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策略方针，对中国革命更有非一般的积极作用。中共三大伊始，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国民革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革命势力由广东上溯至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的打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三大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①，这些多少导致了这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其中原因较复杂，但从领导责任方面看，笔者以为，陈独秀虽应负一定的责任，但似乎共产国际所应负责任及其他客观致果因素应摆在首位。

　　一、指导失当，定调不准

　　中共三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和参与下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马林、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向警予等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大会的某些决议案为共产国际的意志所支配，个别决议案中的某些决定现在看来可能不是很正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的结果，共产国际应负一定的责任。而作为中共当时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其在以后的言行和指导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得不受此影响。我们可以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的一些函电（如《致拉夫斯坦的信》等）来往中看得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些许轻蔑态度，"经常使用诸如：小组、小团体一类的词汇"。②再看看1923年中共三大前夕（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派至中国全权大使越飞签定之《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其一记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③这从一定程度可以说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起码不是很乐观。我们再看看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三）规定："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④对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条文已为中共以后的言行圈了圈，该做什么，以什么为标杆等都已经不言而喻了。"只有国民党比较是"、"很难另造"与"即能造成"等等字眼，似乎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党当时的领导方向和斗争策略。尤其是"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是挫伤了部分党员的信仰感情，打击了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热情，也使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在后来处理我们党与国民党之间关系问题时（尤其是领导权问题）陷入两难的境界。于是乎，就可能导致党产生了后来的一些失误。而两难的是，如果我们党当时不就此精神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的话，则将"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怎样把握这个"度"，也许非陈独秀一人所能左右吧？！

　　二、以偏概全，颇显武断

　　1927年，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仅仅归结为中共中央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这种主观武断的结论是难以站住脚的。历史证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元的，也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大革命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在共产国际参与下的中共三大的某些决议的规定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与国民党之间关系问题和怎样看待国民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党后来对一些问题应对策略，似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革命的成功。

　　我们再从客观的角度审视，1924年发动的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力量尚较薄弱的情况下发生的，更是在同盟阵营出现蒋汪两个集团相继叛变以及美英等帝国主义蹂躏下发生的，各种矛盾扭成一团，最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火焰被掐灭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伊始，帝国主义势力圈引起了极大恐慌。于是乎列强除了继续支持苟延残喘的北洋军阀之外，还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保卫上海"、下关惨案（亦称南京事件）等事件。

　　此外，帝国主义还采取分裂革命阵营的策略，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寻找新的代理人，终于锁定目标在资产阶级右翼的蒋介石集团。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股臭味相投的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再加上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的支持，蒋介石与革命阵营越走越远，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接着，另一股资产阶级右翼力量--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分裂出革命阵营。终于，如了帝国主义所愿，革命阵营四分五裂，革命力量越来越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想革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是客观的方面。

　　另外，从主观方面看：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确实犯有右倾路线错误，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对革命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虽说陈独秀素有领导作风强硬之嫌，大多数的决策还是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的，决策对错与否不能完全归罪于一个人。另外必须看到：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还不是很成熟，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对各种突发事变的应对能力还比较有限。要面对相对强大很多的各种敌对势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取得成功。

　　而重要的是，当时共产国际、斯大林、联共布及驻代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行的支配和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当时（一直延续到1935年以前），无论从人事组织上还是斗争策略上，共产国际享有非一般的指导权和决定权，正如学者唐宝林所言："陈独秀身边先后或同时站着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以及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他们不是客人，也不是提供一般意见仅供参考的观察员，而是个个手拿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况且莫斯科还掌握着中共的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中央机关报、党的文件印刷费和购买武装工农的武器的费用）和包括总书记在内的人事任免权，等等。"⑤。而这就使革命的指挥和动作直接与共产国际的或对或错的指导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下级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是无可厚非的。

　　三、诿过于人，实属不该

　　历史的沉淀往往能使是非曲直得以明了于世。从现在掌握的原始资料看，大革命的失败，应该不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⑥的结果，而恰恰相反，一定程度是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等的指示和策略才导致的结果。有关学者对联共中央、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作过统计："从1923至1927年的五年中，单是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过738个决议。这还不包括同一时期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倍的决议、决定、命令、训令、指示。从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来看，大革命的全部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带有决定性的，都来自莫斯科。"⑦

　　毋庸讳言，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确实犯了这样一些错误：其一，对敌我分析不足，在统一战线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不够；其二，忽视农民的作用，只在国民党允许范围内处理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开展土地革命以争取得到农民的支持；其三，小看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既忽视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又不去争取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恰恰在这三个关键问题上，共产国际、斯大林等的指导出现了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这也直接引起陈独秀的错误的产生。

　　（一）过高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忽视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量，极力护持国民党"左"派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这是错误的根源。

　　1922年7月起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特地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定国民党是左右革命的唯一力量。共产党的作用只是"支持国民党"⑧这种意志一直延续到中共三大的召开并渗入到中共三大的某些决议案中（如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当时明显重视国民党而略有些轻视共产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党内产生忽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思想的先导，同时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言论的提出也起了催化作用。

　　1925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主义出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这种形势下，陈独秀、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采取妥协退让，以至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领导班子结构异常--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为蒋介石最终篡夺革命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形势下，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依旧认定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中的先锋队"，是中国"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⑨此会中，国民党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国民党右派胡汉民被选为农民国际干部委员，蒋介石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

　　而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在蒋介石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不到一个星期，即3月20日，大家熟知的"中山舰事件"就出炉了。紧接着，5月15日的"整理党务案"也拉开帷幕，此中内容皆为大家所熟知就不累赘了。至此，蒋介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1926年11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只将其视为"中间派"、"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⑩之代表，只应进行经常性的批评。虽然这次会议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人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却又说中国共产党"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11，实际上就是还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争取对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尤其不该的是，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动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作出偏离轴心的判断：1、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已叛变；2、所谓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仍然是民族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以其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接下来自然就是众所周知的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有点不可理喻的共产国际此时（1927年4月21日）仍然为主"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12，认为"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色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B13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一错再错，无疑对陈独秀错误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促成作用。

　　（二）虽然共产国际是赞成土地革命的，但却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开展，这种牵动国民党富绅阶层的既定利益的革命自然就变成一句空话。

　　自1926年下半年起，由于土地革命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代表人物的根本的既定的利益。1926年10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错误地指出："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儿戏的是，斯大林事后竟说："我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14。在左右为难和江郎才尽之下，陈独秀于1926年12月在汉口党中央特别会议上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对汪精卫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妥协。

　　（三）军事上，共产国际过度依赖国民党军队，根本不考虑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左右了陈独秀的军事思想。

　　1924年初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伊始，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帮助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和培养军事干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始终没主动提到建立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军队。与此同时，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却在一步一步得逞。继1924年5月当黄埔军校校长后，以及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后胡汉民和许崇智因涉嫌廖案被逐出广东，蒋介石在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支持下，成为仅次于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紧接着又被任命为东征总指挥，成为实际上的军事领袖；1926年初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其实权力已超过了汪精卫。而此时直接掌握的武装只有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后在北伐胜利进军途中扩大为两个师）。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主张坚决回击蒋介石。而苏联不但不积极交涉，而且撤掉对此事变提出责难的苏联驻广州政府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对蒋采取妥协。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共中央代表布勃诺夫武断地认为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批评广东中共偏重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指责工人纠察队"把根本不是固有的职能也担当起来了"；强调"我们的同志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15这是已知史实。结果，中共中央于1926年4月3日确定对蒋介石妥协并派张国焘前往广州处理善后。

　　就此也罢，1926年4月8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还发表文章，公开否认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4月30日，苏共也在其机关刊物发表文章，以表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5月6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靳斯基公开发表文章再度否认蒋之政变。同时，苏联从海参威运来的武器弹药继续全部交给蒋介石控制的军队。同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仍对国民党军队的革命性作了过高估计。以当时共产国际的权威，这种情况下的陈独秀也只能唯命是从了，什么建立自己的军队根本无从谈起。

　　四、抢先定论，实不公平

　　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内控制中央大权的汪精卫集团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并与蒋介石集团同出一穴，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该惨剧既发，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大革命的最终失败。

　　革命的失败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沉入悲痛的反思和总结教训当中，而此时的苏共却拟《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的文章并于7月16日发表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抢先宣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的是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而中共中央执行的却是一条"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16。如此急于将责任推卸给中共中央的言径的确令人反感，而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也就首当其冲了。事实上，被传统观念称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三大标志事件的"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以及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的让步，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预和指示下的结果。前两件事件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论，在此不作累赘。至于国民党二大，人们不难从莫斯科当时作出的"九二八"指示的内容揣测一二。

　　注：

　　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447页。

　　③同上，第409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9-60页，中央档案局编。

　　  ⑤2002年12月10日（原载《陈独秀研究会简报》2003年1、2期合刊）。

　　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中共领导为何失败》。

　　⑦2002年12月10日（原载《陈独秀研究会简报》2003年1、2期合刊）。

　　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436页。

　　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36页。

　　⑩《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81页。

　　1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83页。

　　12、13《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0页。

　　14《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

　　15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3-376页。

　　1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中共领导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