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为开创各革命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中共三大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三大之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迅速兴起，胜利发展，一年多的时间就统一了广东，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不到一年就打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国共两党也在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中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历史深刻地宣示了合则两利、合则共赢的道理。

　　中共三大的历史功绩已永远彪炳史册，许多为三大作出贡献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笔者认为，有一个与党的三大有密切关系的人应该在这里作些补述。这个人，就是我国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中共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杨匏安。在纪念中共成立85周年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落成的时候，恰逢杨匏安诞辰110周年和壮烈牺牲75周年，补述他与三大的关系，也算是对他的纪念。

　　笔者认为，杨匏安烈士对中共三大的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率先研究和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为三大制定国共合作政策作思想准备

　　早在1922年2月，杨匏安在参加创办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依靠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的战略、策略思想。他在创刊宣言中宣告:“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先行的旗帜，”“马克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①表示社会革命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事，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注重工人运动、注重学生运动、注重妇女运动、注重军人运动、“尤其注重农民运动”;对于那些不同政见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也是希望通过政治宣传使他们赶快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我们联合一致进行”。②杨匏安和杨章甫在编辑出版《青年周刊》中，还特意在第七期发表了1922年1月间在莫斯科东方少年革命党会议议定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这个纲要，体现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策略思想。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特提请大家尤其要关注中国、朝鲜、日本的问题。列宁的思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要从落后的具体的经济事实出发，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解决民族压迫和封建束缚问题。为此，共产党人必须特别援助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运动，并且使其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要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结成联盟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①《青年周刊》研发表的纲要则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状况，是列强在中国施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支持封建军阀内争来扰乱中国，贫弱中国，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这种经济的和政治的状况决定，中国的战争分成两段途程:第一段是大的小的资产阶级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段才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②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共产党人联合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是，谁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派呢?单在中国的南方，当时就有孙中山与陈炯明之争，他们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派，陈炯明甚至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之间却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那么共产党人又该支持谁呢?当时许多广东的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是非，受陈炯明的蒙蔽，没有积极执行党中央的“联孙反陈”的政策，犯了严重的错误，使党、团组织几乎陷于崩溃。杨匏安于1922年9月临危受命，代理广东团委书记职务后，立即展开理论研究和宣传，力图把广东党、团员的认识引导到党中央的政策上来。杨匏安利用《珠江评论》当时还能公开出版发行的条件（该刊物一度为陈炯明说好话，暂时未被封杀），于10月15日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的政论文，与广东的党、团员和革命民众探讨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探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杨匏安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 （展）最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这是毫无疑义的。”③杨匏安在这里明白地告诉党、团员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发展很落后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所支持的封建军阀、官僚手中。革命的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封建军阀。孙中山先生发动打倒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是合乎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而背叛孙中山则是“反动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认识要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联孙反陈政策上来，联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杨匏安这篇富有创见的探讨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文章，对统一广东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走联孙反陈的道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共三大制定国共合作政策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文章一发表，就深深刺病了陈炯明，他立即派人查封了这个曾经为他服务过的刊物。

　　二、参加中共三大的具体筹备工作，为三大的顺利召开作了贡献

　　就在中共中央调整政策，努力推进“联孙反陈”工作之时，1923年初，孙中山重新收复了广州，由沪返粤，于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展开重建广东革命基地的工作。他邀请陈独秀、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帮助他工作。为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1923年2月26日来到广州。他在帮助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府、筹划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等事宜的同时，也指导广东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他直接委派阮啸仙取代杨匏安代理团委书记职务，主持广东青年团的整顿工作。④与此同时，他与马林等人筹备召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此而决定把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中共中央专门为三大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由陈独秀、蔡和森、翟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向警予和马林等参加大会的组织工作，分工负责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并决定由中共广东区委协助中央进行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为此委派张太雷作中央的全权代表到广州指导落实此项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加紧落实三大的各项具体筹备工作。广东区委选出谭平山、阮啸仙、刘尔松、冯菊坡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并决定他们要参与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鉴于杨匏安已不兼任广东团委的代理书记，超脱了许多事务，他和杨章甫等人又于1922年参加过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全国一大的具体筹备工作和代表的接待工作，比较有经验，为此，中共广东区委和张太雷决定由他和杨章甫、杨殷等人专职负责中共三大具体筹备工作和接待工作。

　　“三杨”遵照组织的安排，尽心尽力为党的三大服务。他们操心最多的就是开会地点、代表接送、食宿安排和安全等问题。他们经过实地反复考察，最后报请组织决定，在广州东山选定了一栋环境清静安全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作为三大会址。这是一家商人的产业，因房主人出国经商而暂时空置。“三杨”以私人名义把它租下来。这栋楼房地层南边可容纳数十人开会，北边有饭厅，可解决数十人同时用膳问题，而二楼有两间宿舍，可供部分代表住宿。选它作为三大开会的地方，是最好不过的。这个地方就是广州东山现在的恤孤院路3号。为了方便代表们开会， “三杨”还在恤孤院路附近临时租用了一些房子，安排三大剩余代表住宿。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当时的两湖代表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人就被安排住在这个地方。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地方，此后他出席国民党一大和来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都住在这里。

　　由于有“三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中共三大的所有后勤接待和安全保卫等具体工作都全部得到完全的落实，在迎来送往和开会过程它从未出现差错，会议用地、代表食宿、来往交通、安全策应，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大会因此开得很顺利，也很成功。三大代表们对此感到很满意，“三杨”获得了代表们的一致好评，被他们亲切地称为“革命三杨”。①

　　三、为实现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试点工作

　　中共三大胜利闭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为加快实现大会所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采取积极行动，加紧了与孙中山民主革命派的联系、接触工作。孙中山也积极行动，加快了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孙中山于1923年10月19日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聘苏俄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10月24日又委任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谭平山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与廖仲恺一起直接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了取得经验，廖仲恺和谭平山亲自抓广州市的国民党改组试点工作。他们把广州市按警察区域划分，分成十二区域，通过中共广东区委抽调杨匏安等36名优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分赴各区，帮助国民党开展改组的试点工作。

　　杨匏安与潘兆銮一起被派往第十区，负责该区国民党的改组试点工作。在此期间，他们工作十分艰苦、深入，异常忙碌，整天在国民党组织里奔走，尽力活动，如调查阶级状况，进行宣传发动，协助召开党务会议，落实组织事项，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员党籍，指导组织选举，筹建区分部等等，忙的不可开交。在开展工作中，杨匏安十分注意处理好新党员与老党员的关系，通常新党员多为共产党人，老党员为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为消除这些老党员的种种疑虑心理，杨匏安带领新党员以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态度去对待一切，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以真心、诚心、耐心去待人，无私忘我地工作，赢得了一般党员群众的信任，在改组选举中，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分部的执行委员兼代理主席，潘兆銮当选为该区执行委员兼代理副主席。②

　　四、为贯彻三大的国共合作政策，在国民党内做了出色的工作

　　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政策的本意，就是要使国民党通过改组重新革命化，成为各革命阶级的革命联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确认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又接着于1月31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决定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党部组织机构及各部部长人选。杨匏安等大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在国民党中央先后的职务是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中央常委，1925年11月后还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和组织部部长职务。同时他又是中共驻国民党中央党团的副书记。③他进人国民党中央后，在实际上主持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因为部长谭平山身兼数职，忙不过来，他和廖仲恺商量，组织部的一切具体工作由杨匏安负责。

　　杨匏安充分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忠实贯彻中共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事业。他为此作了非凡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在廖仲恺、谭平山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敢于重用共产党人，刘尔崧、潘兆銮、沈春雨、陈延年等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先后被抽到中央组织部来，他们理直气壮地公开打起国民党的大旗，运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去开展工作。他和刘尔崧、冯菊坡等共产党人紧密配合，大力开展统一广州以至全省工人运动工作，通过国共两党党员的联合去带动工人群众的联合，使原来派系林立的广州工人运动基本得到了统一，使已消沉的工人运动又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他甚至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到香港直接参加发动和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推动大罢工成功地爆发起来;他还和彭湃、阮啸仙等共产党人紧密配合，派遣大批国民党特派员去开展农民运动，使自陈炯明叛变后就已消沉了的广东农民运动重新回复和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委派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各地开展建立各级党部和发展组织工作，为国民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输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使国民党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据统计，仅在广东省，在杨匏安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兼广东省组织部工作期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就由一万多人发展到近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而且共产党人成了核心力量。①对此，国民党右派却是非常忌恨的。他们在事后几十年，还对杨匏安耿耿于怀。1956年蒋介石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时，说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之后，“他就推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国民党组织部在“其共产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们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②陈果夫也说: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三个共产党员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在把持;组织部完全在共产党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党操纵之下;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③他们说杨匏安利用国民党组织部来执行其“渗透”工作，使党务处于共产党“主持”之下，这正好说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工作期间，对党的国共合作政策精神理解深刻，执行坚决，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他在组织工作中对国民党进行革命化的改造，是国民革命的需要，历史证明，国民党如无此革命化的改组，共产党如果不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取得革命领导地位，革命就会无从开展，就会失败。而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背弃了国共合作政策的初衷，推行右倾妥协政策所致。

　　五、为捍卫中共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在国民党中央内作了不懈的斗争

　　中共三大制定的国共合作的政策，通过国民党一大转变成国共两党共同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不顺利，它始终遇到国民党右派和敌对势力的严重破坏。因此，捍卫国共合作政策，也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共同任务。

　　杨匏安在国民党内工作期间，自觉勇敢地捍卫国共合作政策成了他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曾经敏锐地意识到以杨希闵为头子的滇军和以刘震寰为头子的桂军“搞事”，破坏国共合作，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封建军阀，被孙中山招募来广州后，一直与右派唱着同一个调子，口口声声要“抵制赤化”，而又养寇自重，自成中心。杨匏安提请国共两党要人提防他们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还在他们驻军附近的芳村设立了秘密联系机关，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为有准备、有计划地打垮杨、刘，粉碎他们破坏国共合作、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作了特殊的贡献。④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为破坏国共合作，相互勾结，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他痛心疾首，不顾个人辛劳与安危，也不顾各种阻力，义无反顾地追查凶手，表现了对国共合作的无限真诚的态度。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在事后几十年还多次夸奖他，说“中共党员杨匏安，他是很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的。”①

　　鉴于国民党右派疯狂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杨匏安在参加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时，和谭平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上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以便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但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政策下，这个计划落空了，在二大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情况下，只是象征性地打击了一下“西山会议派”为首分子，而让主要的权力落到了蒋介石新右派手上。杨匏安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后，国共合作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形势。蒋介石新右派不断进行篡夺党、政、军最高权力、妄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活动。杨匏安为捍卫国共合作的政策，在国民党中央内，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蒋介石新右派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以后，加速向右转，加快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步伐。蒋介石在1926年7月中旬离开广东之前，把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交给他的死党、极右派张静江代理。此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扶植反共势力，挑动工人、农民、学生纠纷，镇压革命力量，破坏革命团结，企图从根本上背弃国共合作政策。杨匏安等人在国民党内的斗争已很困难，但为了捍卫国共合作政策，捍卫国民革命事业，他仍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做了许多阻止国民党向右转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杨匏安与国民党中央常委、监委、各部委里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一起，极力抵制右派搞军事独裁，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其中有一项坚持时间较长的斗争，是“迎汪复职”。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那时认为，国民党原主席汪精卫是左派，只要把他从海外接回来复职，就可以维持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局面。因此，从1926年7月20日召开的第42次常委会议（实为中央常委、监委和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开始，先后共有8次杨匏安参加的常务会议激烈讨论请汪销假复职问题（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一斗争，发展到 10月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于10月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杨匏安、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邓颖超、许苏魂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就是“迎汪复职”的问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曾议案“迎汪复职”，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及张静江代理主席的职务，但遭到了张静江一伙的蛮横反对。②他们说什么“迎汪复职无异于拥汪倒蒋”，还企图提出“欢迎胡汉民”来“抑制汪精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团结斗争，虽然未达到罢免蒋介石、张静江的目的，但最终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暂时维护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当然，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最终都彻底背弃了国共合作政策，背弃了国民革命。但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勇敢捍卫国共合作政策的努力，是不应该被历史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