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大"）确立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先河，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里程，在中共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笔者参加"三大"会址调查，解此历史之迷，深感"三大"争论的性质、中央局谁任秘书和中共中央机关迁穗等问题还须探讨。

　　一、会址的确认

　　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传说"三大"会址位于恤孤院路东山区人民法院之处。

　　1971年7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请示报告》，10月28日，市革委批复同意。馆内调黎显衡、汪杰、陈为民、张继红、布穗英等人组成"三大"会址调查小组，分4步开展工作：

　　（一）调查1923年的广州党组织活动地点和东山恤孤院路等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先后访问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东山区老居民，所掌握资料，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访问原"三大"代表和寻找历史档案。

　　1972年1月17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向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经批准后，于3月中旬前往武汉访问罗章龙先生（已改名罗仲言），因罗的身体欠佳，每天只能谈话一小时左右，访问了4次。回广州后，将访问记录寄送罗章龙。他修改了访问记录，并亲笔写下："以上谈话记录阅后略有增删，籍供参考。但犹有未完善处，如有疑义，请来信提出，当续作说明。罗仲言于武汉，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同年7月，经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批准，在中央档案馆复印了"中共三大"的文件12份、共64页。其中，"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逮捕的决议"等文件，当年尚未公开的档案，是研究"三大"的重要材料。

　　（三）邀请徐梅坤来穗调查"三大"会址。

　　徐梅坤，后改名徐行之，"三大"前在中共浙江区委工作，代表浙江区出席"三大"。建国后，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早在1971年12月1日，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致函国务院参事室，拟请徐梅坤来穗调查"中共三大"会址，询问其"政治情况及身体条件是否合适。"国务院参事室复函，关于徐梅坤来广州之事须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1972年6月15日，市革委政工组接到省革委政工组电复："省革委会政工组办公室魏耀坤来电，市政工组六月六日报来的《关于邀请国务院参事室徐梅坤来广州协助查明"三大"旧址情况的报告》省革委会单副主任于六月十二日批示：可以找来查明情况，是否复原旧址，要由省委定，或由省委请示中央。"经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后，徐梅坤于10月13日抵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宾馆。晚上，市革委会邓秀芳副主任设宴接待徐老。

　　次日，开始调查工作。徐老不怕烈日与疲劳，走遍新河浦、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街巷寻找会址。当年的东山，房屋很少，许多地方是田园风光。今天，高楼林立，已不见旧貌，会址难觅。为此，邀请了一些当地老居民与徐老开座谈会。徐老听了居民的介绍后，暗淡的记忆逐渐明亮起来，终于找到了与"三大"会址有关的春园、逵园、简园。

　　春园  在会址的南方，位于新河浦路22号至26号，是三栋三层的洋房，建筑风格一致，1923年后又增建了建筑风格相似的28号。春园24号稍有特色，两门柱有一对石狮，铁门上有'春园'两字，屋后另有一幢平房是汽车库，"三大"前后，陈独秀、马林、毛泽东居住此处。当年，徐老在晚上到新河浦莲塘畔散步，常与居住此楼的"三大"代表招手致意。

　　逵园  在瓦窑后街，面向"三大"会址的侧门，是1922年新建的房子，屋项上灰批的"1922"字梯至今仍存。徐老对"1922"字样有深刻的印象。

　　简园  在培正路，位于会址的东方，"三大"期间，徐梅坤看见毛泽东到简园拜访谭延闿。

　　这三栋房屋成为寻找"三大"会址的重要坐标。会址在那里？徐老指出逵园对面有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是"三大"开会的会址。但现在此处的平房（恤孤院路临3号）不是当年开会的房屋。陪同调查的老居民说，当年这里确有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屋，于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现在的平房，是广州解放后建的临时仓库。徐老肯定了"三大"会址在此处，否定了"三大"会址在东山区人民法院之处的传说。

　　为查证恤孤院路临3号位置在1923年是否有一幢两层房屋，从档案馆中找到了1923年8月19日陈定中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从此图看，逵园对面仅有一幢房屋，门牌为恤孤院后街31号。31号与逵园只有一条瓦窑后街隔开，相距17.6英尺。31号四周没有与别的房屋相连。测绘时间是"三大"后两个月，对了解恤孤院路的建筑状况十分可靠，证实徐老和居民的回忆是正确的。

　　会址位置确定后，转入会址的环境、房屋外貌、内部结构、使用建材以及"三大"时室内布置等问题调查。接着，请工程师根据调查结果绘制了房屋的平、立、剖面图，交由技工按图制作了模型。徐老看了模型，高兴地说很像，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10月22日，徐老对《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会议旧址及会议情况》的访问记录作了修改和签字同意。次日，徐老返京。

　　（四）提出复原会址的方案和报告。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1974年1月5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文化组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粤革发[1974]1号）提出："我们拟按照'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复原当年'中共三大'会址的原貌……"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74]文物字第20号）。同年4月24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粤字[1974]28号）。

　　在待中央审批期间，旧址调查小组于同年12月再访问罗章龙，解决了"三大"会议设在楼下等问题。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仍未结束，中共中央无暇顾及此事，没有批复。从1974年至今，又过了近30个春秋，会址复原问题尚未解决，令人遗憾。

　　二、"三大"争论的性质

　　"三大"代表讨论到有关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发生过热烈争论，事后，对争论的性质有多种评说，如"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孟塞维克路线"、"左倾关门主义"等。今天，"三大"历史事件已过去了80年，"三大"的当事人都已故去，他们生前要说的都说了，现在亦未发现新的历史档案。笔者感到有必要对当年争论的性质进行探讨，用更贴切词语代替"左"倾、右倾之说，理由如下：

　　（一）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并无先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没有论及，列宁亦未处理过这样的问题。国共两党合作，采用党内合作方式是新形势下产生新问题，不仅在国民党内有反对声音，而且在共产党内亦有不同意见，是不足为奇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国共合作问题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国共合作问题派生为两个问题，一是要不要合作问题；一是如何合作问题。前者是战略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前者在两次西湖会议已基本解决，后者争议颇大，是中共"三大"需要解决的问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采取什么策略，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讨论中，出现了分岐意见，是革命目标一致下对革命办法有不同意见，应视为正常现象，不能因赞成某种意见或反对某种意见，就视为"左倾"或"右倾"、甚至说"机会主义"。

　　那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幼稚时期，出现一些偏颇或错误亦难免。"三大"通过的决议中，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取的一面，亦应客观地分析。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正确的。"三大"的各项决议中，没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口号，这句话也不是陈独秀原话，是后人批判陈独秀时总结出来的。但此宣言亦有不恰当之处，如希望中国国民党"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①"三大"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时，是重视共产党的独立性。如《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尚未强大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①

　　（三）谁支持谁的观点，在不同问题不同时间都有交叉，不能将不同时间都有交叉，不能将不同意见的"三大"代表分为"正确"、"左倾"、"右倾"三派。"三大"文化没有出现"左倾"、"右倾"之说，是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话。谁支持谁的观点，各人说法不同，如何判定。如罗章龙说"在'三大'大会上，经过争论，多数代表肯定了国际代表和毛泽东等同志意见。"②徐梅坤说："会议就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与"左"倾和右倾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③瞿秋白则认为毛泽东、李大钊支持陈独秀，说："陈--发展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之军事行动与勾结把戏，发动其民主宣传，组织其中之工农为左翼。李大钊、毛泽东亦然。"④张国焘的意见相反，他说："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语调的主要发言者。"⑤

　　（四）"左倾"、"右倾"、"机会主义"之说，产生于大革命失败之后，总结失败教训时，有的同志将失败原因追溯到"三大"确立的国共合作方针而提出来的，没有从国民党右派叛变，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以及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领导人错误来寻找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给一些"三大"代表戴上"左倾"、"右倾"之帽是不够客观的，是受大革命失败情绪影响。

　　（五）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正确地评价了"三大"等问题，没有"左倾"代表与"右倾"代表之说。

　　毛泽东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在广州举行，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参加国民党，同它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①毛泽东又说大革命时期"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②这些评价是十分正确的。

　　上述的"三大"代表的文章或回忆，都是个人意见，不足以代表全党意见。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全党的结论性意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③今天，仍有些党史著作仍认为"三大"有"左倾"代表、右倾代表，那么谁是正确的代表呢？批判"三大"的蔡和森、瞿秋白都没有指出谁是正确代表，瞿还说毛泽东、李大钊支持陈独秀。张国焘则说毛泽东支持他。

　　三、中央局的秘书是罗章龙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5人组织中央局，4人分派各地。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

　　"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会计在工作中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①

　　"三大"中央执委所选的秘书是谁？说法不一。

　　罗章龙说："新中央委员在国际代表住的地方召开了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分工会议，决定由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组织部长兼农委书记、罗章龙任宣传部长兼工委书记，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王荷波负责秘书财务、行政兼监察工作。"②

　　徐梅坤说："'三大'选出的中央叫中央局，不叫常委。陈独秀任总书记，毛泽东负责组织，瞿秋白负责宣传。"①

　　中央档案馆从苏联复印回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记载"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秘书。"②

　　王健英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认为"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原注④是根据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的讲法），"会计罗章龙"。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事年表》认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④

　　从上述材料来看，认为毛泽东任"三大"中央局秘书的根据，主要是苏联复印回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罗章龙关于新民学会的回忆。笔者认为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秘书的根据值得商榷。

　　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亦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报告。"三大"通过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而此文仍称陈独秀为书记。"三大"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没有提出解决农民土地是最大失误。而此文却写着"三大"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没收土地、分给最贫困的农民"。如果不说此文是伪造，则是严重失实，可能是一篇错误甚多的回忆录。

　　至于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提到毛泽东任秘书问题，是他记忆失实。笔者曾多次问罗章龙谁是"三大"中央局秘书？罗先生是否任秘书？他都说毛泽东任秘书或别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秘书。笔者拿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复制件给罗章龙看，他突然醒悟地表示："是当年中共的文件，内容及字体都是我写的，委员长的签名，是陈独秀本人用英文签署T.S.Chen.顺译是'独 秀 陈'，秘书长的签署，是我用德文签署的Leo

　　Dschan  Lung ，顺译是'罗章龙'。我看了这个通告才想起来，当年，中共中央局确有'委员长'之称，而委员长签发文件，要秘书副署，证实了当年党章所规定的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记载，是真实的。"①1974年12月24日罗章龙看了访问记录后写上"同意"、并分别用中文和德文签上自己的名字。

　　综上所述，"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发出"中央通告十三号"时仍是罗章龙副署。毛泽东是否任过秘书，何时担任，罗章龙何时不任秘书，仍待进一步研究。

　　四、中共中央机设穗问题

　　中共中央机关迁广州是共产国际的决定。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提出："我建议我们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广州，至少在那儿公开地进行工作。"②同年7月下旬，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给共产国际代表斯内利特（马林）的指示："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力浦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进行。"①

　　中共中央机关迁穗原因是考虑安全和准备召开"三大"。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8月孙中山抵上海，开始酝酿与共产党合作。1923年初，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是共产党活动较安全地方。为了筹备"三大"，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广州。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指出："当上海加紧进行迫害时，北京的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到那里去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在京汉大罢工以后，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北京回到上海。""因为上海迫害得非常利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②

　　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时间。1923年4月马林仍在上海与党中央的领导人商议工作，4月24日离开上海。同年5月31日，马林给布哈林的信中说：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已到广州。"③由此推断，中共中央机关是5月间迁到广州的。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当年，中国共产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央机关没有挂牌办事。但从习惯上来说，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那里工作，机关就设在那里。在"三大"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些中央委员和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都居住在新河浦24号春园。

　　罗章龙说："新中央委员在国际代表住的地方召开了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分工会议。"①"春园是公寓式的房子，其二楼室内有三房一厅，客厅的陈设，有写字台、有转椅、书架，客厅没有挂什么东西。我们曾在客厅举行了中共三届一中全会。"②（实际是中央委员推选中央局委员及分工）徐梅坤亦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③张国焘说："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④

　　从各种资料分析，"三大"前后，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春园"。到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才迁回上海。同年11月的《中央局报告》谈及宣传工作时，一些刊物推迟出版原因，是"因中局及出版机关迁移之故。"⑤

　　本文所探讨的几个问题，仅是一管之见，有不对之处，望有识之士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