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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
  • 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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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决定国共两党首次携手合作大计的大会,对于唤醒民众,壮大两党的力量,迎接大革命运动的高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次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举行。参加"三大"会议的代表共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10余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开会前就在党内有所酝酿,共产国际也作了指示和决议,但在会议上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是:

  第一、关于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的了。"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只有400多名党员,只能做经济斗争,不能做政治斗争,党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马林、陈独秀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他们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主张集中精力于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不同意陈独秀等人的意见。他们片面强调党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认为共产党不应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革命的。张国焘说:"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他的独立性"。又说:"国民党是一个官僚的党,加入去只有使党腐化。"所以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与多数代表一起,批评了这两种错误观点,赞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第二、关于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等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工人加入国民党就会削弱共产党,实际上等于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马林、陈独秀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认为保留产业工人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马林说:"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他主张"职工运动都能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

  代表们经过两天激烈的讨论,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认识:一是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左翼的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二是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以应中国国民党革命之需要;三是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里来,逐步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四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站线,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案。"⑴至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正式确立。

  二、各级组织贯彻"三大"精神,加快了国共合作的进程

  中共"三大"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动员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一些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地区分部,同时,从国民党地区分部中吸收一些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参加共产党。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三大"决定的关于"党内合作"的政策,1923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并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中共党、团员一并加入,凡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建立;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点,促其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行动;我党党、团员必须受我党指挥,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用国民党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组织。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广东区委更是以积极的态度为国民党改组的试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伟大民主革命斗争之中。1923年8月,谭平山以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的身份,率共产党员杨殷、刘尔崧、候桂平等在广州、韶关铁路作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并考察了粤北军事状况。广东区青年团书记阮啸仙到南京参加团的"三大"后,即在香港、广州的团员中传达大会精神,发动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踊跃加入国民党。9月下旬,广东东江前线告急,阮啸仙赴博罗了解战况。共产党员徐成章任大本营湘粤桂联军某支队参谋长。鲁易、徐天标、愈秀松等党、团员加入大本营所辖军队,赴东江作战。10月6日,苏联派驻广州政府代表鲍罗庭一面召集中共中央局驻粤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驻粤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问题;一面在国民党内活动,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开展改组工作。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庭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孙中山认为"鲍君办党极有经验,请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学他的方法。"广东区委也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改组的试验工作。如党、团区委于11月上旬共同成立了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并专门研究、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帮助国民党改组。广州市的各个区也由党、团员共同成立国民运动小组。此时,同志们奔走于国民党中,异常忙碌,积极参与宣传、组织、选举和其他有关活动。中共党组织还经常教育到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团员必须以身作则,顾全大局,以模范行为和良好的作风去影响和推动国民党,这赢得了孙中山和广大国民党人士的信任和好感。各区党部、区分部选举时,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张元恺、周其鉴、张善铭、蓝裕业、扬石魂、沈厚堃、施卜、杨殷、黄觉群、邹师贞、黄居仁、赖国航、关肇康、杨匏安、潘侠夫等,分别当选为执行委员。还有的当选为秘书,主持该党部日常工作。改组试验期间,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还介绍、推荐了大批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广州市国民党党员总数达8218人,两个月内增加了4569人。这就使国民党的组织在广州这个试验区有了长足的发展。

  国民党在广州进行改组的试验工作是在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帮助和参与下进行的,其试验过程是两党成员交流、洽商和合作共事的过程。通过试验,不但密切了彼此的政治关系,共同探讨了党内外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密切了组织关系,解决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何加入国民党的组织问题,如何到国民党内工作等各种具体问题,有效地增进了相互了解,密切了两党成员的关系,从而用事实说明了国共合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能够实现的。

  总之,中共"三大之后,各级组织努力贯彻"三大"精神,为推动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为迎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基本完成国民党改组试验工作的基础上,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等。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的实施,从国民党来说,由于新"三民主义"的确立,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混乱状况得到了克服,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改弦更张。在组织上,由于一大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工农骨干分子的加入,使国民党从一个正在坠落中死亡的党获得了新鲜血液,也摆脱了党务工作长期萎缩、困顿的状况,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对于共产党来说,也经历了从排斥其他党派,到与其他党派进行政治上、组织上实现合作,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从理论变成现实。从而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大团结,极大地壮大和发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阵营的力量。也有利于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使更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投入革命。有利于中共从比较狭小的圈子走出来,从低落的工人运动中走出来,发展自己,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有利于一大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经受火热的斗争的锻炼,增长才干,积累革命斗争经验。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中国。共同的历史使命将两党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终于迎来了中国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⑶而中共 "三大"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前奏和准备,国共合作则是中共"三大"的成果和结晶。党的"三大"对于促进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注释:

  ⑴《"二大"和"三大"》第1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⑵《邓中夏论文集》第526页

  ⑶《毛泽东选集》第353页

  参考文献: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李淑英、肖学信合著《国共合作简史》;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广东省委合编著《中共广东地方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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