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征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领导过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1927年在中共五大、八七会议时期，由一个工人运动领袖逐渐成为中共早期的中心领导之一，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苏兆征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广州起义，但他参与筹划起义，他曾经领导过工人队伍是起义的主力之一，正如他的亲密战友邓中夏论述苏兆征在广州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是时所说："东方第一个苏维埃，1927年12月11日在广州实现了。苏兆征同志便是这个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兆征虽未亲自指挥广州起义，但中央指导广州起义的总计划与训令，他是最积极讨论的。因此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认的主要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 同时，广州起义失败后，苏兆征从革命大局出发，认真地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是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人之一。

　　一、苏兆征积极参加筹划广州起义

　　1927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及屠杀政策，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决定在广东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当8月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中共中央便曾指示张太雷、黄平、杨殷组成临时南方局，其主要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指广东、广西、闽南等地--引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8月22日，党中央再致函广东省委，催问"兄处对暴动的工作是否已经准备到可以即时发动?中央对此悬念甚切"。 广东省委接到中央的指示后，表示"此间完全接受紧急会议之决议案，并决定暴动计划"。 后来由于南下起义部队在粤东遭遇了失败，中央认为"在最短时间内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不可能"，于是指示广东省委"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至11月间，由于广东地区发生了粤桂军阎之间互相混战的局面，11月9日于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出席了会议)，研究了上述形势后，认为当前已形成了对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因而又决定举行广州起义。

　　党中央决定委托苏兆征负责主持关于广州起义进行计划的制订等事宜。还在10月间，中共中央便曾考虑：如广州起义取得成功时，应及时成立革命政权；并应在革命政府中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为原则"，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等主要干部"。 11月10日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苏兆征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一起，根据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具体研究和制定关于举行广州起义的计划，送党中央审查批准。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再次讨论了广东方面的形势，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等草拟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强调指出："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极好时机，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个运动，并且于每一个策略的决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扩大会议各项条文，务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实施。"

　　会后，苏兆征恨不得与张太雷一起，赶回广东，与战友们一道直接组织与指挥广州起义的进行。但因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他赴湖北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等人具体领导下，以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共计5000余人胜利地进行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城，当即宣告成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虽然苏兆征没有亲自参加指挥广州起义，但由于他在广东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而被推举为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在他到任之前，则由张太雷代理。当时出版的报纸报道说："本日(11日)上午4时，广州赤卫队五千余人围攻警署。教导团士兵首先响应。广州其余军队或响应，或被俘虏缴械。至上午8时，全广州反动派势力已次第肃清。广州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已宣告正式成立，为政治上最高机关，代表工人、农民、兵士执行政权。广州工人、农民、兵士已经下最大的决心，要拥护苏维埃与一切反动势力奋斗到底。苏维埃职员名单如下：主席苏兆征(未到以前，张太雷代理)；人民内务委员黄平，人民土地委员彭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以赵自选代理)；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起义胜利当天，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用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及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名义，发表了《广州苏维埃宣言》、《苏维埃告民众书》等文件。《广州苏维埃宣言》说："工农同志们：在12月10日夜至11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手里"；"同志们，你们的胜利在革命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洲也是第一次。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宣言"还宣布了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中通过的十项决议，同时指出：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而且到处还有很大的危险；号召广州工人、农民、革命士兵要继续英勇战斗，为保障广州苏维埃政权、为解放全广东和全中国被压迫民众而继续英勇战斗!

　　二、省港罢工的工人是广州起义的重要主力之一

　　中共广东省委在起义前，与广州市委共同加紧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大力开展宣传鼓动等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开展对士兵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以及把工农革命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其中苏兆征领导的省港罢工工人成为广州起义的重要主力之一。

　　首先，广州起义的主力之一第四军警卫团是张发奎回粤后成立的，全团约1000多人。团长梁秉枢是共产党员，领导骨干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该团招募新兵时，省委又选派300多名原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参加进去，改编为第二营。党还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党员军事干部调到该团工作，这样就加强了中共在该团中的力量。

　　其次，省委先后在长寿路、黄沙、芳村、花地、石围塘等地设立党的秘密活动机关，设法联络市内各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派员前往香港、澳门、粤北等地联络被遣散的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及其他失业工人，动员他们返回广州参加起义。并把由苏兆征、邓中夏等亲手培育的"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和"海员义勇队"等工人秘密组织统一改编为工人赤卫队，总共3000多人，分为7个联队。另外，将原省港大罢工时的模范纠察队员组成一个敢死队。还建立了消息局、汽车队等工人组织。由于工人赤卫队员大部都未受过军事训练，省委和市委又派员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军训，授以利用地形、地物、投掷手榴弹等技术，这种训练，直到起义前几个小时仍在进行中。 他们在这次广州起义中，成为了起义斗争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改编成为工人赤卫队，配合起义中的主力教导团、警卫团，攻打敌广州市公安局等重要据点。

　　再次，省港罢工中在苏兆征亲自培育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积极分子，在广州起义中更是发挥了骨干作用。如省港罢工时由苏兆征介绍入党的邓发，起义前参加了工人赤卫队的组织领导工作，广州起义时任第五区副指挥，率领赤卫队英勇作战。省港罢工时亦由苏兆征介绍入党的李源，在广州起义中担任第五区暴动委员，是该区起义领导人之一。省港罢工的骨干分子陈郁和何来，在广州起义胜利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中，分别担任了司法委员和经济委员，等等。

　　一位当年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战士回忆当时选举苏维埃政府成员的情景说："大会选举了十一人为苏维埃政府官员，新的苏维埃主席为苏兆征。他是广州工人，曾领导1925年的省港罢工。他没有参加大会"；"苏兆征是一位好的工人领袖，全部广州工人都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当时远在四川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在报道广州起义信息时也特别提到："共党布告，有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周恩来、苏兆征、何来等十余人署名。"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于1928年1月3日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中也说及："平民行政委员会(即广州苏维埃政府--引者注)在暴动成功后，立即开始实行政府的职权"，"平民行政委员会之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平民行政委员主席是苏兆征同志--1925年省港罢工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围攻下，坚持了三天以后终于失败了。张太雷和许多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但是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苏兆征坚持正确评价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苏兆征从革命大局出发，认真地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是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人之一。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党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1月间，李立三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问题。李立三并没有参加过这次广州起义(起义期间他正在上海)，对起义的情况也没有作认真的了解与研究，看不到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反地却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抹杀了参加起义斗争的广大战士们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勇献身精神。在他主持通过的《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中，主观片面地指责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发动群众"，"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从而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李立三认为原广东省委"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犯着极深的机会主义，不单是不能领导革命，并且是阻碍革命的罪人"。他还实行惩罚主义，对领导广州起义的有关负责人都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组织处分。

　　以瞿秋白，苏兆征等人为核心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广州起义的失败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广州起义的意义，全面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才有利于教育全党，给工农群众以积极的影响，利于党领导他们继续革命。1928年1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文件，分析了广州起义前后全国和广东的形势，以及工农群众的斗争情况，认为"广州暴动是阶级斗争整个儿之发展之客观条件的结果所必然要发生的"，"广州暴动的胜利，完全是靠革命的工农兵士联合力量"。文件还全面地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在帝国主义帮助下，"拚死命的用一切方法来扑灭他们所痛恨的苏维埃政权"；而起义队伍的力量远比敌人薄弱得多，这是起义失败的客观原因，文件同时对广州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给予正确的评价，认为"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了，这一胜利便是一切国家政权都归到工农兵士群众，以广州苏维埃为指导中心"；"这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转移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转移；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的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广州起义斗争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各种缺点错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上，实在有极大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意义与成绩。"中央临时政治局随即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这一文件发给各级党组织讨论，征求意见，准备再作补充修改。

　　可是，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却认为中央的文件"与当时事实多不符合"，而"要求中央根据广东的决议案重行讨论修改发出"。 他还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 表示反对中央的上述文件，指责中央"是替当时指导机关掩饰错误，没有给我们一点正确的教训"，再次提出"省委对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大纲，要求修改"。

　　1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了李立三与广东省委的问题。苏兆征等人对李立三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在发言中同样认为这次广东省委对于广卅暴动的认识大粗浅了；广东省委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会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两封中央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信，表示中央坚决不同意广东省委会议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指出他们"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这一问题上去"，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做既不利于全党和群众正确了解广州起义"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创造的宝贵经验"，而且使党员和群众看不清斗争方向，"使党员不是变成消极便是看重党内争论"。指示信还着重指出："这次广州暴动，指导机关以及负责同志不仅在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对于这一伟大创造，实尽了一切的力量"，现在却要对他们实行组织纪律处分，"事实和理论都讲不通"。

　　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委派邓中夏前往广东代理省委书记，负责纠正这一错误，妥当地处理善后。当年参加过广州起义并担任领导责任的黄平曾就此回忆说：起义失败后，"我和秋白、恩来、中夏、兆征会见时，他们认为立三在失败情绪下这样处理问题是不对的，于是派中夏去香港纠正立三的错误"。 3月初，中共中央又委托周恩来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对于广州起义问题所作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宣布撤销原来广东省委对起义领导人所作的处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