工人阶级之地位比较明显，不过他们有一部份与农业社会之关系尚深，故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他们的思想仍然非常之大。

　　(三)手工业工人--约一十二万人，占全数百分之六十。他们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之行会思想。

　　(四)码头工人--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他们生活最苦，亦与农业社会之关系甚深。

　　(五)水上工人--指水上大小船艇工人而言。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不过他们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各有船艇，思想较为落后。

　　(六)店员--约一万二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论其生活可说甚苦，唯他们因营业关系，往往容易养成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他们现在阶级观念尚甚模糊。

　　由此可见，广州新式产业工人较少，手工业工人所占比例较大的状况，导致广州工人中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严重，"在政治上比较自由之地" ，因此工人本身就缺少阶级觉悟，使城市革命暴动的发动工作无法深入广泛地开展，因此在广州起义中"没有能将全广州的工人、店员与一般贫民都发动起来" 。

　　第二， 广州工会组织派别林立，相互间争斗之事常有发生，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广州工会历史可说比北方各地早得一步，然而他的组织却比北方各地都要零乱。" 1851年，广州打包工为了反对工头的欺凌和外国殖民主义的剥削，自发成立了"广州打包工联合会"，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工人团体。1906年广州邮政工人成立邮员俱乐部，是为邮务工会之先声。1909年5月，广东机器研究公会成立，成员包括劳资双方，是广东机器工会的前身。民国成立后，广州洋务惠群工会、广州派报工会等相继成立。到1919年间，广州工会团达26个 。

　　国共合作后，由于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地发展，工会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927年前后，广州"工会的总数有一百五十个以上" 。"广州的每条街都有三个工会的办事处。苦力工人有二个工会，酱油工人有二个工会，海员有四、五个工会，燃料业工人有四个工会，总数只有五百人的清洁工有二个工会" 。表面看，广州的工会虽然发展是非常迅速，但实际上由于政治背景和信仰的不同，这些工会分属不同的系统，呈现零乱复杂的格局：

　　机器工人维持会是一个跨行业的具有职业特征的组织，成立于1920年4月 。国民党右派分子林直勉、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是它的支持者，其会务主持者主要是李德轩、朱敬、汪敬之。该会在使用机械的工人中较有影响。其政治态度是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决心打倒中国共产党" ,成为国民党右派利用的工具。广东总工会是主要由手工工厂厂主、工人、手工业者和店东、店员组成的团体，成立于1922年2月，它依靠国民党右派分子谢英伯、吴铁城等人支持，实际主持人是黄焕庭、陈森、黎端等，其成立的出发点为:"仅有机工会省的组织,也嫌孤单，自宜策动各业工会,为广东总工会的组织",以"防御邪恶势力的侵袭" 。广东总工会极力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其政治态度是"反赤之念,历久弥坚" 。由此可见,机器工会与广东总工会虽为两个系统,但实为一派。广州工人代表会是1924年5月间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支持下成立的。共产党人刘尔崧等为负责人。广州工代会成立后,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大会"认为广东工团分为几个系统,乃违背近代工会统一运动之意义,实非佳象",号召广东各工会组织应"化除门户之见,从新组织全省工会的总联合机关,务使所有工会统一,集中工会力量,以为全省无产阶级之利益及幸福而奋斗" 。但是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站在一起,坚决拒绝与广州工代会联合,亦拒绝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活动。他们宣称其立场"反对赤色职工运动,至为激烈" 。此外，广州地区还有些工会属于互助社派、工人合作社派、无政府主义派，或者无所归属。

　　这种派别林立的格局造成很多的麻烦和纠纷。工会之间为了"竞争会员，争夺会费或公共福利" 等原因，"常常发生武装冲突，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工人在冲突中遇害的消息" 。尤其随着国民革命后期国共两党争斗的日益白热化，国民党当局纵容、庇护雇主工会分裂工人运动，致使北伐后广州工会间的争斗比以前更剧烈，亦更加组织化与军事化。"平行工会之间进行巷战，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会同行会或企业主组织的工会之间进行巷战，在广州几乎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至1926年下半年，"殴斗更加频繁。殴斗完全按兵法原则，而且是在宽阔的太平街上进行。敌对双方举着旗子走来，激战开始。许多工人死去是因为当局虽然宣称中立，实际上支持雇主的工会" 。这种工会间的内讧与争斗，不但不利于工人力量的壮大和工运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间的团结和凝聚力，这也是广州起义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没有将权力交给工会去做许多事情" 的原因之一。

　　第三， 广州的工会组织受国民党的影响较深，而中国共产党却采取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

　　在中国，最早号召工人组织起来的是孙中山。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南下广州，他联合了南方各省地方军阀进行护法活动。9月成立军政府，恢复了由孙中山主持起草约的，后被袁世凯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广州)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 。于是，在广州首先出现了华侨工业联合总会、茶居工会、藤器工会等一批工会。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自兼内政部长．在颁布的《内政方针》中，有"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 等主张。1922年2月24日，广州军政府又颁布了《工会条例》二十条。第一条便规定："凡从事于同一职业之劳动者有五十人以上，得以本条例组织工会" 。这就进-步以法律形式肯定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在孙中山的大力扶持下，广州的工会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据1922年3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载《一年来广州罢工统计》一文中说："一年来广州工界之成立工会者，为数八十余之多"。广州工会数量之多，加入工会人数之众，是上海和北方所远不及的。

　　此外，孙中山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 。并派国民党员到工人中组织工会。如谢英伯发起组织的广州互助总社，下属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是由加入国民党的海员陈炳生、苏兆征(后来参加共产党)等组织起来的。

　　正是由于孙中山对工会这种积极的态度，使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对广东工会组织的影响极其深远" 。这点我们可以从1921年4月21日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 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可见一斑："为了评估工人对国民党的态度，我去过上海矮小泥泞的贫民窟，那里居住着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那里常常见到孙逸仙的画像。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这是因为近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也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自然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 。

　　由于"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 ，因此，早期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领导力量不足，党员数量少，组织不够健等的情况下，对与国民党操纵的工会进行斗争信心不足，并认为成立工会"这个问题更是困难" 。于是，他们没能真正参与工人运动，也没有在工人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香港大罢工期间显示得很突出，对于这次罢工，我们的小组不仅袖手旁观，而且也未能采取援助措施。据罢工期间正广州的马林同志证明，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一直未支持罢工。因此，需要指出，现在我们的小组确实与中国工人运动格格不入，与其没联系" 。这种脱离工人群众的做法，使"中国工人听着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自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国民党算是不令国人那样可怕了。然而共产党仍然令人可怕" 。

　　此外，工人惧怕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的关门主义政策，即"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 。当时介绍一个工人入党，常常要郑重考察几个月，而且介绍工人入党还必须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 ，这样一来就使工会与党的关系变得非常奇怪，在工会中普遍没有党的组织，"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 。这种状况使我党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对工人群众除了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 。

　　"二七"惨案给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识到"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 。因而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加快推进国共合作，以便扭转工人运动低落的局面。国共合作后，广州工人运动的确蓬勃开展起来，"似乎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代表协会多有15万人，但事实上却是危机重重。1926年《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第一，工人代表协会主要靠政治上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由于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国民党省委工人部、农工局工人部的领导人员是我们的同志，任何工会的成立都得通过他们的检查，这些工会不得不加入工人代表协会，因此工人代表协会不是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而成立起来的，而是靠我们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如果国民党右派分子掌握政权，工人代表立即会被赶走，我们指导工人代表协会的权力也会立即丧失。第二，我们仅仅在工会的办公室中进行工作，在工人群众中没有进行任何工作，因为我们的负责同志只在办公室中进行工作，没有主动地与工人群众进行接触，甚至那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同志也已脱离了群众，因此完全缺少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会的组织力量很弱。这是因为缺乏组织基础，如果有一天发生政局变动，这些工会就会马上解散。第三，在工会中还没有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以前我们党没有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自去年我党发展以来，我们党在工会中的工作才逐步有了发展，但直至目前为止，广州的十五万工人中只有三百名党员。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四百多名。但其中党员不到一百名，在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中，只有十二名党员。因此，我们虽然占领了工人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地领导工人群众 。

　　由此可知，广州起义前，我党不但并没有统一派别林立的广州工会组织，而且在工人群众中号召力有限。因此，在缺乏广大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前提下，发动城市暴动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失败也是可以预见的。

　　1927年四一二政变，使上海、华东及华南地区高涨的工人运动骤然遭到镇压。接着，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集团的后尘，实行七一五分共，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政治条件极大地改变了。在广州，从4月15日凌晨开始的清党行动，查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海员工会等革命工会。4月17日，广东机器工会却接收了粤汉、广三、广九三大工会。同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被广东省特委会派员改组。广东总工会则发表《护党救国宣言》，宣称"要绝对服从四月三日上海中央执委监察的解决党内纠纷会议议决办法，井促其实行" 。至4月20日，共产党员、工运领袖和革命人士被捕的达5000多人，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就此消退。

　　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引导，在革命处于低潮，在敌强我弱，在没有人民军队，在没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只依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广州工人赤卫队及郊区农军等6000余人的力量就缪然在中心大城市发动暴动，这无疑是我党领导武装起义不成熟、不理性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成长的一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