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益友——钟国祥同志默默地离开人世，我却未能与他最后话别，心里无限悲伤、痛惜。

　　早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前期，我就认识钟国祥，至今已有60余年。在这漫长的征途中，当我还在黑暗中上下求索，苦于报国无门的时候，是他引领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当年日寇侵占下的广州，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带领我们混过日伪军和特务的耳目，闯过重重封锁线，进入抗日游击区。正当抗日战争处于艰苦卓绝的关头，是他带领我们参加东江纵队、珠江纵队，抗击敌、伪、顽（国民党顽军）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把生死置诸度外。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白色恐怖，特务横行，是他帮助我摆脱魔爪，找到党的地下组织，回到党的怀抱。这些往事，至今追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日寇铁蹄蹂躏大江南北。1938年10月21日，广州亦告陷落。当时城内大火，哀鸿遍野。在下乡逃难途中，我的两个亲舅舅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国仇家恨，激发我抗日救国的决心。但那时，国民党政府昏庸无能，消极抗日，节节败退，任由国土沦入敌手，百姓惨遭杀戮。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日夜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可是，我的年纪尚小，只得徒步前往战时省会所在地韶关，继续求学。不久，幸而考上省立文理学院附中高中。那是一所由开明进步的教育家林砺儒当院长的学校，抗日救亡气氛浓厚，提倡探索真理，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社会上有“小延安”之称。在这样的氛围中求学，真是得偿所愿。

　　1941年夏秋间，我在校内参加了秘密读书会，参加歌詠团、话剧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通过这些活动，我认识了一些地下党员，包括在学院教育系念书的钟国祥。他原来在附中毕业，后考上文理学院，因为学院与附中近在咫尺，大家时有往来。

　　早在1939年郁南庚戌中学念高中时，他就已经由赵元浩老师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该校学生运动，反对当局推行法西斯教育方针，反对校方迫害进步教师，反对威迫利诱学生参加三青团的斗争。1940年秋，因为出了叛徒，他因而暴露了政治面目，经党组织指示秘密撤退，转学至粤北连县省立文理学院附中念高中三年级。当时，该校还没有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只有三个党员的党小组，由他担任党小组长。

　　自此，根据粤北省委青年部副部长张江明的指导，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首先，通过建立和发展秘密读书会的途径，吸引愈来愈多的同学参加读书会，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阅读革命文艺书籍，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等进步报刊，组织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启发大家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培养建党对象。自1941年初至同年# 月，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在附中建立了党支部，并由他担任支部书记。他毕业离校后，先后由李树中、李士熊担任党支部书记，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进步同学愈来愈多，成为全校学生中的主流力量。

　　可是好景不长。自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动当局为了把文理学院和附中的进步力量压制下去，首先把深受学生爱戴的林砺儒院长调走，并拟派御用文人崔某人担任院长。由于遭到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当局只得改由省教育厅长黄麟书兼任院长，但实际权力却落在学院训导长、CC特务徐颂平的手中。他勾结学院复兴社特务分子，推行法西斯教育方式，采取威迫利诱方法，在学生中发展三青团组织，箝制学生思想，限制抗日救亡运动。就在这时，发生了CC特务教授领导这次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制教育的学生运动，把当时驱徐的宣言及各种宣传品，寄送至全国各大学、报社及各社会团体，引起极大的反响与支持。终于胜利地把徐颂平及江某逐出学院。通过这场斗争，广大同学深受教育和锻炼，进步力量壮大了，特务、三青团分子被进一步孤立了，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

　　国民党当时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逆流，所以对驱徐斗争采取“迫迁”：把学院从连县迁到靠近广东国民党统治中心韶关的桂头。“折散”：把文理附中改名为粤越秀中学，拆散进步力量。随之而来的镇压就是在学院迁到桂头之后，立即逮捕赖至茂、张启彤两同学，开除钟国祥、许伊等十位驱徐委员会常委、委员的学籍。我们沉着对应，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迫使学院给被开除的同学发成绩单或转学书；迫使当局于数月后释放赖、张两同学出狱。以钟国祥等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那种敢于斗争、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革命精神，对粤北各地反法西斯专制教育的学生运动，和后来的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江某人公然诋毁林砺儒创作的校歌歌词的事件，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把江某人痛责一顿。徐颂平非但不主持正义，反而指责学生闹事，这更激发声讨徐颂平的学潮。作为地下党支部成员的钟国祥，因势利导，和广大党员、进步师生一起，发起组织驱徐委员会，由他和赖至茂、张启彤、徐效鹏、许伊(即许实，又名微音)等担任常务委员。

　　1944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打通粤汉线，发动垂死挣扎的湘桂战争。当时，粤北形势十分紧张，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我们刚刚高中毕业，便放弃升大学的机会，准备组织起来打游击。可是，由于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被破坏，党的地下组织暂停活动，因而得不到党的直接领导，正在苦恼傍徨。恰在这时，钟国祥接到东江纵队政治部的通知，奉令前来粤北，通知我们前往东江游击区参加部队。

　　当时，由粤北各校先后前往参加东江纵队的党员(大批暂停组织关系的党员到了部队后，经过审查都恢复了组织关系) 和进步学生，约达四百余人，先是文理学院附中的学生就达一百多人。今天回想起来，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是有赖于钟国祥和其他同志一起，不避艰险，精心组织此次大行动，安排大家分批行动，走不同路线，经过蒋管区、敌占区，避开敌人的监视，全部安全抵达东江游击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在广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根据市委书记黄松坚的指示，通过赵元浩同志的关系，我先后打进《民族日报》、《大光报》担任记者，通过采访、搜集国民党军政部门和要人行踪消息，执行党交给的秘密工作任务。先后与我单线联系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吴健、崔文光和张森同志。1947年3月，张森同志突然撤退而来不及通知我，因此我的组织联系便暂时中断。正在这时，我通过采访广州行营参谋长华振中，获悉广州行营即将发出“清剿令”，调派第六十九师九十九旅、九十二旅和一五四旅等正规军，并命各地反动地方武装配合，分别对粤赣湘边区各地人民武装力量实施突然袭击。由于我与党的地下组织失去联系，而这个情报十分紧急，为了让党组织及时洞悉敌人的阴谋而有所戒备，以避免遭受意外损失，我便毅然决定及时在《大光报》上透露这个消息。翌日，广州行营便派员来报社追查此事。大光报社长陈锡余找我谈话，说当局追查为何泄露军事秘密之事，并命我去见广州行营参谋处长李汉冲解释此事。我考虑再三，认为去见李汉冲无妨，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有闻必录”是记者的职责，华振中并未声明他的谈话是“军事秘密”，不能公开发表，因此责任并不在我。于是，我依约前往，李汉冲听了我的解释，果然哑口无言。不过，陈锡余却把我“炒鱿鱼”了。

　　为了以职业作掩护，我又通过中山日报社采访主任赵华玲的关系，打入该报担任记者。但不久，国民党省警备司令部派员到大光报社查询我的去向，并诡称是我的朋友，其意图十分明显。得知这一情况后，我认为不能坐而待毙，但又不能擅自离开广州，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于是，我便立即跟在香港汉华中学工作的钟国祥联系，要求他向党组织反映我的情况。他很快与中共香港工委属下财委委员赵元浩联系，因为赵早就认识我，便通知我立即到香港找他。接此通知，我与中山日报社不辞而别，到达香港后由赵元浩同志安排在经济导社工作。经过香港工委财委的审查了解，很快恢复了我的党组织关系。这次我得以摆脱敌人的魔爪，也是有赖于钟国祥同志的关怀、帮助。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在辞世之后，渐渐地甚至很快地被人遗忘。可是有的人，由于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对同志、对友人的关爱忠诚；由于他的高洁品德、无私奉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钟国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他所以令人衷心崇敬、永远怀念，是有缘由的。

　　他一生坎坷，历尽磨难，不屈不挠，始终如一地把自己奉献给人民革命事业。

　　他诞生于国难深重的1921年，早在1939年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机智勇敢地领导爱国的学生运动，积极地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引导大批同学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道路。

　　在斗争残酷的岁月里，他两次奉命回广州建立地下联络站。1942年6月，党组织派他由粤北回到日寇占领下的广州，建立地下联络站。他以“毁家纾国难”的精神，毅然地把自己的家—— 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选作地下交通站（现已获市有关部门批准为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位居闹市，来往行人甚多，而且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便于掩护；加上它东邻汉民公园’ 即现在的儿童公园( ，那里建有一座日本“神社”，派有宪兵驻守，日本鬼子路过此地都要停立向天皇遥拜。“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为此之故，他宁肯让一家人冒此风险。原来他家人不晓得这是担杀头风险的事，后来慢慢地都察觉到了。特别是他的老父，是早年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美洲爱国华侨，而今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心甘情愿地支持儿子干革命。

　　为了工作方便，同他直接联系的地下党负责人虞绍和也住在他家里。他们把搜集到的敌伪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情报，通过交通员送回东江纵队。联络站还负责接送粤北省委、西北江特委，以及东江纵队负责同志往来蒋管区、游击区的任务。有一次，老钟还亲自护送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由广州回粤北。1944年8月至12月间，他又奉命往粤北动员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到东江纵队参军，前后十多批次，约达数十人。

　　1946年5月，东江纵队北撤后留下来的武装力量仍在各老根据地隐蔽等待时机，至1947年春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广东党重新恢复组织武装斗争。粤桂湘边纵又派他回广州，建立交通联络站，为部队采购运送无线电器材、收发报机、爆破用的雷管、电线等物资。同时，他还负责接送地下党员回部队工作，动员进步青年参军等任务。1948年9月14日，为了等候部队急需的手摇发电机由香港运来广州转送回广宁部队时，他和妻子曾还同志在家中，不幸同时被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逮捕。

　　在对敌斗争中，他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两次投入监狱。

　　1945年7月，珠江纵队司令部率部挺进西江新区，在一次夜行军途中遭遇敌人伏击。由于黑夜迷路，他与部队失散，在山中隐蔽时被奸细出卖，遭到反动自卫队的逮捕。在辗转押解途中，没吃没喝，挨饥抵饿。在牢房里被锁上沉重的脚镣，受着敌人百般折磨，几乎病死狱中。但他没有屈服，而是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坚持不暴露身份，由于敌人抓不到任何“罪证”，经过党和亲人的营救，终于得到保释。

　　1948年9月那一次被捕，也是虎口逃生。他夫妻俩被关押在伪军法处看守所，由秘密审讯到特种刑庭审理，敌人在起诉书中凑拼了一大堆所谓“罪状”，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条例”和“危害国家治罪条例”，都要判处他和曾还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写了一份申辩书，逐条驳斥伪刑庭起诉书中所列的“罪状”纯属捏造和诬陷，并全盘推翻在秘密审讯时的所谓口供。

　　恰在其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从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等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大小官僚纷纷乘机捞回一把，以便凑足逃命的本钱。钟国祥的老父通过熟人，疏通了伪军法处的法官，花了四万元港币，又由一家商铺作保，他和曾还才于1949年2月获释。

　　他两次被捕，受尽折磨，几乎命丧黄泉，仍能保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的利益，没有退缩动摇，对党忠贞不二，一旦获释出狱，又立即回到党的怀抱，继续进行战斗。

　　像钟国祥这样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却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打击。初时认为他有贪污国家财产的嫌疑，被宣布停职隔离审查。经过七个月的内查外调，证明他并无贪污，但是在定案时，却以“资产阶级代理人”、“浪费国家财产”的罪名，由西江“三反”人民法庭宣判他两年徒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从此，他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含冤受屈，在狱中度过了两年又十一个月的屈辱生活。

　　出狱后，他满以为可以回家团聚，孰料在这期间，他的老父因忧伤过度而得病去世；第三个儿子也因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夭折。这晴天霹雳令他伤心极了，无法在家中呆下去，翌日便根据农场的通知，前往佛山区党委报到，可是被拒于门外。无奈何，他只得去找老上级、区党委书记梁嘉同志，幸得眷顾，等候了半个多月，终于被分配到国营三水机械农场工作。从被定为最低一级公务员（办事员）做起，他一直在省农业部门工作了十多年。直至“文革”期间，他下放到“五·七”干校，又因历史上被捕的问题，被审查批斗，最后又被宣布开除公职，留在干校监督劳动。在干校渡过整整的十年。

　　在这漫漫长夜中，无论遭受多少不白之冤，无论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也无论遇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从不怨天尤人，不心灰意冷，不改变初衷。唯一抱憾的是，廿多年来他只能徘徊在党的门外，未能恢复党籍。可是，他仍以党外“布尔什维克”期许自己，在艰苦劳动中磨炼，从一个文科大学生自学成为能够掌握勘测设计、编制预算、施工管理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而今省农业系统的一些农场、农校，农科站、试验场……都曾洒下他的汗水，留下他的足迹。

　　拨开阴霾，重见天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大量冤假错案，钟国祥同志也得到昭雪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他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晚年，更加奋发地工作，在暨南大学负责基建工作的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为暨大的建设事业，为解决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而殚精竭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得“优秀党员”的光荣称号。

　　钟国祥把一生献给人民革命事业。在2004年4月7日辞世前几天，他叮嘱老伴曾还：他要静静地离开人世，不要通知所有的故旧老友，以免他们奔波前来吊唁；不要举行任何仪式，不需要坟墓，不需要碑石；他生前写下的自传资料，家人看过后通通烧掉，不需要留下传记、留下名字。他正是把自己视作涓涓之水，终究流归大海。

　　我听曾还同志追述老友的这些遗言，真是感动肺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提笔写下一副挽联，挂在他家中的灵堂，以寄托哀思。

　　联云：

　　数陷牢狱，历尽磨难志不移；

　　一生苦斗，名垂青史慰忠魂。

　　钟国祥享年八十四岁。他以曲折、坎坷、跌宕的一生表明：他不愧为人民的忠实儿子，不愧为党的忠诚战士。愈是艰苦卓绝，愈是百般磨难，愈是蒙冤受屈，就愈显出他一生的光辉。

　　《诗经·小雅》中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文以《高山景行》为题，以表达我对钟国祥同志高尚品德的不胜景仰之情。