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采取具体的分析的态度，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农民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农民问题理论体系。这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共"三大"，以开始关注农民问题著称，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从而构成了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动态考察"三大"前后党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并试图就此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中共"三大"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

　　一）"三大"期间探索农民问题的历程

　　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但我们考察"三大"期间党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不能限于仅历时数天的代表大会，更不能局限于大会发表的文件。

　　1、会前的关注与筹划

　　三大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并不重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承认，"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张国焘则认为，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  浙江肖山衙前农民运动领导人沈玄庐，在1923年9月访俄时声称已脱党，而"原因是中共对农民状况不够重视"。

　　三大的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1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强调要组织"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的反帝联合阵线；并且认定："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计划》还提出了限田运动、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限制租额运动、开始荒地、改良水利等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2、大会中的讨论与规定

　　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讨论了农民问题。据马林记载：代表们提出了"抑或一切依靠工农？"的问题。浙江代表徐梅坤在会上介绍了农运情况，毛泽东则作了农民运动报告。毛泽东与谭平山起草了《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讨论过程中，对于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地主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是大地主多，有些地方是中小地主多，最后没有把土地问题写进"决议案"。

　　党纲起草和修改过程中，也有农民问题的争论。瞿秋白原稿中说"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后来陈独秀将它改成："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除此之外，《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和《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以及大会宣言均有农民问题的规定。

　　3、大会后的继续探索

　　大会之后，三大选举的中央及其领导人，继续探索农民问题。1923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总结了湖南衡山、广东惠州农民运动的经验。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肯定："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并制定了"运动之策略"；《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也有农民运动方面的措施。

　　1924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初步纠正了在国共合作以来党的右倾问题，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趋于强硬。会议通过《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认真研究了农民的现实状况，并就如何实际开展农民运动做出了周密安排。

　　二）"三大"期间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成果

　　一是对于中国国情和农民运动重要性的判断    党纲草案第五部分认为："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下划线处有误，但原文如此--引者）。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认定："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1924年5月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进一步强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

　　二是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安排    党纲草案第六部分《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三大"宣言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也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对于采取有效宣传手段发动农民，有了具体规定。1924年5月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对于如何组织农民已有相当完整的行动方案。

　　三是代表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与政策    三大宣言说："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强调要"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三大期间制定的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改善农业经营条件，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开始关注农民的土地要求。

　　二、"三大"前后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条件与认识的深化

　　"三大"后的一份俄文报告认为："代表大会对农民问题只是在理论上进行了讨论，没有作出实际的决定"。  三大党纲草案的起草者瞿秋白事后也不无痛心地说："这党纲草案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   应该说，"三大"在农民问题并不激进。我们不妨对照共产国际于1923年5月发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以下简称"五月指示"），并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和分析。

　　这份"五月指示"，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强调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全文十三条，有五条主要针对农民问题。"五月指示"是由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定稿的。而其中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政策的条款，则是由布哈林征得季诺维也夫的同意而补充进去的。  "五月指示"，由维经斯基于6月18日寄给陈独秀，但直到7月18日，才到达中国。

　　一）"三大"与"五月指示"的差距

　　通过比较可知，"三大"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远没有"五月指示"激进（甚至不如1923年1月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这种不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运动重要性问题    "三大"决议案肯定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现实性，但对于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缺乏充分的估计。三届一中全会和五月扩大会议有所进步，但也均未达到"五月指示"所说"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的高度。

　　二是工农联盟问题    "五月指示"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而"三大"党纲草案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的提法，与之有相当差距，甚至三届一中全会和五月扩大会议仍没有"工农联盟"字样。

　　三是土地革命问题    "五月指示"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并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做法。但是，三大通过的宣言、党纲草案及各项决议案，均不涉及土地问题。三届一中全会和五月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二）"三大"期间党的土地政策相对温和的必然性分析

　　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收到指示信，而自身又缺乏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直到7月18日才到达中国，6月中旬召开的"三大"，自然无从贯彻。在实践方面，浙江肖山衙前、广东海陆丰，是三大前农民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但其领导人均未与大会。尤其是"海陆丰那时正在陈炯明的统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传，他（指彭湃--引者）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结果，即便毛泽东"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

　　应该指出，"三大"在农民问题上未能贯彻"五月指示"，真正原因不在于没有及时收到"指示信"，事实上，在收到指示信后的三届一中全会，甚至维经斯基再次来华后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也未达到"五月指示"的高度。

　　深层次的原因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和认识水平。"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对农运不感兴趣，也不表态"，陈独秀甚至"还反对农民运动"；  继马林之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本来对农民的作用也估计不足，而多数中共党人的认识也还有限。

　　马林认为："中国人口中，广大的群众是农民，他们虽然贫穷，但差不多都有少量土地"。"像过去俄国农民和现在印度农民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中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听说过象印度和朝鲜农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所以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  "一月决议"正是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只字未提"农民问题"。陈独秀则断言，"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张国焘等人也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

　　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五月指示"缺乏足够的现实可行性。一方面，国民党"完全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剥夺问题的提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还缺乏组织基础。

　　在国民党一大前的讨论中，孙中山和有"左派"之誉的廖仲恺都一直坚持通过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解决土地问题，而"反对剥夺地主（土地）。对此，鲍罗廷不客气地说"用这种方法解决土地问题时，国民党关于使用土地平等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句空话。"   后来国民党制定土地政策时，尽管农民部顾问弗兰克全力反对，"但孙与廖仍然确信，在组织农民协会时期不应进行任何公开反对地主的宣传"，  更不用说实施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组织基础的缺乏，可以从1924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看出："现在我们的组织还不那么强有力，我们的影响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群众那里，特别还没有到达农村"。

　　三）超越"五月指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农民运动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农民运动领导权意识的增强，中共党人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以及中共农地政策，最终超越了"五月指示"，从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农民问题理论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强调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主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四大强调了工农联盟问题。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则认定："没收土地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至此，在农民运动重要性问题上也超越了"五月指示"。

　　三、"三大"前后党对农民问题认识及其深化的思考与启示

　　"三大"之后，中共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考察"三大"前后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仍然具有历史和现实价值。

　　一）贯彻与分析的调谐：共产国际决议的在华执行情况管窥

　　首先，共产国际给"三大"的"五月指示"在中国的贯彻，不是简单的"强迫执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第三国际加入的条件"第十六条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守的权力"。但同条又说，"当兹内乱激烈的时代，国际共产党与他的执行委员会，自应计算各国争斗的不同情形才通过各种普遍的决议，并且审定其可能，才能强迫执行"。这也许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容许中共直到四大甚至更晚的时候，都没有完全执行"五月指示"。

　　事实上，共产国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未强迫中国方面执行、甚至没有完全坚持"五月指示"。1923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之前，就是由布哈林和维经斯基等5人组成的委员会与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代表团进行讨论后通过的。   结果，"决议"没有"工农联盟"和"土地革命"字样；相反，却强调"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国民党一大筹备期间，鲍罗廷又听从了中共领导人这方面的意见，没有坚持激烈的土地政策。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决议，采取的是具体的分析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农民问题的理论过程中，对于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也决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农民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特别是注意研究当时当的具体条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具体的分析的态度。

　　1924年1月18日，在共产党党团会议上，鲍罗廷抱怨国民党方面"完全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剥夺问题的提纲"，并向中共方面征求意见。对此，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都表示在土地问题上不必坚持已见，提出激进口号。毛泽东的观点是："只要我们还不确信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

　　二）合作与联盟的纠葛：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两个联盟的关系，是处理农民问题的关键    按照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革命统一战线中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主要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两个联盟之间，前者是基础，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却是必要的。

　　就三大前后而言，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第二个联盟，则表现为工人阶级在国民党框架内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即"国共合作"。基于农民运动服从于国民革命的考虑，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的利益。

　　摒弃"工具主义"的农民观，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历史证明，不实施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无论宣传工作如何到位，都很难持久地发动农民。"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而且，农民占全人口多数，农民利益本身就是革命的重要目标，"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外"。  中国共产党在"三大"前后，明确宣示了代表农民利益的立场，并提出了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在农民利益层次上，由改良农业条件、减轻农民负担，到满足其土地要求；在土地权益上，由土地的耕种权、收益权，到所有权；争取土地权益的手段也由最终发展到通过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高度。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乃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