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华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杨匏安，其事迹报刊多有宣传，为大家熟悉。而他家庭中的三位伟大女性———他的母亲、庶母、妻子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1870年—1941年），香山古鹤村人，出身华侨官宦之家，知书识礼，左右手都能写出一手好字。丈夫杨富祥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她生下9个孩子，只养活杨匏安一人。陈智中年丧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抚育唯一幸存的儿子杨匏安的身上。杨匏安参加革命工作，她认定这是正义的事业，倾力支持，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也义无反顾。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她利用自己年老不太引人注意的条件，接待和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被称为“革命母亲”。杨匏安多次被捕，她深知革命的艰险性。1931年，杨匏安再次被捕时，焦虑不安的她已感到儿子生还无望。当接到儿子从狱中传出的纸条上写着“缝纫机再穷不可卖去”、“不可接受他人钱物”等至嘱时，终于流下泪来。坚强的她，在儿子遇难后回到广州，后来把孙子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中去。她1941年病逝于香港。周恩来对她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称赞她“支持杨匏安搞革命，又支持后辈参加革命，为党做过很多工作”。

　　杨匏安的庶母关秀英（1881年—1964年），原是杨匏安母亲陈智的陪嫁女。她勤劳善良，一家人都非常尊重她，同时也影响了她，使她从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从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经常为党中央机关送信、放哨，或到工厂散发传单。杨匏安遇难后，一家人回到广州，她又到澳门、香港去找党组织。1938年，她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杨匏安的女婿王裕寿和女儿杨绛辉等组成一个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联络工作，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1953年因病回到北京，当选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常委。1964年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杨匏安的妻子吴佩琪（1889年—1937年），香山翠微村人。她勤劳贤慧，深明大义。1916年，18岁的她与杨匏安结婚，从此无怨无悔地跟随和支持丈夫从事革命工作。她先后生下6个子女，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勤劳的双手替人加工肥皂、打零工，帮补家计。她的家是党的重要活动场所，她总是热情接待革命同志，并为之送信放哨。杨匏安遇难后，她携儿带妇从上海逃回广州杨家祠，靠剪纸花卖度日。后来在周恩来、何香凝的关照下，生活有所好转。1937年她病逝于广州。周恩来曾肯定她“在上海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